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物癖是一種最有代表性的性的岐變現象。當然，戀物成癖者古今中外甚多，多數并不與性有關，但對有些現象如果不從性心理的角度來看，恐怕很難以解釋。而且，在性心理變態的諸現象中，戀物癖最為復雜，這是因為“物”的范圍實在太廣了;同時，還有正戀物癖和反戀物癖之分，從表面上看，方向似乎截然相反，但其根源則往往是相同的。戀物癖者所戀之物，往往和人體有一定的關系，如履戀、足戀、發戀、屎尿戀、爪甲戀、瘡痂戀等等，在這些方面，真是無奇不有。(戀物癖的范圍應該是很廣的。在西方性科學中所謂“物戀”原先只適用于衣履一類的物件，但是1888年法國的皮納出版了《實驗心理研究錄》一書，被認為是典范作品，皮納在這本書中提出全部性的選擇是一個物戀的現象，他說，“正常的戀愛是一套復雜的物戀現象的結果。”)

首先是履戀和足戀。

履，是一種物，它和足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而把足和性器官聯系在一起，原是古今中外的一個普通趨勢，所以履戀和足戀現象的產生是有個自然的根柢的。無論在什么時代，一個正常的在戀愛狀態中的人也認為對方的足部是身上最可愛的一部分。在許多不同的民族里，一個人的足也是一個怕羞的部分，一個羞澀心理的中心。但是，任何正常的心理如果超過了應有的程度，都會走向荒誕和謬誤。在中國歷史上，伶玄《趙飛燕外傳》所述的漢成帝和趙昭儀合德的性的關系比較明顯地表現出足和性興奮的關系有時可以達到多么密切的程度：“帝(指漢成帝)嘗蚤獵，觸雪得疾，陰緩弱不能壯發;每持昭儀足，不勝至欲，輒暴起。昭儀常轉側，帝不能長持其足。樊嫕謂昭儀曰：‘上餌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貴人足一持，暢動，此天與貴妃大福，寧轉側俾帝就耶？’昭儀曰，‘幸轉側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則厭去矣，安能變動乎？’”從上述記載可知只有合德的足才有這么大的魅力，而飛燕就不行了。

古人有不少名文、名句都反映出一些足戀或履戀的傾向，例如：張衡《西京賦》：“振朱屣于盤樽”。

曹植《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陶潛《閑情賦》：“愿在絲而為履，同素足以周旋”。

謝靈運詩：“可憐誰家婦，臨流洗素足”。

《古樂府·雙行纏曲》：“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我獨知可憐。”

李白詩：“履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

杜甫詩：“羅襪紅蕖艷”。

韓偓《香奩集·詠堞子詩》：“六寸膚圓光致致”。

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碧梳璃滑裹春云，五陵年少其他醉，笑把花前書畫裙”。

李商隱詩：“浣花溪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

段成式詩：“醉袂幾侵魚子纈，飄纓長戛鳳凰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愿將身托錦鞋”。

唐鎬為窅娘纖足舞作詩：“蓮中花更好，云里月長新”。

如果說以上這些詩文可能也只是一種感情的宣泄，或僅僅是“無病呻吟”，那么歷史上還有一些更為明顯的記載。如《晉書》第四十九卷《孚本傳》說：“孚性好屐，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王士楨在《池北偶談》卷九里認為這是典午人不顧名教的流弊的一大表示。其實，這類癖習自有其心理的根據，以至于性心理的根據。阮孚的遺傳似乎不太健全，他的父親阮咸‘任達不拘”，氣不過北阮的盛曬衣服，自己(屬南阮)也把大布犢鼻用竹竿張起來。他‘耽酒浮虛”，連豬群嘗過的酒也能喝。他“縱情越禮”，和姑母家的胡婢有性交關系，即使在居喪時也不自裁節，阮孚就是這胡婢生的，其母系的血緣雖不可知，但是如以情理推論，大概也不會太好。

