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在粘桿處一待就是三年。直到三年之后的乾隆四十年，方才得到乾隆的賞識，先入值乾清門，后擢御前侍衛，終于兼任副都統，一下子連升三級，成了真正的三品官。

為什么一連兩年，乾隆皇帝都沒有發現這個漂亮的侍衛，而到了第三年，卻忽然獨享青睞，而且恩寵有加了呢？這里面當然有原因，而且是很特殊的、不一般的原因，只可惜正史中沒有任何記載。因此，小說家們人人發揮推理、聯想功能，想找出這個天大秘密的答案。

幾乎所有推理家、聯想家，都說和珅在咸安宮官學上學的時候，就刻意模仿乾隆的字體，揣摩乾隆的“御制詩”，理由是清宮中至今還有一塊“御書”的屏風，實際上就是和珅書寫的;和珅留下的詩集中，所寫的詩風也和乾隆很接近。但是我這個“非推理家”，不用推理也能反駁：何以見得和珅一定就是在讀書的時候學乾隆的字、仿乾隆的詩呢？在他當侍衛的時候，不是更有可能么？

平心而論，乾隆的楷書、行書，都寫得不錯，草書更是龍飛鳳舞，氣勢不凡，比今天的某些“書法家”要強得多得多得多;和珅能夠把他的字體學得很像，甚至可以代替乾隆的“御筆”，這說明他的聰明，也說明他在書法上的造詣很深。

乾隆皇帝的詩，數量更是多得驚人。他一生究竟寫了多少首詩，直到今天，也還是一個未知數。單是已經印刷的五集《御制詩集》，就有四百三十四卷，收詩四萬一千八百首。這還只是他在位六十年間所寫的，六十年是大約兩萬一千六百天(60×360=21600)，因為其中還有閏年;那么，平均起來，每天將近要寫兩首詩。連他自己都說：“五集篇成四萬奇，自嫌點筆過多詞。”除此之外，在他登基以前當皇子的十幾年中，就寫有一本《樂善堂全集》;在他退位以后當了三年太上皇，還寫有一本《御制詩余集》。這兩本集子一共有多少首詩，我沒查到資料。不過單就詩作之多，應該說是古今中外，有史以來的首屈一指;說他是“千古一人”大概沒人能否定。您看：《全唐詩》中的兩千二百多位詩人的作品總和，也只有四萬八千多首！

可惜的是：那么多首詩，卻沒有一首、甚至一句是膾炙人口的。比起現在被人臧否(pǐ痞)的大詩人郭沫若來，差遠了。郭沫若自己就說過：“郭老郭老，詩多好的少。”但是三十年代，至少《女神》還是被許多青年學生所贊美的;七十年代，至少“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幫”，就曾經膾炙人口。如果說郭老晚年寫的大都是“馬屁詩”，那么說乾隆皇帝一生所寫的四萬多首詩，絕大多數是“狗屁詩”，這樣的評價，可能也不算太過分。“詩言志”，“詩寫的是心聲”。乾隆皇帝的詩，盡管格律平仄都不錯，但都是優美辭藻的堆砌，美而沒有感情。就像一張畫在紙上的美女，色彩斑斕，卻沒有生命。《乾隆御制詩》，是朝廷出錢印刷的“殿版”，和“某領袖語錄”同類，除了廣泛分發之外，售價一定也很便宜，不然的話，已經落魄到了“舉家食粥”的窮作家曹雪芹，就不可能因為買不起稿紙，而把《乾隆御制詩》拆開翻過來當稿紙寫他的《紅樓夢》(《乾隆御制詩》是單面印刷、折疊裝訂的，紙張也不錯)。

和珅在官學讀書的時候，一心只想通過科舉走上出仕正途，他所學的，都是正經學問;即便想學詩，單是唐朝就有許許多多大詩人的優美名篇可以學習，有什么必要去學乾隆皇帝的狗屁詩？一個人想學某一個人的字體和詩風，前提是對這個人的敬仰和崇拜。“文革”期間，有那么多人學“毛體字”，并不是因為毛澤東的字體多么優美好看，多么蒼勁有力，更不是如郭沫若所說的那樣，是“書法的頂峰”，而僅僅是因為對毛澤東這個“革命領袖”的個人崇拜。和珅在官學讀書的時候，并沒有想到要去拍乾隆皇帝的馬屁而升官發財，因此，在他的青少年時代，求學很認真，要讀的書很多很多，不大可能把寶貴的時間花在學乾隆字體和詩風上。

倒是他當了“三等侍衛”以后，每天的“功課”沒有了，皇上不出門，他也用不著“隨班”，空閑時間很多。特別是他聽了祖丈人的話，打算通過接近皇帝的機會來求取“另一種仕途”的時候，他才會想起“投皇帝之所好”這個主意來。因此，我的“推理”，如果和珅真的曾經下工夫去學習乾隆的字體、揣摩他的詩風，也應該是在他當三等侍衛這一段相對空閑的時間中。

