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宦官史，如蔡倫、鄭和名垂青史者鳳毛麟角，大多數是遺臭萬年的魏忠賢之流。總得看來，太監群里，還是壞人居多。這是為什么？查考中國歷史我們知道，中國的宦官史比封建史還悠長，遠在周代的時候就有太監了，直至清亡。在長達三千年的歷史中，這個人群大多是史書與評書中奸險小人的代名詞，他們弄權、害人、陰險，惡用其極。難道他們是“天生的惡人”嗎？非也。宦官群體的出身和宮女群相仿，大多是苦孩子出身。名義上他們是自愿“凈身”入宮的，實際上都隱含著血淚。一個好端端的男兒，像豬馬一被“騸”，心中的苦楚可想而知。我們現在講“身殘志堅”，更多是說給先天或后天不幸殘缺者。而太監的身殘是人為的、刻意的。就像當下出賣自己器官換取奢侈品的人，他們的精神也是患上嚴重疾病。

從生物的角度看，閹割是一種殘忍的行為。人類對動物閹割的目的是為了改善肥育效果。通過摘除睪丸，可使它們的性機能消失，使它們變成一個喪失生存欲望的活機器，以便讓它們為我們生產更多的肉蛋奶，而且性情變溫順老實，便于人類的管理，至于它們的生殖欲望我們無須考慮。如果說對動物都應心存憐憫，那么人類對于同類生殖權利的剝奪，又是怎樣的一種“文明”？這種“文明”的傳播者，傳播著怎樣的殘忍、陰暗心理？儒家二圣孟子曰：“食色，性也”。現代生理學家賴希認為，性壓抑產生僵化的性格，導致病態的榮譽、義務和自制的觀念，磨滅了人因經濟壓迫而產生的造反欲望。

可見，性欲也是生產力。有性欲的人，能使自己身上產生巨大的生命活力，為了后代，也催生強烈的進取心。如果失去了性欲，便會認為自己的生命正在消失，進取對于他們已經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古人講“不孝有三無后為大”，而太監在閹割之后，性功能就喪失了，自然也就失去了繁殖后代的能力。無性無后的人生，“趣味”何在？ 生存的意義也只是為了生存，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幾乎對他們都不再有意義了。從生物學的意義上講，他們已經不是一個完整的生物。他們喪失了正常生物的基本機能他們沒有正常人的穩定生存目的和正常的心態，因此太監在很多問題上，態度消極，生活隨和，甚至會主動地放棄努力。

從心理學分析，精神的極度貧乏產生致命的無能感，而無能感卻是虐待狂癥發生的一個主要來源。所以，太監一旦掌握了權力，或者有了錢財，那么無能心態會隨之一變，變得貪婪、兇狠和殘暴，甚至發展其“攻擊性的性欲”，把恐怖的懲罰作為快樂。因為他們的遭遇是非人的，所以一旦他們主事，看待問題的就是非人的。完全是主奴價值觀。他們是皇帝的家奴，因己及人，太監一得勢就視滿朝臣工為其奴才，要是哪個官員不買賬，他就視為異己一定要清除。比如明末閹黨黨首魏忠賢在政壇炙手可熱，他把皇帝之外的所有人都視為自己奴仆。遼東經略孫承宗百戰名將，在東虜肆虐時獨當一面，連努兒哈赤都說：“有那個孫南蠻子，我過不了長城了。”但由于孫承宗不向魏遞門生帖子（拜干爹），魏就逼得孫承宗解甲歸田。

很多人認為魏忠賢壞透了，但我們不能以圣賢心態要求魏忠賢這樣的人，一個以忍辱來獲取“準至尊”地位的人，虛榮心極強，一旦“混出來”不容任何人不敬。如果誰不敬只會誘發他的自卑從而導致加倍報復。他們只知主子才配有“尊嚴”，豈知他人也有“人格尊嚴”？一個對黑暗安之若素甚至成就于黑的人，先陰謀后陽謀，必無光明可言。至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太監堆里惡人多的現象了。他們首先是社會的“受虐者”，而后發展為“施虐者”，始作俑者，皆自“最殘酷、最不人道的手術”。有人以為，太監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政治層面的。其實，這種影響還直接蔓延到整個華夏民族性格。封建中國，臣民普遍具有“內傾性、自虐性”的病態人格，主體性與獨立精神空缺，這與千百年來以性壓抑為根基的太監政治緊緊相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