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中國民間的反教情緒，美國著名史學家費正清等主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流露了深深的困惑：

外國人中間唯有基督教傳教士到中國來不？為了獲得利益，而是要給予利益;不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為中國人的利益效勞。那末，在十九世紀所有那些來中國冒險的人們當中，為什么傳教士反而引起了最大的恐懼和仇恨呢？如果對這個問題有任何一個答案的話，那就是傳教士常常要、不可避免地堅信這一主張：只有從根本上改組中國文化，才能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他們的共同目標是使中國皈依基督教，而且他們是不達目的不肯罷休的。

洋教士“不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為中國人的利益效勞”，這不是一句讓我們舒服的話，幸好這句話還沒有說滿，“？少在表面上”云云，使習慣“文化侵略”定勢的我們尚不至于大動肝火。實際上，即便是在持“文化侵略”論的人那里，與持洋槍洋炮叩擊中國國門者相比，手拿福音書的洋教士的面貌也溫和多了，只不過他們認為，這種溫和是一種“掩飾”和“偽善”。

相對溫和，或曰善于“掩飾”的洋教士們，為什么反而引起了中國人最大的恐懼和仇恨？費正清們提供的答案，歸結于洋教士的“文化自負”。他們認為，根本原因在于，洋教士認定中國文化不如基督教文化，決心從改造中國的文化入手來徹底改造中國。易言之，這是由洋教士“文化自負”所導致的“文明？沖突”。

不同的文明之間未必只有沖突，大可求同存異。這是當代人的共識，取得這點共識遠非容易。特別是在不同的文明相遇之初，如果溝通和交流不暢，甚至根本缺乏溝通和交流的有效渠道，那作為某一個民族精神共同體的文明，在異族眼里，會呈現出一種怎樣的圖景呢？《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提到了十九世紀在中國流行過的一本小冊子《辟邪紀實》，是專門抨擊洋人洋教的，內容駭人聽聞，如說外國“所有出生三個月的嬰兒，不論男女，肛門都塞以空心小管，而于晚上取出，他們稱這為‘固定生命力要素之術’，這使肛門擴大，長大時便于雞奸。…？”

現在很難找到《辟邪紀實》來證明以上說法，不過，類似的言辭曾在中國流行應是事實。大陸出版的《籌辦夷務始末》收錄了一份1862年在江西出現的《撲滅異端邪教公啟》，實際上就是當年知識分子張貼的一張匿名大字報。其中洋教士的罪責被歸納為：“采生折割”，“奸淫婦女”，“錮蔽幼童”，“行蹤詭秘”，大字報號召民眾“齊心拆毀天主教堂，泄我公憤。”當時為息事寧人，清朝官方還派人到江西查訪，了解民情。官員問：“我等從上海來，彼處天主堂甚多，都說是勸人為善。譬如育嬰一節，豈不是好事？”回答者說：“我本地育嬰，都是把？家才養出孩子抱來乳哺。他堂內都買的是十幾歲男女，你們想是育嬰耶？還是借此采生折割耶？”

相似的事物，在不同的文明環境中，往往呈現迥然不同的外觀。這里提到的育嬰堂，同為中外皆有的慈善機構，但一旦到了異質文明的土壤中，雙方不接觸不了解，謠言就會轉而成為相互認知的唯一媒介，這樣，在異族的奇特想象中，文明也將成為格外猙獰和恐怖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