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社會和良善的政治永遠是人類社會向往的理想之境。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設想了這樣一種人，“天賦具有良好的記性，敏于理解，豁達大度，溫文爾雅，愛好和親近真理、正義、勇敢和節制”，這樣的人才能從事哲學的學習。他們“把握永恒不變的事物”，“不會被事物的多樣性搞得迷失了方向”。只有這樣的人，人們才肯把國家托付給他們。(柏拉圖《理想國》第六卷)這種理想中的哲學家與統治者二位一體式的人物被稱為“哲人王”，成為古希臘留給西方政治文化的道德遺產。在西方歷史上，能達到這個標準的人鳳毛麟角，因此“哲人王”也成為人們遙遠而虛幻的美好愿望。然而人們發現在遙遠的東方，清朝似乎存在這樣一位杰出的人物。

17世紀起，大航海打通了歐洲通往亞洲的航線，一波又一波傳教士從海路來到中國，形成一場規模浩大的西學東漸運動。從明末天啟、崇禎年間西方傳教士的“業績”來看，眾多上層士大夫、皇帝的后宮成員對天主教表現出的關注和熱衷，給予傳教士們以巨大的鼓勵。眾多耶穌會士通過書信和著作將中國介紹給歐洲社會，在西方掀起了地理大發現以后又一個了解中國的高潮。為了爭取皇家和財團的支持，耶穌會士所介紹的多是他們觀察到的中國好的一面，甚至寄希望于中國皇帝的皈依。在耶穌會士的筆下，中國是地球上治理最好的土地。熱愛文學和哲學的皇帝是權力的中心，通過一套有效的文官制度來管理帝國行政。皇帝謙遜溫和，耐心地與大臣們討論深奧的哲學問題和現實決策。“是世界上惟一一個獎勵美德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惟一一個能使入侵者采用他們法律的國家”(伏爾泰語)。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與中國清朝康熙皇帝同一時期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兩次派遣傳教團前往中國。僅康熙一朝，來自法國的耶穌會士就達到五十多位。其中，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抵達中國的洪若翰、白晉、李明、張誠、劉應五人，是太陽王路易十四專門派遣的。當時按照天主教會的規定，東方傳教權歸于海上強國葡萄牙，所以路易十四以“國王數學家”的名義將他們派出。其中白晉和張誠被留在康熙身邊教授幾何學和醫藥學，對康熙影響最大，也最受康熙信任和倚重。十年后(1697年)，白晉奉康熙旨意歸國，希望路易十四能夠派遣更多具有科學素養的傳教士來華。回國后，白晉將來華經歷寫成近十萬字的報告呈遞給路易十四，后來以《康熙帝傳》為名出版。第二年(1698年)白晉搭乘昂菲特里特號商船回到中國，此次隨同前來的傳教士巴多明奉康熙之命以滿文編成一套西方解剖學著作，名為《欽定骼體全錄》。這是一部反映法蘭西科學院最新解剖學知識的醫學著作。五位“國王數學家”中的另外三人中，洪若翰曾用奎寧治愈康熙的疾病，劉應擅長語文，李明熟悉天體和地理知識，都曾獲得較高成就。

白晉在向路易十四呈遞的報告中全面介紹了康熙皇帝及其對國家的統治。他說康熙“深信君主的威信和真正偉大應當較少地借助于外在的豪華，而更多的是在于他道德的光輝”。清朝的國庫雖然堆滿了金銀財寶，但康熙本人卻過著簡樸的生活。在干旱之年，他深居簡出，除了祈雨之外不參加其他活動。他熟悉歷代詩詞，寫得一手漂亮的書法，喜歡閱讀經典，不僅對中國的科學，而且對歐洲的科學知識也有著強烈的學習欲望。康熙甚至喜歡西方哲學，他所用的滿文哲學教材是法蘭西院士杜阿梅的《古今哲學》。一句話：“如果他在宗教問題上也能榮幸地像您，那么他就與您完全一樣，成為曾經統治過人世的完美無缺的君王之一了。”(白晉《康熙帝傳》)

