他說了話，談了看法，大概都是些大而無當?shù)臇|西，沒有采用價值。時間長了，他的影響和作用漸漸淡去，沒有人再拿他當回事。本來，秦漢時期的儒生，就有光說不練的毛病，仲舒先生無疑強化了這個毛病。

自孔子提出“學而優(yōu)則仕”以來，作官就成了讀書人的一種信念、一種歸宿，很多知識分子通過各種渠道入朝理政，參與政權建設。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憑借知識優(yōu)勢，不斷獲取權力，晉升職務，有的甚至爬到了最高位。另有一些人卻相反，雖然有抱負，有思想，也能勤奮工作，但始終得不到重用，有時甚至還會受到傷害。這樣的例子很多，董仲舒也許更為典型。

據(jù)《資治通鑒》載，董仲舒于公元前179年生于廣川(今河北棗強縣)，青少年時期潛心學習《春秋》，擔任博士時默默無聞，武帝時期露了一回臉，發(fā)表了“天人三策”等理論成果，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曾先后在兩個諸侯國為相，受過一次降職處分，犯過一次死罪，被赦免后，回歸老百姓，在家中著書立說，直至亡故。這個人有德有才，也積極要求上進，但在政治上作為有限。考察他的生命過程，不難發(fā)現(xiàn)，他有明顯的弱點，這些弱點構成了諸多障礙，制約著他的升遷和進步。

他有一種嚴重的務虛傾向，不關心具體事務，會說不會做是影響他升遷的第一道障礙。董仲舒長期擔任博士，職級不高，地位卻重要，能參政議政，和皇帝說得上話。朝中每有重大問題，或是皇帝拿不準的事情，一般都交給下面討論，博士就是參與討論者之一。許多身為博士的官員，就是利用這種時機，通過發(fā)表政見，引起了領導注意，從而得到提升。仲舒先生入朝前已有名氣，如果循著別人的路子，利用博士這個平臺，充分展示才干，肯定會有很大的前程。遺憾的是，他沒有這樣做。考察他的任職表現(xiàn)，可以看出，他的追求比較宏觀，有務虛傾向，不怎么熱心具體事務，不善于做具體工作。任博士多年，他無數(shù)次參與過討論政務，卻沒有留下多少真知灼見，史書上也沒有他的發(fā)言摘錄。也許他說了話，談了看法，大概都是些大而無當?shù)臇|西，沒有采用價值。時間長了，他的影響和作用漸漸淡去，沒有人再拿他當回事。本來，秦漢時期的儒生，就有光說不練的毛病，仲舒先生無疑強化了這個毛病。即使在他提出“天人三策”等重大理論后，武帝也仍然懷疑他的行政能力。他也許郁悶過，也想改變這種不利局面，可他沒法克服自己的弱點，改變不了專事務虛的喜好。那么，當了多年博士，他都干了些什么呢？主要做了兩件事，一個是學習研究，另一個是教書授徒。因為過于專注，他曾“三年不不窺園”，經(jīng)常“下帷講誦”，整個兒心無旁騖，潛心讀書授徒，學習精神感人至深。現(xiàn)代人醉心學業(yè)者大有人在，也曾留下很多美談，但比起老董來，實在不值一提。仲舒先生的博士生活是平靜的，天天捧著竹簡，學而不厭。他學了些什么呢？司馬光告訴我們，該人“少治春秋”，似乎也兼學別樣，既不但學《春秋》，學諸子百家，也參考了一些旁門左術。畢竟，官場不是學校，學問也不代表能力，如果你過于務虛，能說而不會做，那你就得受點委屈，職務上不能有過多奢望。

他廉潔清高，品行端正，但不善于領會上級意圖，不適應皇帝的用人方略，不懂升遷之道是影響他升遷的第二道障礙。漢武帝雖然傾心儒術，骨子里卻好大喜功，追求霸業(yè)，為了這種需要，他用人路數(shù)多變，大體是重視能力，忽略品行。