由于和珅的發跡既突然，又快速，當年就從六品升到三品，已經不是“連升三級”，而是“連升六級”了(從五品、五品、從四品、四品、從三品、三品，正好是六級)，到了二十五歲，就升為“當朝一品”，比坐直升飛機還快，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文革”期間，升官最快的，一個是王海容，一個是王洪文;但是和珅的飛黃騰達，居然比他們兩個人都快！

凡是不正常得到快速升遷的，一定有他不正常的原因。王海容大學畢業沒幾天就當上了外交部禮賓司司長，接著晉升外交部副部長，因為她實際上是毛澤東的親侄女：“用人唯親”，是從毛澤東那里開始的;王洪文從一個工廠的保衛科長一下子升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因為他是“文革”中第一個奪權的造反派，是個可以利用的傀儡;和珅的升遷太不正常了，他是憑什么“坐直升飛機”升空的？于是人們紛紛在揣測其中原因。

歷代皇帝中，也曾經有過諸如此類的先例。漢哀帝時代，有個叫董賢的小伙子，才二十歲冒頭，就因為受到皇帝的寵愛，被封為最高軍事長官：大司馬。他家里的“錢”，就比國庫的“錢”還多。

這情況，不是跟和珅很相似么？

董賢(前22—前1)，字圣卿，云陽人，西漢御史董恭的兒子，是個美男子。在漢哀帝劉欣還是太子的時候，只有十五六歲的董賢，就當過太子舍人。“舍人”，直白地解釋，就是“館舍里的人”，凡是食客、門客，甚至太學國子監的監生，都可以用“舍人”稱呼;不過“太子舍人”，則是太子的秘書，是個年俸二百石的六品官，比知縣還大，可見他也是一個才子，至少是少年有為，絕非等閑之輩。漢哀帝即位后，改任他職。兩年后，也就是建平二年(前5)，有一天，哀帝下朝回宮，看到殿前站著一個人，正在傳漏報時。哀帝當然認識他，隨口問：“那不是舍人董賢嗎？”那人趕忙叩頭說：“正是小臣董賢。”那一年董賢剛十七歲，長得唇紅齒白，儀表非俗。哀帝忽然發現，幾年不見，董賢越長越俊俏了，簡直比六宮粉黛還要絕色。劉欣被他的儀表相貌所吸引，十分喜愛，立即拜他為“黃門郎”。秦漢時代，宮門都是黃色的，稱為“黃門”。“黃門侍郎”就因為在黃門之內供職而得名。“黃門郎”是“黃門侍郎”的簡稱，其職責是隨侍皇帝、傳達詔命、掌管機密文件。說白了，就是秘書，還是他“太子舍人”的老行當，不過官銜卻更高了。

董賢進宮之后，一天比一天受寵，漢哀帝賞賜給董賢很多財物，不久就升他為駙馬都尉。“駙馬都尉”本是漢武帝時代開始設置的一種官職，是皇帝的近侍官，專管車馬之類的雜事，權力并不大。東漢館陶公主嫁的女婿恰巧是個駙馬都尉，從此以后才逐漸把“駙馬”作為皇帝女婿的專稱的。董賢當“駙馬都尉”，當然不是皇帝的女婿。

董賢受寵，他家的人也跟著沾光：父親董恭升為光祿大夫(漢代的光祿大夫不是后來專管皇家宴會的“光祿寺卿”，而是相當于副部級的顧問，年俸二千石)，賜爵關內侯;他妹妹還被封為昭儀(漢代的昭儀“位視丞相，爵比王侯”，是妃嬪中的第一級，在宮中的地位僅次于皇后);他岳父封作大臣，他妻子也被特許進宮居住。甚至連董賢家的童仆也受到哀帝的賞賜。哀帝本想封董賢為侯，遭到丞相王嘉的反對，不但說“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而且說董賢應該“千人所指，無病而死”。——結果呢，董賢沒死，王嘉卻為此獲罪入獄，在獄中絕食二十多天，嘔血而死了。

董賢不僅長得像個美女，“性柔和”、“善為媚”，言談舉止也十足像個女人。哀帝很寵愛他，“出則同車，臥則同榻”，這以后的官銜，可不是連升三級，也不是節節高升，而是拜他為大司馬。“大司馬”是什么官兒？在西漢，大司馬是掌管軍政和軍賦的最高官員，是全國最高軍事長官。東漢時代和司徒、司空并稱“三公”。可以說，不到二十歲的董賢，就已經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

哀帝對董賢的愛之深、情之切，可用一個例子來說明。一次午睡，董賢枕著哀帝的袖子睡著了。哀帝想起身，卻又不忍驚醒董賢，就隨手拔劍割斷了衣袖。成語“斷袖之癖”，就是源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