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蔣百里在《國防論》這部千鈞之作的扉頁上，寫著“萬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這句話后來成為激勵中國軍人抗戰的座右銘。

今年是盧溝橋抗戰75周年。在抗日戰爭中逝去的無數愛國將領中，有一個人也很值得我們追憶和尊敬，他就是被尊為兵學泰斗的蔣百里。

他曾一度擔任當時中國最高軍事學府——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但他不愿參與軍閥混戰和派系內爭，而潛心研究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中的經驗，研究戰后各國國防建設、軍隊建設、軍工生產的新情況，為中國的國防建設深思遠慮，發表了不少這方面的論述。“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發生后，他認為中日之間的一場決戰必不可免，應及早進行準備。在此前后，他寫了《孫子新釋》、《孫子淺說》、《國民軍事常識》、《從歷史上解釋國防經濟學之基本原則》、《中國五十年軍事變遷史》、《世界軍事之新趨勢》、《政略與戰略》、《總動員綱領》等論著，提出了許多深刻而獨到的見解，奠定了他對建設現代國防的理論基礎和“導師”的地位。

他認為，武力是綜合國力在軍事方面的體現，主要包括三個要素，即人(人力資源、人口素質)、物(生產能力、經濟實力)和組織(政府、軍隊和社會組織的健全有效)，要想加強武力，必須以加強綜合國力為根基，要想加強國力，必須從人、物、組織三個方面同時進行。根據那時的情況，他認為中日大戰一旦爆發，沿海地區、長江下游和平漢路以東地區，都可能被敵占領，因此經濟建設、工業布局、交通運輸等等，要以開發內陸和西部為重點，把抗戰根據地放在平漢路和長沙、衡陽以西地區。這些看法，都說明了他的遠見卓識。

1937年初，蔣百里把自己的若干軍事論著結集出版，書名就叫《國防論》。書的內容并非專門針對抗戰，但他預料抗戰即將來臨，所以他在扉頁上，特意加了這樣一句振聾發聵的話：“萬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這句話，道出了他出版這本書的良苦用心，原來他是想以此書，急切喚起國人對國防問題的關注，掃除萎靡自餒之氣，樹立奮發自救之志。他的愛國憂國之心，于此可見。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日軍長驅直入，戰爭形勢對中國很不利，很多人對抗戰前途感到迷茫。他在《抗戰的基本觀念》一文中明確指出：“我們今天退出上海，但我們自信是勝利的;我們今天退出南京，我們也自認是勝利的。這種說法并不抽象，也不空洞，我有正式的科學根據。須知我們是農業國家，并非工業國家，后者全部國力集中幾點，一個紐約可抵半個美國，一個大阪可抵半個日本。中國因為是農業國家，國力中心，不在都會。”日本占領上海、南京，只不過占了幾所新式房子，對中國的抵抗力量，完全沒有影響。他斷言：抗戰乃我們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的表現，日本想憑借它的飛機大炮，來屈服我們民族的意志，是不可能的，是沒有歷史常識。

談到對日作戰方略，他也有極其精辟的論述。他說：“我儕對敵人制勝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與之相反。彼利速戰，我持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線，我儕則置之第二線，使其一時有力無用處。”“感謝我們的祖先，中國有地大與人眾兩個優越條件，不戰則已，戰即不能不動用拖的哲學，拖到東西戰爭合流(他預見世界大戰必將爆發)，我們轉弱為強，把敵人拖垮而后已。”“國防空虛及武器落后的中國，只有鼓勵農村抵抗，進行廣大而散漫的游擊戰，乃為補救之不二法門。”從后來的戰爭進程看，他的這些觀點，對中國最高當局策定抗戰方略，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38年武漢會戰期間，他多次發表文章和演說，提出即使武漢、廣州失陷，也沒有什么可怕，中國抗戰還將繼續下去，而日本卻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他在《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一文中，以他的多年觀察和獨特視角，對日本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文化、大和魂、武士道、擴張野心等世人關心的問題，作了全面而獨到的分析。他的結論是：“想象力很大的日本民族，”“要以有限的能力來滿足無限的欲望”，必然是“自造國難”，是一場悲劇。他在這篇文章的最后，用一句話大聲疾呼：“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講和！”這句斬釘截鐵的話，喊出了中華民族抗戰到底、誓死不屈的氣概！

1938年8-9月間，抗戰即將轉入一個新的戰略階段，蔣介石有意要蔣百里出任陸軍大學校長，培訓抗戰高級軍官。校長一職原來一直由蔣介石本人兼任，此時交由蔣百里擔任，足見其對蔣百里的信任和倚重。蔣百里一再謙辭，最后蔣介石只好委他為代理校長，主持一切。不久武漢陷落，陸大向貴州遷移。這時他的身體已十分孱弱，在遷移途中還利用行軍休息時間給學員講課。11月4日行至廣西宜山縣時，他的心臟病突發。一代英才，竟早逝而去，享年57歲，未能見到他所預料的“東西戰爭合流”，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