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們批評諸葛亮或任何古人，都可以，倘若我們的動機(jī)，不是為了專找出他們的缺點，而是為了避免重蹈他們的覆轍。責(zé)備賢者，是可以的，倘若我們志在做一個比他們更賢的人。否則，便是刻薄，便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便是自己毫無出息而對極有出息的古人吹毛求疵，自鳴得意。“無諸己而先求諸人”，不是“有諸己而后求諸人。”

我個人佩服諸葛亮，不是佩服他打了幾次勝仗，或是佩服他做丞相做得很有成績，如“野無醉人”等等，而是佩服他“人好”，佩服他做人做得夠意思。

我在前面已經(jīng)交代過，他對得起劉備，也對得起李嚴(yán)。對于也反對過他的廖立與彭羕，他也是十分對得起的。

廖立是武陵郡人，少年得志，在劉備自稱荊州牧之時，做了“從事”，升為長沙郡太守;轉(zhuǎn)到益州，又做巴郡太守;劉備自稱漢中王，他做了“侍中”。后主繼位，諸葛亮綜攬一切，把廖立調(diào)任為“長水校尉”。廖立很不高興，就在言語之中對劉備、關(guān)羽、丞相長史向朗、文恭、后主的侍中郭演，都批評得很厲害。蔣琬與李郃，把他的話報告給諸葛亮，諸葛亮上表給后主，說廖立“誹謗先帝，疵毀眾臣”，好比亂群之羊，建議把他削職為民，流放到不毛之地的汶山郡(四川省汶山縣、茂縣一帶)。

諸葛亮成全他，不請后主治廖立以死罪，而從輕發(fā)落，僅僅免去他的官職，流放到汶山郡去耕田，自食其力。這是諸葛亮十分對得起廖立的地方。

廖立也頗知好歹，心里對諸葛亮十分感激，而且存了終有一天仍被諸葛亮重用或準(zhǔn)許回成都的希望。諸葛亮去世的消息傳到汶山，廖立大哭。廖立說：“我永遠(yuǎn)也不能回到華夏的文明之鄉(xiāng)，而要老死在這個不毛之地。與‘左衽’的番子住在一起了。”

過了若干年，姜維有一次行軍，經(jīng)過汶山，特地去拜訪了廖立一次。姜維在事后告訴人說，廖立親自率領(lǐng)妻子兒女耕田，身體很好，“意氣不衰，言論自若。”廖立也確是一位“可人兒”，老脾氣沒有改。所好，汶山較為偏僻，又沒有蔣琬之輩在旁邊搜集小報告的資料，他盡管在不毛之地對邊疆同胞用漢語大發(fā)牢騷，也不會再發(fā)生吃官司的事了。

另一名被諸葛亮治罪，而心中并不怨恨諸葛亮的人，是彭羕。彭羕是廣漢郡的一個書佐，地位極低，因龐統(tǒng)、法正的推薦而獲得劉備破格錄用，當(dāng)了益州“州政府”的“治中從事”(與今日的總務(wù)處處長或秘書處處長相類似)。此人得意忘形，目空一切，諸葛亮向劉備建議，把他外調(diào)為江陽郡的太守(江陽郡的首縣，在今日的瀘州)。這太守的位置，不算太低，而彭羕氣憤得很，竟然圖謀不軌，想唆使馬超與他一起造反。他向馬超說“卿為其外，我為其內(nèi)，天下不足宅也。”馬超被他嚇得說不出話來;事后，不敢不告發(fā)他。他立刻被官廳逮捕下獄，判了死刑。死前，他寫信給諸葛亮，承認(rèn)孽由自作，不敢怨人，說諸葛亮是“當(dāng)世伊呂”，希望諸葛亮好好地輔佐劉備，共成大事。他沒有什么別的話可說，只求諸葛亮了解他的“本心”并非“自求菹醢，為不忠不義之鬼”，只不過一時酒醉，說出了不應(yīng)該說的話而已。

諸葛亮不曾因為彭羕寫了這么一封悔過的信，而免他一死。原因是，唆使軍人造反的罪非廖立的毀謗之罪，或李嚴(yán)謊報軍糧不足之罪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