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黃并不是到了現在才有的，早在戰國時期便有了“掃黃”措施。那么，我國古代是如何“掃黃”的呢？

春秋時期管仲設“內閭”，國人“非之”

有不少性學家認為，人類最早的性工作者出現在公元前594年，當時古希臘雅典城邦第一任執政官梭倫創設了“國家妓院”。實際上這個“最早”應該屬于中國古代女子，早在公元前645年的春秋時期，在今山東境內的齊國，便出現了一批性工作者。當時齊國上卿管仲在齊桓公的宮城中設立“內閭”，一次就安排了多達700名女子入住其中。“內閭”也稱“女閭”，即官辦妓院，比梭倫所設的國家妓院早了半個世紀。梭倫創設國家妓院的目的，是為控制和減少當時雅典城內日益嚴重的淫亂現象，而管仲則是為了增加齊國的中央財政收入，“以充國用”。所以，不論是動機上還是時間上，在“內閭”“上班”的700名古代中國女子都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性工作者。

但是，這批性工作者甫一出現，便爭議不斷。《戰國策·東周策》上有這樣的記載：“齊桓公宮中七市，內閭七百，國人非之。”所謂“非之”，即是反對開妓院這件事，時人并不支持有組織的合法賣淫，這大概是中國最早的“禁娼”聲音。管仲的“性產業”政策盡管“國人非之”，但在此后卻異常發展了起來。

秦漢以后逐漸形成了“樂戶制度”、“官妓制度”，并出現了所謂的青樓文化。從筆者查到的史料上看，雖然青樓文化成為古代中國特有的民俗文化一部分，但古代中國各朝政府有關禁娼的呼吁從未失聲過。特別是在民間，最底層的老百姓對娼妓制度是深惡痛絕的，賣淫和嫖娼行為為人不齒，均有悖于正常倫理和性愛文明。為此，民間常用“敗家子”等粗話，咒責男女雙方，引導社會風氣，這實是一種“道德禁娼”。

宋仁宗趙禎規定官員“不得赴妓樂”

道德禁娼并不是政策性的，所以相當乏力。針對禁娼呼聲，出于凈化社會環境、調整倫理秩序、規范官場行為的需要。古代朝廷多會對賣淫嫖娼行為從政策上進行限制，這種限制可以看成是古代中國的“法律禁娼”。“法律禁娼”在古代中國很多時候是有條件的“掃黃”。古代中國的性工作者生存模式比較復雜，有宮妓、官妓、營妓、家妓、私娼、暗娼等。其來源早些時候是奴隸性質的女子、戰爭俘得的女人，后來則以失夫女、罪人(臣)女、賣身女為主。與此同時，又對性消費者即所謂嫖客的性消費行為進行限制，其中尤以對負有社會責任的官員的限制最多最嚴。

趙禎(宋仁宗)當皇帝時便規定，負責分管刑獄的官員提點刑獄不得召妓，當時的說法是“不得赴妓樂”。四五十年后，趙頊(宋神宗)當皇帝時則擴大到整個監司范圍，不僅是提點刑獄，所有監察官員一律禁嫖。但也有例外，一年365天中有一天可以“放松”一下，就是趙頊過生日那天的“圣節”。時人詩句中所謂“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鐘猶是春”，說的就是圣節之夜的情形。

明代“禁娼運動”

朱元璋的重孫子朱瞻基(明宣宗)當了皇帝后，便下令取締官妓，并嚴禁官員涉足紅燈區。朱瞻基這一舉動，在中國禁娼史上是件大事。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沒有官妓還有私妓，一些大款則根本不受此“禁娼令”的限制，蓄起了家妓，在官妓沒落后，私妓大量出現，被時人稱為“私窠子”的暗娼特別多。朱瞻基前后僅做了11年皇帝，38歲時便死了。之后，放松了對賣淫嫖娼的管理。到明末，在今南京秦淮河兩岸妓院酒樓林立，流動的畫舫多多，成了當時全國的性產業中心。

清康熙皇帝頒律令：“伙眾開窯”為首者處以“斬決”

清朝人余懷所撰的《板橋雜記》，實際就是時文人、學子、官員在紅燈區的性消費實錄。所謂“秦淮八艷”，便是在秦淮河畔的8名性工作者，她們皆出現于明末清初。與明代相比，清代禁娼又嚴厲了，但也是反反復復。清初依明制，在京城設教坊司。但順治皇帝曾兩次裁減教坊女樂，宮中搞活動時，培訓48名太監替代樂妓。順治皇帝在首次禁娼后，便選出48名太監替代樂妓歌女。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樂，開始禁娼，從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禁娼運動”。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則直接裁革女樂。

康熙皇帝繼承了順治禁娼政策，十二年(公元1673年)復令重申禁娼，十九年(公元1680年)頒布的律例上明文規定：“伙眾開窯誘取婦人子女，為首照光棍例斬決，為從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嘉慶皇帝進一步加大對賣淫嫖娼的處罰力度。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訂的《大清律》規定：“京城內外拿獲窩娼至開設軟棚，日月經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給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清代的禁娼可以說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朝廷“掃黃”的聲勢很大，一時頗有效果。以當時全國著名的“紅燈城市”揚州為例，當時的性工作者便很緊張。揚州自隋唐起性產業便十分發達，雖然朝廷“掃黃”，但娼妓并未能禁絕，“私窠子”、“半月門”、“揚濱”、“船娘”這類暗、私娼繼續活動。這些性工作者對“掃黃”信息很靈通，風聲一緊，她們便“集體消失”。清初文人吳綺在《揚州鼓吹詞》序中是這樣說的：“一逢禁令，轍生死逃亡，不知所之。”可以看出，在古代中國各個朝代中，清朝禁娼是最為明確的，但實際上也沒有禁住，民間賣淫嫖娼依然嚴重。

特別是在咸豐皇帝奕詝主政后，北京的娼妓又趨活躍，“禁娼令”名存實亡，在封建時代行將結束前，管仲提倡的性產業罕見地出現了最后的輝煌。當時全國形成了大大小小多個“紅燈區”，如京城的“八大胡同”;上海時稱“十里洋場”，成了世界“性都”，到1949年解放前夕，上海登記的妓院還有800多家。性產業在清末為何又繁盛了？原因一是在西方列強打開國門后，商業經濟刺激了原本就未消失的性產業;二是皇帝帶頭享樂，同治皇帝便喜歡“冶游”，經常喬裝私訪妓院，坊間傳其系患“花柳病”(性病)而死，并非空穴來風。最重要的是，清政府的禁娼政策出現松動，史家稱為“弛禁”，好多地方政府抽取“花捐”，在事實上承認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性。

天朝布告天下：賣淫嫖娼被發現“斬首不留”

太平天國軍所到之處，妓院一律取締，禁絕娼妓。一則名為《誨諭官兵良民人等各宜革除污俗以歸正道》文告中稱，“倘有習于邪行，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條規，當娼者，合家剿洗。鄰右擒送者，有賞。故縱者一體治罪。明知故犯者，斬首不留。”從這則布告來看，賣淫嫖娼被發現了是要砍頭的。這一古代中國禁娼最狠手段十分有效，時深得忠王李秀成信任的英國人呤喇，在其回國后撰寫的《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一書中，以肯定的語氣稱，太平軍的政權范圍內“娼妓是完全絕跡的”。無疑太平天國的禁娼是最徹底的，卻未能持久。在曾國藩的湘軍攻下天京(今南京)后，出于恢復城市經濟的一時需要，曾國藩發布了告令弛禁，允許和鼓勵民間開設妓院。古代中國的禁娼，始終是在這種禁與非禁中博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