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道光皇帝)天性儉樸，所御套褲當膝處穿，不欲改為，飭人補之，然內(nèi)務府開銷補價，凡用寧綢數(shù)十匹，共價四百金(編者按：明清記數(shù)，無論多少金，指的都是白銀)。又聞瑞文端嘗總管內(nèi)務府。適辦穆宗(同治皇帝)大婚，需用大柜四具，司員開價六萬余，文端嫌其太多駁之，而大柜遂不可得。旋被嚴責，急如前數(shù)又加數(shù)千而后得之。文端因是恚而致疾。而工程則侵蝕尤巨，即頤和園工程已費至二千萬，知者以為實到工之款不及六百萬金。是以近時內(nèi)務府司員之驟富者屢被彈劾，上亦盡法懲治之，然每每中止，欲求其悛改，難矣。

皇帝補個褲子，用綢“數(shù)十匹”，耗資四百金;皇帝結婚用的四個大柜子，要六萬余金。皇帝要造園，兩千多萬，實際用到工程上的還不到六百萬金。皇上所用可真是皇家御物，堪稱極品，這種花銷，之所以成為常態(tài)，是因為層層搜刮、層層盤剝的方式，已成為官員的生活方式，即使是皇帝自己，也已無可奈何。以此推之，歷史上的皇家御物，多半是這種超值產(chǎn)品的集中地。這是官僚對皇帝也可層層搜刮的典型，而對下的搜刮又是何其相似。有一個寓言故事是這么說的：

某地一村民撿得鳳凰蛋九枚，欲獻給皇帝，于是先交到縣官處，縣官自留三枚，將剩下六枚交到省上，省上長官又留三枚，將余下三枚交給皇帝。皇帝收到三枚鳳凰蛋，大喜，下詔，賞該村民九千金，到省上長官手中先扣下三千金，到縣官手上縣官又扣下三千金，最后落到村民手上就只有三千金了。史書上記載此事，說：“某年月日，村民某獻鳳凰蛋三枚，帝王賞九千金。”民間傳說則說：“某年月日，村民某撿鳳凰蛋九枚，都獻給了皇帝，得皇帝賞賜三千金。”

將這個故事應用到帝國官僚生活的實際中，就是說在這種正面的交易中，官僚的克扣已成為常態(tài)，最重要的還在于上、下之間兩種情況的無法銜接。用于帝國的官僚運作中，可以說，帝國實收財政與官吏實收稅收之間有巨大的空間，即使有帝王明諭，下層納稅者，也無法抗拒官僚的額外攤派。

因為在帝國的生活現(xiàn)實中，官員的生活只有靠上司督查，此外，他不會受到任何制約，所以官僚之克扣搜刮，中飽私囊已成為常態(tài)，對付上司的督查，就可能轉換為對付上司的盤剝。恰如帝王將一大堆金銀財寶放到官員的前面，然后返身離去，至于該官員如何處理這一大堆財寶，就只有憑他的道德良心了。這種制度，只會造成層出不窮的、不怕死的官員前赴后繼走上搜刮之路，即使殘殺貪官的朱元璋，拿剝下的貪官人皮放在縣衙懲戒官員，也阻止不了浩浩蕩蕩前進的搜刮隊伍的腳步。

下層百姓在帝國的規(guī)則中，注定是制度的弱者;在與官僚的對抗中，注定是失敗者。古往今來的冤案故事中的主角要想討公道，所花代價之大，有的傾家蕩產(chǎn)，有的甚至遭滅門之禍。這種情況實在太多，因為制度的制定早已注定了他們的命運，不甘忍受者只有付出這種慘重的代價，而絕大多數(shù)人只有聽從命運的安排，自認倒霉(許多外國觀察家，早就注意到，中國人是溫順的、彬彬有禮的。實則，這種規(guī)則下，要想安穩(wěn)生存，只有溫順馴服，否則付出的代價極為慘重)。而另一方面，在中國歷史上往往又充滿著野蠻殘忍的殺戮，這種矛盾的現(xiàn)象，常常不能得到解釋。

實際上，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極端行為，其根本原因還是在于作威作福者與溫順馴服者這種社會格局的制度剛性。在中華文化的常識中，每一個故事都在暗示我們，只要攀上高位，就能對下作威作福;只要身處底層，就得溫順馴服。當溫順馴服換來的是基本的生存都成問題時，只有利用極端的方式挑戰(zhàn)現(xiàn)存秩序，因為在現(xiàn)存秩序中不存在兩極之間通過談判、討價還價解決問題的途徑，任由矛盾不斷累積，最后只好殺上龍庭，又在一個戰(zhàn)亂中緩和了沖突與矛盾的情況下，以同樣的規(guī)則建立起新的王朝，從而不斷上演朝代循環(huán)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