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公務員的收入并不算太低，除了工資，還有潤筆費、賞賜等額外收入，這樣足以保證衣食無憂，如果像白居易、王維一樣腳踏實地干它二三十年，整一套像樣的房產當是小菜一碟。然而，有很多高級干部身居廟堂，甘當“窮人”，過著一貧如洗、缺住少穿的生活，讓妻子兒女也跟著吃了不少苦頭。

升官發財，似乎是一部分中國人自古以來追求的夢想，而在唐代前期止至開元盛世，政壇倡導的倒是節儉的金錢觀，從唐太宗到唐玄宗，不斷頒布“尚儉”詔書，一些高官帶頭響應，唐太宗時期的宰相戴胄“宅宇弊陋，祭享無所”，玄宗時期的宰相杜暹“以公清勤約自將，亹癖為之，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這類高官以儉為榮，堅守做人底線，拒絕灰色收入，靠死工資養家糊口，從而淪為“餓不死、撐不住”的一個群體，從人品上征服了后人，使簡約之風波及唐朝諸代，如唐德宗時期的財務高官劉晏臨死時家里“唯書兩車，米麥數石”，這類人都成為后人景仰的廉政楷模。

在這種社會大背景下，催生了一批思想境界更高的施善撒錢型高官，他們視金錢如糞土，每月領到的工資，交給老婆的是最簡單的吃喝開支，剩余的金錢則撒向了民間弱勢群體，涌現了一批名垂青史的道德模范。玄宗時期的宰相李元纮家里房子破舊，穿著儉樸，出門辦事總騎一匹老馬，他的錢，就資助了比他更困難的親朋好友。宰相盧懷慎是最有名的窮人，他的家，門無遮簾，飲食無肉，妻兒饑寒，他所得的祿俸，隨時分給了困難群體。唐懿宗時期的宰相劉瞻“所得俸，以余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這類官員辭世時大多是“裸死”，留給后代的，沒有一分錢的儲蓄，只有做人的品行。這種窮，是無私的窮，他們不吃肉，是為了讓別人吃到肉，自己甘愿喝湯，是為了讓別人少喝湯。

在唐代，“裸死”高官的勤儉奉獻而窮一度成為社會時尚，影響了一批有家底的高官。手頭有錢的官員心理上一度非常矛盾，他們放著錢不敢花，只有存起來，壓到床頭的某個角落，表面上看起來不舍得吃肉，但他們并不一定吃不起肉。魏征一生節儉，生活清貧，宅無正寢，素褥布被，最愛吃的不是山珍海味，而是普通的醋芹，可據不完全統計，魏征得到唐太宗的賞賜，至少有約5600匹絹，獎勵的現金和其它實物折合約一百三十五萬錢，僅賞賜一項，相當于當時二品官170多年的工資收入。有這么高的收入，魏征連一床像樣的被褥都舍不得買，這令人想到了兩個字：裝窮。

如果從當時的大環境和魏征家庭情況分析，這種“裝窮”其實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跟隨太宗多年，干的大多是“咬人”的活兒，著實得罪了一批被咬的人，如果在花錢上再出風頭，必定成為群起而攻的對象，魏征“裝窮”的主要原因應該是規避風險。另外，魏征的老婆裴氏是有名的賢內助，生活上精打細算，從嚴要求，魏征有錢不是不敢花，而是花了怕老婆不愿意。魏征如此“裝窮”，不僅保全了自己，和諧了家庭，還名垂青史，這樣的“裝窮”應該是高智商的人才做得出的。

像魏征一樣，為了明哲保身而“裝窮”的高官，唐代還真不乏其人。唐玄宗時期的宰相牛仙客，被史書稱為“清勤不倦”，他謹小慎微，花錢摳門，儼然不像有錢人。實際上，他床頭的箱子里，塞滿了玄宗賞賜的財物，可他獨善其身，怕生是非，賞賜的東西發了霉，他就是不敢揮霍享用，而是如數存放，妥為保管。如此看，為了自身在政壇的安全而“裝窮”，頗為費心。這類存錢不花的高官可謂藏富于家，他們平時的生活雖然很窮，但他們的存折卻很富有。