清袁枚的《續子不語》卷一載有由于履戀而致瘋狂的一個例子，題目是《幾上弓鞋》：“余同年儲梅夫宗丞，得子晚，鐘愛備至，性器端重，每見余執子侄禮甚恭，恂恂如也。家貧就館京師某都統家，賓主相得;一日早起，見幾上置女子繡鞋一只，大怒罵家人曰：‘我在此做先生，而汝輩幾上置此物，使主人見之，謂我為何如人？速即擲去！’家人視幾上并無此鞋，而儲猶痛詈不已。都統聞聲而入，儲即逃至床下，以手掩面曰：‘羞死羞死，我見不得大人了！’都統方為辨白，而儲已將床下一棒自罵自擊，腦漿迸裂。都統以為瘋狂，急呼醫來，則已氣絕。”

還有一種情況是屎尿戀。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中記載六朝名僧寶志“好用小便濯發，俗僧暗有譏笑者，志亦知眾僧多不斷酒肉，譏之者飲酒食豬肚。志勃然謂曰：‘汝笑我以溺洗頭，汝何為食盛糞袋？’譏者懼而慚服。”其實，以尿洗頭和食豬腸、豬肚，原是兩回事，食豬腸、豬肚是要把它洗干凈的，正如食施糞肥而長大的蔬菜也要洗干凈一樣，以尿洗頭不能不認為是一種怪。至于“譏者懼而慚服”，“懼”名僧之怒則有之，“慚服”則可能未必了。

屎尿戀的極端方式之一就是飲尿與食糞。在我國的古代文獻中也不乏這樣的記載，如明初，有個叫宗泐的和尚，“嗜糞中芝麻、雜米和粥”食之。宗泐是明洪武年間的一位高僧，洪武中詔致天下高僧有學行者，宗泐是第一個應詔而奏對稱旨的人;后來奉詔箋注《心經》、《金剛》、《楞伽》等經;又奉使西域;著有《金寶集》。再如“南州州人烹犢，取犢兒結腸中細糞，以箸調醯，謂之圣齏，無此一味，即不成盛筵”。

屎尿都是人體或動物的排泄物，而有人竟嗜之成癖。再推而廣之，凡屬以身上分泌、排泄以至于脫落的東西做飲食品的奇癖，都可以從性變態的方面覓取解釋。

如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十一)載：“李楝之好服人精。”又載“駙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陰津月水。”趙輝這個人是明太祖最幼女寶慶公主的丈夫，家本豪富，姬妾多至百余人，在明初歷事六朝，享受淫侈生活60多年。又載元“知福建院權長輿嗜人爪甲。”

在《南史》上也有類似的記載：宋劉穆之子“邕性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痂落在閑，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禠取飴邕。”“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中國古代有句成語“嗜痂成癖”，起源蓋出于此。

戀物癖有正、反之分。正戀物癖的表現是嗜之，以上舉的都是正戀物癖的例子;而反戀物癖的表現則是惡之、畏之，這種惡、畏的情緒之強烈，很難以常情理解，且與性有密切聯系。例如宋洪邁《夷堅志》(卷四十一)載有《鄧生畏蘿卜》一則說：“南城鄧椿年溫伯，少時甚畏蘿卜，見必呼啼，饤饾間有之，則怖而走，父母疑為人所嚇致然。長而益甚，一堂之上，茍睹之，即不能坐;或招之飲，于蔬茹間置之者，遽舍而歸。及老，田園亙阡陌，每出巡莊，好精意檢校;佃仆黠者，陽遺一二于此，若打并不能盡者，才望見，怒罵而去;雖值陰晦暮夜，亦不肯留，謂彼家多蓄是物，慮再逢之爾。至今娼家祭祀，不敢復用。”按蘿卜一般認為是陰莖的象征，鄧生大概是在幼年時受過什么有關的惡性心理刺激，以至于厭惡陰莖，又因交替反射作用的關系，因而厭惡蘿卜。如果我們不從性變態的角度來分析認識這種現象，是很難理解與解釋清楚的。不過，鄧生的這種性變態現象似乎并沒有發展到極端，他是有子孫的，這說明他還有性功能與性生活。江西鄧氏，向稱望族，南城一支，宋、明以還代有聞人;子孫在祭祀他的時候，居然還尊重他的這一奇特心理，可見其“影響”深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