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雍正一朝，始終受寵而從未挨批的漢臣唯張廷玉一人。《嘯亭雜錄》記一事，說雍正五年五月時，張廷玉偶有小疾，請了幾天病假。數日后，雍正對近侍們說：“我這幾天連日臂痛，你們可知道？”眾人驚問其故。雍正說：“大學士張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豈能不臂痛？”仔細推敲，雍正如是說亦非矯情，一則其勤政過度，二則彰顯了張廷玉的重要性。試想，有張廷玉在旁輔佐尚且勞累，沒有張廷玉豈有不臂痛之理？

張廷玉，字衡臣，安徽桐城人，其父張英為康熙朝名臣，后累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桐城張家世代詩書，為當地望族。據《桐城縣志》載，張英京中為官時，其老家人因與鄰居吳家爭宅基地而飛書京城，讓他給地方官打個招呼，“擺平”吳家。張英收信后，只回了一首詩：“一紙書來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家人見后大為羞愧，遂主動退讓三尺，鄰居吳家亦深受感動，也退地三尺，“六尺巷”之典故，即由此出。

張英詞臣出身，康熙十六年設立南書房時，張為首批入值者，后為方便其來往，康熙特在西安門內賜給宅第，這也是漢臣入居禁城之始。張英為人平和，辦事勤勉，康熙說他“始終敬慎，有古大臣風”，每幸南苑及巡行四方，張英必隨侍左右，朝中制誥亦多出其手。為官三十余年后，張英以老病求歸，康熙特在暢春園為之賜宴送行。此后，張英于老家去世，謚“文端”。

張英共六個兒子，其中有四子登科，長子張廷瓚為詹事府詹事;次子張廷玉;三子張廷璐官至禮部侍郎;五子張廷瑑為雍正元年進士，后任工部侍郎、禮部侍郎等。張家六子中，以張廷玉最為顯貴，其于康熙三十九年中進士，后歷任翰林院檢討、冼馬、侍講學士、內閣學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職，功業直追其父。

雍正登基后，見張廷玉在群臣中“氣度端凝，應對明晰”，認為其人才可用，隨即將之擢升為禮部尚書，參與機密。雍正二年，張廷玉轉任戶部尚書，同時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國史館總裁;雍正四年，晉文淵閣大學士并充康熙實錄總裁官;雍正六年，轉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同年作為首批大臣入值軍機處。據其自訂年譜，是年吏部尚書事務無人管理，雍正特召其面諭曰：“銓政最關緊要，必得公正無私，朕所深信之大臣，始可委任。汝職掌繁多，日無寧晷，朕本不忍再以銓部之事累汝，但再四思維，無有出汝右者，汝第總領大綱，不必躬親細事，即偶有忽略處，朕皆原諒，不汝督也。”其重視與信任程度可知。

張廷玉的仕途平順也不是沒有原因，一則其父在清廷高層多年，康熙難免對其子有所照顧;二則張英歷經宦海數十年，平日里言傳身教，張廷玉對各種為官之道自不陌生;三則張廷玉本身才華過人，文筆好，記性好，非常人可比。據其自述，“凡有詔旨，則命廷玉入內，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書，或隔簾授幾，稿就即呈御覽，每日不下十數次”。《嘯亭雜錄》中也說，張廷玉輔相兩朝幾二十余年，一時大臣皆出后進。其上年紀后，仍精神矍鑠，裁擬諭旨，文采贍備，凡其所平章政事及召對諸語，歸家時燈下蠅頭書于秘冊，不遺一字。有時雍正偶然問起各部院大臣及司員胥吏的情況，張廷玉即縷陳其名姓籍貫及其科目先后，從無錯誤。至八十歲后，某次書寫顛倒一語，即擲筆嘆曰：“精力竭矣！”如此辦事能力，如此“活檔案庫”，雍正帝不由贊嘆：“爾一日所辦，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

張廷玉不僅能力強，而且人品官風極佳，同僚一致公認他為人淡泊寧靜，氣質和平。為官期間，張廷玉不輕易幫人說話，也極少介入人事糾紛，其名言是：“予在仕途久，每見升遷罷斥，眾必驚相告曰：此中必有緣故。余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許多緣故？”更難得的是，張廷玉位處中樞數十年而很少交結外官，幾“無一字與督撫外吏接”。平日里，張廷玉也無聲色之嗜，辦事唯出公心，從來也不曾受過貪瀆的指控。他做主考官時，有人想通關節而以微詞試探，其以詩做答：“簾前月色明如晝，休作人間幕夜看”;其長期處機要之地，而“門無竿牘，饋禮有價值百金者輒卻之。”