早期耶穌會士出于特定的目的，將東方社會描繪為文明、富饒的樂土，將他們接觸到的帝王描寫為學識、道德近乎完美的哲人，幾乎成為柏拉圖所說的哲人王。將中國皇帝比作哲人王，從最早進入中國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就開始了。他說：“雖然不能說中國哲學家就是國王，但可以說國王是受哲學家牽制。”(利瑪竇：《中國傳教史》)路易十四派出的傳教團的報告，將康熙塑造成一個完美君主的典型，不但在宮廷，在文化界也引起巨大反響。伏爾泰在其《風俗論》中根據這些傳聞描繪了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認為康熙“英明出眾”，飽學經典，“傳教士贊美他是位完美的君王”。伏爾泰是柏拉圖的擁躉，他也重申“當國王是哲學家或哲學家作國王時，人民是幸福的”。由于傳教士對康熙的贊美不能超過對路易十四的贊美，所以他們無法直接說康熙就是哲人王，但是康熙“哲人王”的形象已在法國上流社會中流傳。

而太陽王路易十四，對中國也有著極高的熱情。他在派遣傳教士經海路去中國后，又于1686年派出一個使團從陸路經俄羅斯前往中國。17世紀的歐亞航線雖然已經貫通，但海上風暴、疾病、海盜等因素使得海路充滿危險。當時前往中國的六百個耶穌會士中，最終只有一百人抵達。因此傳統絲綢之路上商人和使節依然絡繹不絕。這個陸路使團到達俄羅斯后，由于俄羅斯規定必須持有官方文書才可通行，否則禁止任何人繞行西伯利亞前往中國，使團只得派員返回巴黎辦理相關文件，路易十四于這次親自致書康熙皇帝和彼得大帝。致康熙皇帝的書信(該書信保存在法國外交部檔案處“亞洲記憶與文獻特藏”，中譯文來自鄭如芳，臺北故宮《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全文如下：

至高無上、偉大的王子，最親愛的朋友，愿神以美好成果使您更顯尊榮。獲知在陛下身邊與國度中有許多飽學之士傾力投入歐洲科學，我們在多年前決定派送我們的子民，六位數學家，以為陛下帶來我們巴黎城內著名的皇家科學院中最新奇的科學和天文觀察新知;但海路之遙不僅分隔您我兩國，亦充滿意外與危險;因此為了滿足陛下，我們計劃派送同樣是耶穌會士，即我們的數學家們，以及敘利伯爵，以最短與較不危險的陸路途徑以便能率先抵達您身邊，作為我們崇敬與友誼之表征，且待最忠誠見證者敘利返回之際能發表您一生非凡的作為。為此，愿神以美好的成果使您更顯尊榮。1688年8月7日寫于馬利。

您最親愛之好友

路易

這個陸路使團由于俄羅斯的阻撓最終沒有抵達中國，所以康熙皇帝也無緣得見此信。但是，康熙對歐洲科學的知識充滿興趣，卻在歐洲人所共知。與這封信中路易十四提到的地理知識相印證，康熙五十二年的《清圣祖實錄》中記載了一段上諭：“中國與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內。海洋行船，中國人多論更次，西洋人多論度數。自彼國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復北行入廣東界。常六閱月在海中，不見一山。又自西洋至中國，有陸路可通。因隔鄂羅斯諸國，行人不便，故皆從水路而行。鄂羅斯距京師，約萬二千里。……朕曾詳悉訪問是以周知也。”(《清圣祖實錄》卷二五三)這段知識與路易十四信中提到的中西方交通道路完全一致。康熙說的“詳悉訪問”，應當是問的傳教士。

傳教士為路易十四與康熙皇帝架起的這種溝通的橋梁，在多方面對雙方產生重要影響。康熙對傳教士的關注、信任也促進了天主教在中國各地的傳播。這引起一些尊奉程朱理學的士大夫的憂慮與抵觸，浙江巡撫張鵬翮甚至下令禁教，拆毀教堂、焚毀書籍。杭州教務主管意大利傳教士殷鐸澤請求張誠等人向康熙反映求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上諭：“西洋人仰慕圣化由萬里航海而來，現今治理歷法、用兵之際，力造軍器火炮，勞績甚多，各有居住。西洋人并無為惡作亂之處，又非左道惑眾、異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廟尚容人燒香行走，西洋人并無違法之事，及行禁止，似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這一政策在當時的西方天主教界引起巨大反響，被稱為“1692年寬容赦令”。康熙之所以做出如此決策，與張誠、白晉等的卓異表現應有直接關系。

