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謎，很多至今在史學界仍無定論，其中最著名的莫過于方伯謙。

正史記載，“濟遠”號管帶方伯謙貪生怕死，黃海海戰中，他目睹鄧世昌率領的“致遠”艦悲壯沉沒，竟率艦逃走，由于逃跑倉促，還撞沉了已擱淺的“揚威”艦。李鴻章一怒之下上奏朝廷，方伯謙被斬首，死時僅41歲。

然而他死后，卻出現了很多不同說法，包括方氏后裔在內的一種說法認為，方伯謙作戰勇猛，率艦退出戰斗僅是出于戰術考慮，他只是李鴻章等人為推脫失敗而找的替罪羊。華西都市報記者

記者在威海探訪時得知，當地有關部門在整理清朝遺檔時，發現了一份濟遠艦管帶方伯謙家的房契。“從房契上看，當時方伯謙在劉公島上共有28處房產。”海軍史研究會會長陳悅說。

看來，方伯謙不僅是“方跑跑”，還是名副其實的“房叔”。

逃離戰場 撞沉本方艦艇不施救

1894年7月23日，方伯謙作為編隊隊長，率穹甲巡洋艦“濟遠”、魚雷獵艦“廣乙”等抵達朝鮮牙山，接應、護衛清廷運兵船。25日凌晨4時，返航途中遭遇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3艦。7時45分，“吉野”開火，7分鐘后，“濟遠”發炮還擊，甲午戰爭中的豐島海戰打響。

戰斗初期，“濟遠”號還能奮力還擊，但在大副沈壽昌、二副柯建章中炮犧牲后，方伯謙下令“濟遠”號向西北方向開溜，不久就掛出白旗，隨后又升起日本海軍軍旗。逃回威海衛后，方伯謙編造“尾炮退敵”說，謊報“擊死倭提督”，致使“吉野艦沉沒”，連外媒都據此報道。

此后，在9月17日的黃海海戰中，當前方的“致遠”號在鄧世昌率領下悲壯沉沒時，方伯謙竟然帶著“濟遠”號向旅順口方向逃去，慌不擇路之下，誤入淺水區，撞沉擱淺的“揚威”號，且未施救，倒車后繼續逃跑。“揚威”號管帶林履中憤然投海自盡。

9月18日凌晨2點，方伯謙率“濟遠”號最先回到旅順，7個小時后，其他艦艇才回來。其他參戰的北洋海軍軍艦回港后，拒絕與濟遠同泊。

旅順斬首 家人劉公島賣房產28處

豐島海戰謊報戰功，方伯謙被李鴻章饒了一命。這一次，李鴻章對他已徹底失望。9月25日，方伯謙因臨陣退縮被斬首，時年41歲。

陳悅說，最近威海有關部門在整理清朝遺檔時，發現了一批有關劉公島的重要資料，其中包括一份方伯謙家的房契。“從房契上看，當時方伯謙在劉公島上共有28處房產。”陳悅說，這是方伯謙被問斬后，其家人來威海處理后事，變賣房產時留下的。

“你看看劉公島上現在一共才有多少房子，北洋水師那會又能有多少房子？”陳悅說，“方伯謙就是一個‘房叔’，說不定當時北洋海軍不少人在島上還要租他的房子住呢。”記者探訪

“濟遠”兩當逃兵 主炮成鎮館之寶

甲午海戰期間，濟遠艦參加了豐島海戰、黃海海戰和威海保衛戰，三戰之中竟有兩戰逃跑。如今，該艦前雙主炮卻成了甲午戰爭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1986年和1988年，經國家文物局批準，曾兩次對“濟遠”艦實施打撈，共出水文物132件組，其中包括“濟遠”艦艦首的2門210毫米火炮(火炮下炮架未出水)。如今，這兩門主炮就安放在劉公島海軍提督署后院。

上世紀80年代初，海軍某部在旅順海域意外打撈到“濟遠”艦艦尾150毫米克虜伯炮等文物，使得沉沒了近百年的“濟遠”艦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經國家文物局批準，由國家旅游局撥款300萬元，計劃將“濟遠”艦整體打撈出水，修復展出。