從工作性質上看，張家父子其實都是皇上貼身秘書，這種工作的保密性尤其重要。若論口風之緊，張廷玉更在其父至上，其襄贊雍正十三年，朝中各項重要決策都曾參與，但凡事他只管默默去做，而從不張揚。正因為如此，雍正對他極為信任，一些人事任免也往往參考他的意見，而張廷玉從不走漏一絲風聲。其辦事之余，從不留片稿于私室，也不讓家人子弟探知。如《嘯亭雜錄》所言，很多后進大臣都是經他推薦而受重用，但他們卻終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更不知張廷玉在其中的作用。

以此個性及行事作風，張廷玉似乎是一個沒有故事的人，其作用雖大，卻無非寫寫劃劃，雍正身邊的一等大秘而已。不過令人奇怪的是，雍正死前發布遺詔，以張廷玉“器量純全，抒誠供職”，令其百年后配享太廟。“配享太廟”是什么概念呢？這就是說，張廷玉死后其神位可以安放在太廟的前殿西廡，接受皇帝每年一次的祭祀，這是清朝歷代皇帝對大臣給予的最高禮遇和殊榮。終清一朝，漢大臣配享太廟者惟張廷玉一人，而其他配享的滿大臣，無不在建國立業、開疆拓土上做出了卓著的貢獻，反觀張廷玉不過一文臣，其何德何能，能享此殊榮？遺詔既出，滿漢大臣眼紅嫉妒不服者大有人在，就連乾隆本人，他后來與張廷玉鬧別扭時，也指斥張廷玉并沒有大的功勞，原本是沒資格入享太廟的。那么，乾隆的評價是否公正，又是否符合事實呢？

這問題恐怕還得從軍機處說起。雍正二年年羹堯平定青海后，羅卜藏丹津逃入準噶爾，受策妄阿拉布坦的庇護。兩年后，為籌劃用兵西北，雍正密令怡親王允祥、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于內廷密籌辦軍需。又一年后，策妄阿拉布坦去世，噶爾丹策零即位，雍正提出將羅卜藏丹津交付清廷的要求而遭拒絕。七年六月，為及時有效地調用各項物資及人員以對準噶爾用兵，雍正在隆宗門內北側設軍需房，這就是軍機處的前身。雍正十年，軍需房正式定名為“辦理軍機處”(簡稱軍機處)并由禮部鑄造印信，這一機構遂成定制。

雍正即位后，西北的戰事為其設立軍機處提供了良機。眾所周知，軍事有別于一般行政，當事者運籌帷幄，決勝于千里之外，其機密性與快速決斷乃至執行均非常事常態可以比擬，這對加強皇帝集權非常有利，而非內閣制度所能承擔。

事實上，在西北軍事停止后，軍機處非但沒有撤銷反而成為常設機構，進而成為雍正直接控制的權力中樞，其職責也由之前辦理戰爭、軍政及八旗事務擴大為所有機要政事。歸納而言，軍機處職責主要有三類，一是不時應召商議要務;二是面奉旨意草擬諭令;三是管理機密文書檔案，這就相當于皇帝秘書班子的正式化了。

按規定，軍機處設軍機大臣、軍機章京兩種職官，前者俗稱“大軍機”，又稱“樞臣”;后者俗稱“小軍機”，與“大軍機”相對。軍機大臣通常從內閣大學士、六部尚書、侍郎中挑選，其名額沒有定數，或三或四或六，均視情況而定。同樣，軍機章京也沒有定員，其主要由內閣、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署中下級官員中選任，其職責是輔助軍機大臣，承擔擬稿、公文收發等日常事務。值得一提的是，軍機大臣間并無隸屬關系，其只接辦皇帝交給的機要事務并只對皇帝一人負責，所謂“首席軍機”，與明朝首輔是兩個概念。

在清朝所有軍機大臣中，張廷玉無疑是最為突出的。據其自撰的《澄懷園語》中說，其于雍正五六年后以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皆及繁要重大之職，兼以晨夕內值，宣召不時，書日三接，習以為常”;西北兵興后，“遵奉密諭籌畫經理，羽書四出，刻不容緩。每至朝房或公署聽事，則諸曹司及書吏抱案牘于旁者常百數十人，環立更進，以待裁決;坐肩輿中，仍披覽文書;入紫禁城乘馬，吏人輒隨行于后，即以應行止者告之。……每薄暮抵寓，燃雙燭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辦次日應奏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寢;或從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親自改正，于黎明時付書記繕錄以進。”對張廷玉的勞累與忙碌，雍正也多有體察，說“爾事務繁多，……恐爾眠食之時俱少矣，嗣后切宜愛惜精神，勿過勞，以負朕念。”