仲舒先生的確想有所作為，早點兒進步，但不揣摩武帝的用人策略，不主動適應選人需要，只按自己的想法為官行事。博士是個學官，既無財權也無人權，他安于崗位，從未動過調到權力部門的念頭。他很注重道德修養(yǎng)，有一套自己的行為準則。當博士時，他“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向人展示的是一個謙謙君子的形象。在江都王手下為相時，他一如既往，“正身以率下，數(shù)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這樣一個人，如果換個朝代，肯定升遷有望，但武帝時期不行。武帝用人不重品行，他卻品行端正;武帝用人看重能力，他卻很少展示才干。這樣，在干部的提拔使用上，他完全走出了武帝的視野。他不是故意較勁，這對他沒有半點兒好處，如此行事，完全是品性使然。這里，還應該提到一個叫公孫弘的人，該人曾研習過《春秋》，和老董同朝為官，也都從博士起步，但人家進步極快，從博士到左內史、御史大夫，直到當了丞相，這時的老董依然頂著博士頭銜，在原地踏步。究其原因，就在于兩個人為官行事完全不同。公孫弘有才，但虛偽，喜歡作秀，善于迎合。他位居三公，卻假裝艱苦樸素，蓋布被，吃素食，后來被人揭穿，他當著武帝的面也承認是在作秀，武帝卻認為他誠實謙虛，倍加信任。這種事董仲舒肯定想不到，也做不出來。還有一次，公孫弘和大臣們商量好了一件事，打算向武帝匯報，武帝卻說了相反的意見，公孫弘馬上隨聲附和，點頭叫好，有人看不慣，再次揭穿他的把戲，說他沒立場對皇帝不忠，他還是故伎重演，認錯，也狡辯幾句，武帝認為狡辯有理，反而更加敬重。公孫弘這套手法，老董根本不懂，學都學不會。在官場多年，仲舒先生始終沒搞明白升遷技巧，不懂官場潛在規(guī)則，不會看人眼色行事。這樣的人，武帝是不喜歡的。

他明白機會的重要，也曾輝煌過一次，但他不會趁熱打鐵、順勢而為，被動等待是影響他升遷的第三道障礙。仲舒先生經(jīng)過多年苦修，完成了理論構建工作，接著就是等待機會，以便向武帝做具體闡述。官場機會多多，小打小鬧沒有意思，大機會才有大影響。他就像個苦練多年的歌手，候著某個最佳時機，以便在舞臺上一炮走紅。這時候武帝剛剛執(zhí)政，清靜無為的理念大有市場，竇太后偏愛《老子》，惡心儒學，同時還把持著朝政。

仲舒先生盡管不夠敏感，但也清楚老太后的心思，所以，一直保持沉默。公元前140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一百多號人，從五湖四海匯集而來，聽武帝出題，然后作答。老董知道時機已經(jīng)成熟，參與了這次賢良對策。武帝圍繞天下治亂連出三題，每題又有多問，董仲舒也不含糊，一一予以回答。

在這段被稱為“天人三策”的答對中，董仲舒以儒家學說為基礎，具體闡述了天人感應理論，主張興太學、求賢才，特別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這次對策，老董做了充分準備，相信這個理論會產(chǎn)生影響，會得到武帝贊賞，說不定還會受到重用。這個時候，如果他趁熱打鐵，再提幾條具體的政策措施，或者順勢操作一下，私下里做點兒工作，那么，預期的進步?jīng)]準就能實現(xiàn)。但是他什么也沒做，只是背動地等候，最終等到了一紙外派任職的命令，地點是江都，職務是相。這似乎也是重用，畢竟比博士多了點兒權力，待遇也高出許多。在江都，他又回到了當博士時的老路，規(guī)規(guī)矩矩，非禮不動，據(jù)說還真的受到了江都王的敬重。

他是個好人，從不越雷池半步，但缺乏防范意識，得罪別人自己卻渾然不知，無力自保是影響他升遷的第四道障礙。宮廷斗爭，永遠存在，斗爭的理由千奇百怪，你可能會得罪人，會妨礙別人進步，甚至會被某人某事株連，如果不加防范，就不能自保，更談不上升遷。老董以為自己不爭不斗、不黨不派，完全可以獨善其身，用不著防范什么。這種心態(tài)最終讓他吃了兩次大虧。一次是無意間得罪了人，反被該人施以黑手。這個人就是前面提到的公孫弘。老董看不起他，說他當官靠的是阿諛奉承，這話一來二去就傳到了對方耳朵里，公孫弘表面不動聲色，背地里卻惡意運作，把董仲舒弄到膠西王那里為相。膠西王一貫胡作非為，濫殺官員，早已聲名狼藉，在這種人手下工作，隨時都有送掉小命的可能。老董盡管遲鈍，也知道自己遭了暗算，只好被迫辭職。另一次是意外地遭到了小人陷害，差點送掉老命。具體過程是，老董曾癡迷過災異現(xiàn)象，某年，遼東高祖廟和長陵帝廟發(fā)生火災，他在家里推演火災緣由，并聯(lián)系實際評判政治得失，寫好草稿，未及上送，卻被一個叫主父偃的人竊走。這個人就像特務，善于收集別人隱私，然后秘密告發(fā)。這次也不例外，他把老董的手稿秘送武帝，捎帶著說了很多壞話。武帝很生氣，把手稿交由儒生討論，有位叫呂步舒的人認為，這篇東西愚蠢透頂，有譏諷國家領導人之嫌。呂步舒是董仲舒學生，似乎有點兒笨，沒看出文稿是老師的手筆。這樣，老董沒頭沒腦地犯了死罪，不過，武帝沒動殺機，很快下詔赦免了這位謹言慎行的老人家。從此，老董離開了官場，重返書齋，徹底中止了升遷之夢。這種結果，不知他老人家是否遺憾，是否悟出點兒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