1986年，煙臺救撈局開始打撈，從5月持續到8月。這次沒能打撈出整艘“濟遠”艦，卻撈出了沉睡海底82年的艦前雙主炮。生產大炮的德國克虜伯公司聞訊，愿以每門300萬美元的價格買走大炮。“聽說消息后，博物館原館長戚俊杰跑到救撈局，跟他們說這兩門大炮是文物，不能賣。”對這段內情頗為熟悉的陳悅說，在戚老先生努力下，這兩門大炮最終沒有流失。

1992年，在威海有關部門牽線下，戚俊杰先后5次與救撈局協商，最終以40萬元價格達成收回大炮協議。

1992年7月25日，豐島海戰爆發98周年紀念日，煙臺救撈局運送兩門大炮的船靠到了劉公島碼頭。從打撈出水，經過6年努力，“濟遠”艦前雙主炮終于回到劉公島。

公案尋解

逃跑是出于戰術考慮？

“方伯謙無罪論”恐為杜撰

方伯謙生于福建閩縣(今福州)，15歲時考入福建船政學堂第一期，畢業后進入海軍。光緒二年(1876)，他被選為留學生，到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校學習4年，歸國后歷任“鎮西”、“鎮北”炮船、“威遠”練船管帶。1885年，調管“濟遠”號。

雖然學歷和履歷很光鮮，但方伯謙在甲午海戰中的不堪表現，卻徹底把他葬送。

據統計，方氏家族三代先后有10人服役于中國近代海軍，且多有成就，堪稱“海軍世家”。方伯謙被斬首無疑讓這個“海軍世家”蒙羞，因此家族后世無人認可他是逃兵的說法。

方伯謙無罪三“證據”

第一個證據是一件“血衣”。據說方伯謙夫人上京喊冤時手里一直攥著一件血衣，是“濟遠”號大副沈壽昌的腦漿鮮血所染，當時，方伯謙就站在他身邊，親眼目睹手下戰死。這件證物百年間被方伯謙后人反復提及，以證方伯謙的勇武。

第二個證據是光緒二十一年(1895)在上海刊印的《冤海述聞》一書，作者署名“冤海述聞客”。該書多處提到方伯謙，為其冤死鳴不平。書中寫道：“嗟乎！濟遠船回時，不察情形，不經審訊，強加罪名，置之死地。獨不思濟遠受傷大小七十余處，炮械壞不堪用……且各船得回旅順者，其陣亡受傷尚不及濟遠之多，濟遠非逃，不辯自明……”

第三個證據是1981年在福建師范大學圖書館發現的《盧氏甲午前后雜記》，該書作者系黃海海戰親歷者盧毓英。該書也提到“濟遠”作戰勇猛：“濟遠當敵之沖，迎擊既久，炮多炸裂傾倒，無以應敵，于是亦逃。”

三樣證據最終都指向一個觀點：方伯謙率艦撤離是出于戰術考慮，李鴻章、丁汝昌拿他當了替罪羊。

史學界質疑“無罪論”

不過，對于方伯謙無罪的“證據”，史學界褒貶不一。首先，一些史學者認為，“血衣”很難說明什么問題。衣服上的血不是方伯謙的，也許他正是親眼見到戰友死得如此駭人，才魂飛魄散，撤退保命。

其次，《冤海述聞》很難作為標準史料參照。“冤海述聞客”的身份無法確定，不排除是有人委托寫手，根據當時的航海日志等資料或講述的故事，再收集一些報道和官方文書捏合而成。且書中多處說法不能盡信，如書中提到戰艦撤退原因是“炮械全壞，無可應戰”。但據戰后統計，黃海海戰中，“定遠”、“鎮遠”、“靖遠”、“來遠”等艦中彈皆超過百發，“濟遠”中彈卻只有15發。有人據此質疑：“來遠”中彈225發，尚能夠堅持戰斗到底，“濟遠”為何不能？

最后，《盧氏甲午前后雜記》的作者盧毓英雖親歷黃海海戰，但他當時主要在艙內，根本沒機會觀測到戰場上的真實情景，其所言大部分都引自《冤海述聞》，真實性存疑。

因為史料無法統一，多數史學者認為，對方伯謙的評價目前還是“維持原判”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