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已殺了兩萬多人，士兵殺紅了眼，結果，竟向友軍發難，殺死殺傷友軍多人。我中隊也造成了一死兩傷的損失。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學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所長、80歲的張憲文教授11月24日下午，在辦公室接受本報記者的采訪時說，“南京大屠殺是日軍侵占南京后制造的一場大規模的人類慘劇，它包括大屠殺暴行、性暴行和城市破壞暴行三大罪行，使南京古城遭受了一場極為殘酷的空前浩劫，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災難。”。

日軍山田支隊步兵第65聯隊宮本省吾在日記中寫道：“下午3時，大隊決定采取極端措施，把約三千名戰俘押到揚子江邊槍殺了。”“由于已殺了兩萬多人，士兵殺紅了眼，結果，竟向友軍發難，殺死殺傷友軍多人。我中隊也造成了一死兩傷的損失。”

臨近12月13日我國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80歲的張憲文教授工作愈加繁忙。身為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學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所長的他，除一如既往地趕書稿外，還要籌備《南京大屠殺史》《見證與記錄：南京大屠殺史料精選》《南京大屠殺重要文證選錄》三部五卷新書的首發儀式，應對各路記者接連不斷的采訪邀約。

日程表雖被排得滿滿當當，但聽說是山東老家的媒體想來采訪，張憲文還是爽快地一口應下。鏗鏘有力的言語，隱藏了歲月的年輪，流露出親切的鄉音。

搜集日軍在南京施暴的鐵證

11月24日下午，張憲文教授在辦公室接受本報記者的采訪。滿頭銀絲的他，面容清癯，精神矍鑠，直實的山東人性格在一言一行中顯露。“解放初我在濟南呆過，在山東省工業廳工作。那時候大眾日報社在經二緯一路，是我們隔壁鄰居，對《大眾日報》印象比較深。”他笑呵呵地開場，老鄉關系又被拉近了一層。

張憲文說，自己出生在泰安，但祖輩是齊河人，住在黃河邊上。“黃河水患不斷，老爺爺跟著家人逃荒到了泰安，在藥店里當學徒，后來自己也開了兩家中藥店，叫‘宏吉堂’，在泰安一帶很有名氣。”曾祖父白手起家創下家業，在泰安城南城關的張家園街建了一處大宅院。1934年10月27日，張憲文就出生在這里。

日偽時期，汪精衛的“和平軍”開進泰安。張憲文聽大人說，汪精衛是南京政府的，重慶還有個蔣介石。年少懵懂的他，不知道他們是干什么的，彼此之間有什么關系，更不知道長大后自己會在工作中與他們形成交集，卻對兇殘的日軍留下極深的印象。

一天早上，張憲文被家中的狗吠聲吵醒，“一群日本鬼子持槍闖入家門，把我爺爺和他五弟帶走，關進了憲兵隊。”因為爺爺是地方名士，日本鬼子對他們嚴刑拷打，用燒紅的烙鐵燙他們的胸部、背部和胡子，要他們交代是怎樣通八路的。關了整整13天后，實在抓不到把柄，才把他們放回家。

當時，泰安南部的徂徠山有游擊隊活動，盤踞泰安的日軍多在早上下鄉掃蕩，傍晚時分匆匆收縮回城，不敢在鄉下久留。每每看見騎著高頭大馬狼狽返城的日軍從自家門前經過，張憲文都覺得既可氣又可笑。

1954年，張憲文被南京大學歷史系錄取，畢業后留校任教，從此把根扎在了南京。定居生活60年，他已融入這座文化底蘊深厚的美麗古城。

說起南京大屠殺，張憲文表情嚴肅了起來。“南京大屠殺是日軍侵占南京后制造的一場大規模的人類慘劇，它包括大屠殺暴行、性暴行和城市破壞暴行三大罪行，使南京古城遭受了一場極為殘酷的空前浩劫，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災難。”他介紹，早年，我國史學界甚少關注南京大屠殺這一嚴重事件，更缺乏研究，我們的教科書上也很少提及。與此同時，日本右翼勢力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不斷否定南京大屠殺史實，編造種種謊言以混淆視聽。

