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的傳文，也只提殺妾食妾，不提食盡城中婦孺，大概是作者覺得，妾是自家人，殺也罷吃也罷，近于以私奉公，無可厚非。

什么事是以任何借口都不能做的？或者，有沒有無論如何也不能做的事？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可惜不曾仔細討論，而且行不義與殺不辜并舉，降低了這個命題的意義。再說，孟子也講權(quán)變，這一主張在他的道德體系中到底居何位置，不能確知。

唐代張巡，是極有名的忠臣烈士。安史之亂，張巡固守睢陽，城破被執(zhí)，罵賊而死。他的故事人人皆知，不用多說。這樣一位大忠臣，亂后議封贈時，居然有爭論。原來張巡守城，糧草斷絕，連老鼠都吃光了，士氣低落。這時張巡殺死自己的妾，把她的肉分給將士吃。以此為開端，先以城中婦女為食，食盡，則食老幼，共食三萬人。城破時，百姓只剩下四百余人。許多名士紛紛請求表彰張巡，這種意見終于占了上風(fēng)，張巡被追贈為大都督，立祠祭祀。

至于食人一節(jié)，李翰在《張巡中丞傳》中說，食人是不好的，但既非本意，且“倉黃之罪輕，復(fù)興之功重”，——食人過小，守城功大，人無完人，不要求全責(zé)備。這便是歷代的主流意見。至于殺妾及食人一節(jié)，畢竟是不太好的事，連舌長如韓愈者，在給《張中丞傳》做的序文中也覺難以為言，干脆略過不提。《新唐書》的傳文，也只提殺妾食妾，不提食盡城中婦孺，大概是作者覺得，妾是自家人，殺也罷吃也罷，近于以私奉公，無可厚非。

中國式的道德觀是一張價值表，排在高處的，可以壓過低處的，如果最高的一條不是“不得以人為手段”，那么，有太多的名義，順手拈來，便可用來殺人。古代殺妻、食子之類的事，代不絕書。殺妾餉軍，在張巡之前，便有三國時的臧洪，之后又有金國的烏庫哩海罕。

漢末有一個叫管秋陽的人，和弟弟及一個同伴，三人出行，糧絕，與弟弟共殺同伴，食而得活。孔融議論說，管秋陽愛先人遺體(自己的身體，先人所遺，愛惜是謂孝)，吃同伴不算錯，反正這人又不是什么至交好友，那么，不過如“禽獸而能言耳”。——孔融好為偏激之論，但他的主張，用傳統(tǒng)的語言，竟難以駁倒。

俗諺說“兩人不看井，三人不出門”，信矣。您想啊，只要兩個人一商量，就擁有了多數(shù)的名義。魯迅說翻開歷史一查，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幸好我們還可以在歷史中找到另一種議論，如金朝的王若虛，與人論張巡事，人問殺人“為己不可，為國何害”，王若虛說：“為己與為國等耳，天下只有一個是。”人又說“圖大事者不顧其小”，王若虛說：“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其他如王通說的“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王夫之所說的“無論城之存亡也，無論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袁枚說的殘忍的原因縱然不同，殘忍總是殘忍。正是這些議論，使人讀史時仍存一些信心。

清代王士禛，講過一個鬼故事，說的是張巡妾的后身向張巡的后身索命。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故事里說出這樣一句話：“君為忠臣，吾有何罪？”讀此知人的同情心，雖經(jīng)千年碾磨，終于不滅。不過紀(jì)曉嵐又反駁說：“古來忠臣仗節(jié)，覆宗族，糜妻子者，不知凡幾，使人人索命，天地間無綱常矣。”——一點錯也沒有，本來就是那樣。

明代有一部戲曲，叫《雙忠記》，須讀此劇，才知如何“仗義殺人”。劇中張巡要殺妾，心中不舍，可見是有情有義的漢子;然后，那位娘子不待張巡開口，自己先猜出來，又免去了張巡的啟齒之難。下一步，張巡表示“心凄切，心哽咽，不因王事何忍別”，聽著倒像是要自殺，他的妾則很知大義地說“臣死君，妾死夫，理所當(dāng)，情何辜”，對這位吃人夫君，不但不埋怨，反而要“今生未了，又結(jié)來世緣”。——敢情被吃一回，還不過癮。許多事情，都如《雙忠記》之于張巡事，涂飾一番，便成高節(jié)，成大義，成美談。新文化運動時，大家都罵禮教殺人。其實禮教自己是不殺人的，它只負責(zé)勸人甘愿被殺，以及將慘狀敘述為妙事耳。順便說一句，《雙忠記》在京劇和粵劇里還在唱，盡管版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