不管怎么說，以上三類窮官的財富來源是正當的，絲毫沒有不法痕跡，憑自己的硬工夫掙錢，不管存錢不花“裝窮”也好，樂善好施真窮也罷，都是無可厚非的。令人鄙視的，倒是通過“裝窮”的小把戲，掩蓋見不得陽光的私人小九九。與盧懷慎等人相比，盛唐四賢相之一的姚崇就多少有些不實在，他雖為“開元盛世”出了不少力，歷史上好評一片，沒有雜音，但他似乎也在“裝窮”。

姚崇的家很偏僻，原因是長安中心地段的房價高，買不起。為了上班方便，他又在皇城周圍租了間小房子，玄宗知道后，非常感動，為他在高檔的四方館開了房間，他沒有敢居住。姚崇舍近求遠購置房產的做法，絕對不像有錢人做的事。他的清廉，讓后人佩服不已，有對聯為證：“三朝為相，惟奉廉慎為鐵則;一生重節操，只將儉約傳子孫”。

姚崇作為三朝宰相，除了工資收入，也曾被武則天賞“白銀千兩”，被玄宗“賞綿帛三百匹”。他的兩個兒子在東都洛陽任職，以“我爸是宰相”為由，接受請托，為別人跑官要官，擼到了不少銀子。后來他通過權術擺平了此事，但兒子所收財物并沒有吐出來。開元九年(721年)九月，姚崇臨終前將田園家產事先分好，子侄們各分得了一份，并響亮地提出，要薄葬。一個家庭，三人掙錢，還有外快，生時租房，死時薄葬，他究竟想掩飾什么？顯然，他是怕兒子的事抖出來而東窗事發。這種通過“裝”來掩蓋污點的窮，似乎不算光榮。

魏征、牛仙客、姚崇之類的高官無論出于何種目的，他們的“裝窮”還算有智商、上檔次，因為除了他們自己知道自己富，別人都認為他們很窮，此種裝窮，算是精品。唐代最不成熟、最幼稚的“裝窮”，當屬唐代宗時期的御史中丞崔寬，他家底雄厚，生活奢侈，在皇城南面建有漂亮的別墅，“池館臺榭，當時第一”，京城的官員百姓都知道，崔寬是一個富人。

有一天，崔寬得知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的座內音樂減散五分之四，又目睹京兆尹黎干出行的車騎由百余減為十騎。核準事由后，崔寬跟著打胖臉充胖子，組織一班人馬，偷偷砸毀了自家的豪宅，瞬間由富豪淪為窮人。原來有個叫楊綰的當宰相了，這個人“累任清要，無宅一區，所得俸祿，隨月分給親故。”是一個樂善好施的“窮人族”。崔寬自毀豪宅史書說是“人心自化”，這未免有點太夸張，其實他是怕顯露家底官場上吃虧。如果楊綰是一個明白人，他應該清楚，長安城里除了崔寬自己認為自己是窮人，全城的人都知道他是富人。

梳理一下唐代高層的“窮人族”，其實可以劃分為五個類型：堅守底線清廉型、樂善好施撒錢型、存錢不花自保型、掩蓋污點權術型、掩耳盜鈴幼稚型。這些高官，有的是真窮，有的是裝窮，有的是造窮。有的窮，是為了別人，有的窮，是為了自己。有的窮，值得敬仰，有的窮，值得同情，有的窮，實在下流，有的窮，令人捧腹。透視這幫“窮人族”，有真善美，也有假惡丑，如果拍一部名為《唐代高級窮光蛋》的電視連續劇，相信精彩的歷史故事一定會有不錯的收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