白晉第二次返回中國時(1698年)，耶穌會士傅圣澤也隨同來華。起初他一直在福建、江西一帶傳教。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白晉的推薦下，傅圣澤被康熙征召入京，協助白晉翻譯《易經》。康熙六十年(1721年)傅圣澤離華返回法國之時，帶回中文古籍四千多部，都是替法國皇家圖書館購置的。這批中國典籍，“成為歐洲漢學家研究中國的基礎”。臺北故宮藏《奏覆差遣家人護送洋人傅圣澤進京折》(編號：故宮001972)記錄了江西巡撫郎廷極派遣其子郎文烋護送傅圣澤從水路進京之事。由此可見，路易十四派遣來華耶穌會士從事的學術研究與文化交流活動，為歐洲漢學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礎。

這一時期，耶穌會士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與中國上層社會的交往上，采取的方式主要是以西方科學知識和科學儀器作為溝通交流的媒介，對于天主教教義的宣揚，則被包裝在中國傳統儒學的體系中，以符合儒家倫理規范的形式嵌入中國社會。對于天主教教義與儒家倫理之間的嚴重分歧和沖突，則隱而不談。因此，即使是與傳教士交往時間最長、范圍最廣的康熙皇帝，對天主教的了解，也非常簡單。康熙晚年曾經召集白晉等十幾位傳教士面諭西洋人傳教問題時說：“據爾眾西洋人修道，起意原為以靈魂歸依天主，所以苦持終身，為靈魂永遠之事，其他無甚奧義。”(《諭西洋人》，《清圣祖與羅馬使節關系文書》)

直到康熙晚年，中國人祭祀祖先之孝道與天主教嚴禁祭祀天主之外其他神靈的矛盾才演變成重大沖突爆發出來。羅馬教廷所派特使多羅和嘉樂兩人先后來華，向在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和中國信眾頒布了一系列規定，清廷與羅馬教廷的沖突公開化，這導致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二月下諭：“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從此結束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第一次西學東漸的浪潮。

縱觀康熙與路易十四的這段交往，路易十四派出的耶穌會傳教團充當中介對康熙的影響，體現在多個方面。他們用滿文為康熙編纂的解剖學著作、歷史著作幫助康熙在17、18世紀成為在科學與文化知識素養方面最為深厚的帝王。在個人生活方面，康熙本來不喜飲酒，但在晚年卻對傳教士所進葡萄酒情有獨鐘，并說“西洋上品葡萄酒乃大補之物，高年飲此，如嬰兒服人乳之力”。臺北故宮藏的一件康熙下令江西巡撫郎廷極派家人護送西洋人殷弘緒所進葡萄酒等物的奏折中，康熙朱批：“此折奏來的甚是，以后你有西洋人有進之物，折子上寫明并奏聞”。東西方兩個帝王的交往通過這些事情可以勾勒出一幅清晰而生動的景象。

康熙的“哲人王”形象在18世紀的歐洲所引起的轟動已經有眾多中西方文化名人屢屢提及。從康熙自身來說，他在長達60年的統治期間，持久而深入地學習研讀中國傳統的儒家經典，同時鉆研西方科學知識與文化，將其應用到統治與行政的各項實踐中，從而開創了清代最為繁榮昌盛的“康乾盛世”。而遺憾的是，康熙皇帝對西方科學知識的學習和鐘愛并未演化成一個時代的風氣。隨著宗教沖突所引發的羅馬教廷和清廷的先后禁教，東西方的科學與宗教交流發生中斷。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的時代過去，也標志著亞歐大陸文化交流進入了一個短暫的封閉時期。東西方門戶再次打開，乃是一個多世紀以后的事情。那時，中西方社會的發展，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