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贛會戰，是1942年夏季，日軍為摧毀中國在浙江前進機場，打擊國軍第三戰區主力而發動的一場戰爭。主要由金華、蘭溪地區戰斗、衢州地區戰斗、上饒、廣豐地區戰斗、浙贛路西段戰斗、臨川地區戰斗、麗水、溫州、松陽戰斗、日軍撤退時的追擊戰斗等組成。日軍大本營決定摧毀浙贛兩省中國軍隊機場，打通浙贛鐵路，最后基本實現預定目標，曾經占領衢州機場，但遭到嚴重損失，第15師團師團長陣亡，日軍戰史記載傷亡1.7萬人 。此會戰后，日軍基本達到了“沒收與破壞鐵路設施和器材以及其他培養戰力的各種軍事、政治、經濟設施和資材”、搶掠物資，并擄劫青壯年等“以戰養戰”的目的。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國民政府的決策者們認為依賴美國，勝利在望，曾一度表現積極，以攻勢作戰獲得了第三次長沙會戰的勝利。但在此次會戰之前，太平洋戰場上日軍連連勝利而盟軍則節節敗退，特別是美、英的世界戰略是“先歐后亞”，對國民政府的有效援助極為微少，因而蔣介石等人保存實力、坐觀事態發展的消極抗戰思想上升到主導地位。

當發現日軍第13軍向浙江進攻時，蔣介石雖然加強了第三戰區的防守兵力，準備在衢州地區再實施一次第三次長沙會戰式的圍殲反擊戰;但當第88軍和暫9軍在金華、蘭溪地區堅決抗戰而頗有傷亡時，為保存實力，蔣介石在戰斗發展至緊急關頭下達了避免衢州決戰的命令，認為日軍必如以前各次進攻一樣，在到達目的地后即返回原防，因此采取了單純的守勢作戰，事實上是放棄了浙贛路，將主力撤至福建仙霞嶺、武夷山南北地區，沒有采取攻勢作戰以殲滅、消耗日軍的任何措施。結果適得其反：為保存實力而陷于被動挨打的不利境地，許多重要戰略據點基本上是不戰而被日軍占領，部隊大量傷亡多是在突圍潰退時發生的。而且正是由于這種保存實力、消極避戰的行為，才使日軍能在浙贛路從容地占領2個多月，并搶掠物資，殺害人民;才使日軍能在浙贛路暢通的條件下，日以繼夜地向后方運送搶掠的物資。就連日軍也說：“自6月下旬以來，直到8月中旬，我軍從廣信、廣豐附近返還，在這一期間，該方面的中國軍基本上未見積極活動”，“在6月下旬我軍打通浙贛線作戰中，該方面中國軍毫無作為，一味退避，我方未損一兵一卒，完成了打通任務”，“此后，動向更趨消極，只是考慮到我軍回轉”。

當日軍第11軍撤退、江西保安縱隊和第58軍企圖乘勢向日軍的后衛掩護部隊實施追擊時，蔣介石認為日軍既已向南昌撤退，何必再自找傷亡，為“整理戰力”，竟下令不許追擊;當發現日軍第13軍不從金、蘭撤退，而是要長期占領該地區時，第三戰區部署了進攻，蔣介石又下令停止攻擊。將這一切與此前的長沙會戰相比，戰略指導思想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此次會戰失敗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5月間，日軍第11軍為策應第13軍從南昌發動進攻時，軍事委員會令第九戰區將第79軍及第4軍從湖南調到贛東地區，劃歸第三戰區指揮，顧祝同曾考慮將這2個軍與第100軍一并交付一位集團軍副總司令統一指揮參加贛江以東地區的戰斗，但薛岳拒不執行，仍令該軍只聽從他的指揮，以致以撫河為界，第九戰區和第三戰區仍各自指揮。因而當日軍沿浙贛路向東進攻時，第三戰區只有第100軍的第57師防守鷹潭以西地區，無力阻止日軍的進攻，日軍僅以1個支隊(3個大隊)的兵力就輕易地占領了東鄉、鄧家埠等戰略要點，而且得以集中兵力(24個大隊)圍攻剛到臨川地區的第79軍，使這個軍遭到殲滅性打擊。軍事委員會在1942年5月16日就命令第九戰區將第79軍和第4軍從湖南調至贛江以東地區，以加強這一地區的防守力量，而薛岳未執行。直至1942年5月31日軍事委員會直接電令第79軍馳赴臨川，該軍才開始東進，但倉促應戰，被圍受創。當第79軍一再敗退、南城也為日軍攻占后，第4軍才于1942年6月13日調至贛江東岸投入戰斗。當時命令上是讓第4軍與第58軍共同進攻臨川，但實際上只有第4軍進行了攻擊作戰，第58軍僅以一部兵力佯動，主力仍防守贛江之線，防止日軍西渡贛江。結果第4軍遭日軍包圍，經苦戰方得以突圍后撤。日軍擊潰第79軍和第4軍后，7月初再集中兵力圍攻第58軍。該軍也經苦戰才脫離戰場。1942年王耀武率部參加浙贛會戰中，在衢州、江山一帶與日軍展開激戰，延緩了日軍西犯的企圖。

第九戰區使用于贛東地區的部隊共3個軍，兵力不算太少，但由于逐次投入戰斗，以致被日軍各個擊破。如果在作戰之初形成統一的指揮，3個軍的兵力能集中使用，則贛東戰斗的局勢必將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