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22日，臺籍抗日志士李友邦招募福建一帶的臺胞，在國共兩黨的支持和幫助下，以集中在福建崇安的臺灣人為骨干，在浙江金華酒坊巷18號成立了臺灣少年團，6位臺灣少年成為最初的團員。李友邦任臺灣少年團的團長，黃志義、李煒任少年團正副指導員，負責全團的教導工作，王正南為小隊長(后為隊長、團長)。后來，少年團還增設了總務、生活、宣傳三個股。到1940年底，少年團增加到60余人。而到1943年，臺灣少年團的隊伍發展到117人。

臺灣少年團全部由未成年的臺灣同胞組成。他們中有臺灣抗日志士的遺孤，也有臺灣義勇隊隊員未成年的子女和弟妹。李友邦組建少年團的目的，是在臺灣少年中從小建立愛國復臺的思想，用各種形式廣泛動員臺灣同胞參加抗日活動，并為臺灣光復后建設臺灣培養人才。

臺灣少年團的工作，大體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各地巡回演講，宣傳抗日。少年團的小團員們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用他們稚嫩的嗓音進行抗日宣傳，他們還經常組織文藝演出，進行抗日救亡的鼓動宣傳。利用形式多樣的文藝演出進行宣傳活動，是他們主要的、也是收效最大的工作方式。1939年4月，在少年團建立不久，他們就進行了公演，他們演出的節目有歌曲《日落西山》《松花江上》《在太行山上》《游擊隊之歌》《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等;多幕歌劇《農村曲》;多幕話劇《杏花春雨江南》;獨幕劇《臺灣小主人》《反正》《放下你的鞭子》《最后勝利》《災民淚》《農民舞》《打殺漢奸》《為了大家》《臺灣之路》等，這些演出都是以宣傳抗日救亡為主，受到各界觀眾的歡迎。在歡迎南洋僑胞的聯歡會上，看完他們的演出后，僑胞代表激動地說：“連這樣小小年紀的小同胞們都擔負起這樣偉大的工作，這是我們大家所敬慕的。”

二是到前線進行慰勞，鼓舞抗戰士氣。臺灣少年團成立后，日軍正侵占杭州、蕭山一帶，并不時沿浙贛線南侵，敵我處于拉鋸戰的狀態，浙東地區不斷有軍隊調動，為了鼓舞士氣，臺灣少年團經常組織小分隊深入前線進行動員宣傳，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有時，這些十幾歲的少年還冒著生命危險到前線，利用自己會講日語的優勢進行“喊話”，以瓦解敵軍。

除此以外，團員們還開展了其他豐富多彩的活動，比如在街頭陳列展覽前線繳獲的戰利品，出版自己的刊物《臺星》，刷新抗戰標語，參加對敵廣播等。

在臺灣少年團中，有一位是出生于臺南的王正南。臺灣少年團成立時，他積極響應，報名參加。1939年2月，王正南隨李友邦從崇安帶回的首批成員來到金華。金華是抗日的前線，2月22日，在進步人士的指導和幫助下，臺灣義勇隊和臺灣少年團在金華正式成立。勇敢、向上的王正南在小小的心里從此埋下了革命的種子，“一定要救臺灣，把日本侵略者從臺灣的土地上趕出去，打倒日本侵略者！”

“第一批隊員僅有24人，連我在內一共6個小孩，都是李友邦將軍從福建崇安帶過來的。”王正南回憶說，當年自己只有12歲，崇安是臺胞流亡回內地后受迫害而被集中的地方，也是李友邦將軍組建抗日的臺灣義勇隊發源地。

王正親從小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惡，“日本人罵我們八格牙魯，八格牙魯是什么意思？是混蛋啊！還罵我們是支那人。這些讓我們聽起來非常憤慨。日本軍閥統治我們臺灣，用‘冬瓜刀’政策。什么是‘冬瓜刀’政策呢？就是說日本在臺灣的警察，他們身上都掛著一把長刀，他們的快刀可以隨意砍掉臺灣人的頭，好像砍冬瓜一樣。在臺灣，日本侵略者不許我們讀中國書，講中國話。他們控制的學校，都是教我們臺灣人要做順民和奴隸，要我們忘記祖國，認日本作祖宗，每天早上都強迫我們向日本東京的方向朝拜。上歷史課，就教我們孝忠天皇，要我們聽他們的命令，這也是等于‘冬瓜刀’，是要想砍掉我們熱愛自己祖國的愛國精神啊！”

少年團的成員主要承擔著到前線慰問中國軍隊和在社會上宣傳抗日的任務。“有演出的時候，我們就扛著團旗，一路唱歌步行到目的地。”王正南說。臺灣少年團的足跡遍及了金華城鄉、浙江前哨、贛北、皖南、閩南沿海和閩西龍巖等地。“除了偶爾坐火車外，我們每一次出去演出都是步行，有時到一個地方要走兩三天，日夜趕路。”王正南記得到前線演出最多的節目就是抗戰歌曲《游擊隊之歌》《太行山上》《大刀進行曲》《義勇軍進行曲》《臺灣少年團團歌》等。

“吃咸菜、睡通鋪，生活條件雖然艱苦，但我們每天都過得很充實。”王正南印象最深的是一套不合身的軍裝。由于經費緊張，“娃娃兵”的衣服都是大人淘汰下來的。褲子長還好說，往上一卷用針線縫住就行了，可衣服大怎么辦哪？“娃娃兵”把皮帶往腰間一扎，照樣神氣得很。

受父親的影響，王正南一家除沒有文化的母親被留在閩北山區的崇安自食其力外，先后都參加了臺灣義勇隊。王正南兄妹4人，他排行老三，兄妹的名字以東西南北的順序命名，分別叫正東、正西、正南、正北。其中，正北是唯一的一個女孩，參加臺灣義勇隊少年團時只有8歲。“父親和李友邦將軍志趣相投，很是談得攏。”繼王正南和二哥成為義勇隊第一批成員后半個月左右，1939年3月13日，王正南的父親率領余下的兩個子女，也投奔于李友邦將軍旗下，成為義勇隊第二批的早期成員。

他們最初只在金華活動，后來他們走出金華，到浦江、蘭溪、龍游、紹興、諸暨等地，再后來，他們又到寧波、衢縣還經過江西上饒到福建、到皖南的徽州、屯溪等地，通過講演、話劇、宣傳畫、歌唱等形式進行抗日宣傳，他們的演出，激勵了當地軍民打敗侵略者、收復臺灣的抗日熱情，受到熱烈歡迎。臺灣光復后他們回到臺灣，1946年初，這支中國抗日史上獨特的隊伍正式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