如果張廷玉只是勤勉能干，那還不足以解釋他何以能配享太廟。事實上，張的貢獻并不僅限于文字與參謀，而最要者在于軍機處的建章立制，這才是他的大功業。《清史稿》中即說，“軍機處初設，職制皆廷玉所定”;其所定規制，“諸臣陳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內閣擬旨;要事用折，自奏事處上，下軍機處擬旨，親御朱筆批發。自是內閣權移于軍機處，大學士必充軍機大臣始得預政事，日必召入對承旨，平章政事，參與機密”。

在張廷玉規劃的制度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廷寄”制度。此前，皇帝諭旨經由內閣發出，即所謂“明發上諭”，之后或由六科抄發，或由相關部門行文，既費時日，又難保密，相關的地方官員往往在京雇人先行投遞，等正式公文到來后，他們早已作好準備。如此行政，效率與可靠性當然大打折扣。軍機處設立后，張廷玉所制定的“廷寄”辦法系由軍機處將上諭函封后交兵部，兵部管屬驛站根據函面要求，或日行三百里，或四、五百里乃至六里加急進行傳遞。和內閣的“明發上諭”相比，“廷寄”諭旨不僅保密性高，而且速度大為提高，這對提高整個王朝的行政效率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此后，內閣所辦諭旨多為國家重大政令或程序性事務，而各項機要事務統歸軍機處辦理并嚴格要求“一日事、一日結”，絕不允許出現積壓。如此，辦事效率想不高也難。

軍機處是機密之所，氣氛難免嚴肅，因而雍正在其南窗題一匾額，曰：“一堂和氣”。據說這塊匾額的來歷是當年同受重用的軍機大臣鄂爾泰和張廷玉關系不和，雍正特書此額以調停兩人關系。《嘯亭雜錄》中即記了這樣一件趣事，說張廷玉與鄂爾泰在軍機處共事多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鄂爾泰偶有失語，張廷玉必以微語譏諷，使前者下不來臺。某年暑日，鄂爾泰脫帽乘涼而見堂宇湫隘，其環視曰：“此帽置于何所？”張廷玉徐笑曰：“此頂還是在自家頭上為妙。”鄂爾泰聽后好幾天都不高興。當然，這只是說笑了。

軍機處人員公務繁忙，由此也得了許多格外的恩典，如每日入值的軍機大臣、章京飯食均由御膳房供給，滿漢章京散值后還可以去方略館聚餐。對于“大秘”張廷玉，雍正更是寵愛備至，優賞有加，如張好飲茶，雍正在每次地方貢茶到時均不忘賞賜;十余年間，6次賞帑金給張廷玉，每次輒以萬計，其中一次賞銀2萬兩(雍正八年)，張廷玉辭謝而雍正不許，說：“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某年，張廷玉回鄉祭祖，雍正在其行前贈給一件玉如意，意在“往來事事如意”，同時還贈送各種貴重物品及內府書籍52種，其中《古今圖書集成》只印了64部而獨賜張廷玉兩部;另外，雍正還行文各省，著“所過地方派撥兵弁護送，并文武官員迎接”;回京時，又遣內大臣海望迎于盧溝橋，幾成望眼欲穿之勢。

不過話說回來，像張廷玉這種處事謹慎、心思周密、有才又好用的下屬，若不得領導歡心反而不正常了。作為雍正身邊的頭等秘書，身處在軍機處這種機密之地，張廷玉身上最可貴的品質在于“沉默是金”。正如其最推崇的黃庭堅之語，“萬言萬當，不如一默”，與其言多必失，不如少說多做，管住自己嘴巴，切忌張揚。辦事時，則處處小心謹慎，細致周到，事成則歸功于人主，事敗則自己先承擔責任。作為領導秘書，這些都是值得稱道與學習的良好品質。

除輔佐之功外，張廷玉還先后纂修康熙、雍正兩朝實錄及《明史》、《清會典》等重要典籍，文治之功也相當了得。事實上，張家三代都文才飛揚，張廷玉同樣有三子登科，其中張若溎于雍正八年中進士;張若靄于雍正十一年殿試第四名;張若澄為乾隆十年進士。尤值一提的是，其長子張若靄原本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張廷玉聞知后立刻面見雍正，以自家世受皇恩、科舉很盛而請求降低其子的名次，其表示：“天下人才眾多，三年大比莫不望鼎甲，官宦之子不應占天下寒士之先。”如此，張若靄才被改為二甲第一名。如此看來，張廷玉亦同其父，不失“古大臣之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