此前將主要精力集中于中華民國史研究的張憲文，正式開始南京大屠殺研究，要從上世紀90年代初算起。先后擔任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顧問、會長，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所長的他，多方籌措資金，派南京大學及南京地區100多位學者，赴日本、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俄羅斯、西班牙等國家及臺北檔案館、圖書館、私人藏書機構，搜集整理加害方、受害方和第三方的日記、書信、回憶、新聞報道等各種原始資料。

至2010年，張憲文團隊出版《南京大屠殺史料集》72卷共4000萬字，是我國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史料集。2012年，張憲文又攜團隊在這些豐富史料的基礎上，推出全面研究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的歷史著作《南京大屠殺全史》。

“歷史研究不能創造，有材料支撐就可以說，沒有材料支撐就不可以說。”治學嚴謹的張憲文一板一眼地告訴記者，《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披露的史料，不少是十分鮮見的珍貴資料。“這些材料不僅為學者們深入研究南京大屠殺提供了科學依據，也是日軍在南京施暴的鐵證。”

令他欣慰的是，2005年《南京大屠殺史料集》首次出版后，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的兩個女領事專程到南京與他座談。“談話之后一個多月，日本外務省網站公開發表聲明，稱根據現有的資料，日軍在南京對非戰斗人員的殺害是個事實，但是人數問題有各種說法，外務省不予置評。這是外務省網站首次公開承認南京大屠殺是個事實，雖然不承認30萬死難者的數字，但離承認大屠殺的事實真相又近了一步。”張憲文說。

俘虜，“全部徹底消滅”！

翻開一篇篇集攢的史料，南京大屠殺的真相被一幕幕還原，時光也倒回到77年前南京那個漫長的寒冬。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守衛南京城的大批中國軍人在戰斗中被俘。“對于這些俘虜，日軍并沒有按照國際公約人道地對待，而是以屠殺手段加以消滅。”張憲文眉頭微鎖。

攻擊南京以東戰線的日軍第16師團長中島金朝吾中將，在這一天的日記中這樣寫道：“敗逃之敵大部進入第十六師團作戰地區的林中或村莊內，另一方面，還有從鎮江要塞逃來的，到處都是俘虜，數量之大難以處理。”日軍“基本上不實行俘虜政策，決定采取全部徹底消滅的方針”。“守備太平門的一名中隊長處理了約1300人。在仙鶴門附近集結的約有七八千人。此外，還有人不斷地前來投降。”

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第2大隊的池端正巳回憶說：“俘虜很多，繳獲的物品也很多，所以如何處置這些殘兵就成了問題。我們部隊人數很少，不足百人，而俘虜那么多，有一千幾百人，無法供他們飯吃。”“我們部隊自己吃飯也成問題，就去請示作為上司的師團，師團命令說‘處置掉’。”

與16師團同屬上海派遣軍的日軍第13師團步兵第103旅團，也在攻占烏龍山炮臺和幕府山炮臺等地時捕獲了大批中國俘虜。12月14日，步兵第103旅團長山田栴二少將在日記中提到：“有14777名俘虜。俘虜這么多，不管是殺掉還是讓其活著都很困難。”次日，山田栴二“派本間騎兵少尉去南京，聯系處理俘虜的事宜和其他事宜。命令說將俘虜全部殺掉。”請示上級后，12月16日至18日，步兵第65聯隊將這批俘虜押解到長江邊進行集體屠殺。

山田支隊步兵第65聯隊的許多官兵，都將這場異乎尋常的血腥屠殺記錄在日記本中。第4中隊的宮本省吾少尉在12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下午3時，大隊決定采取極端措施，把約三千名戰俘押到揚子江邊槍殺了。這是只有戰場上才可能看到的場面。”12月17日，在日軍華中方面軍舉行南京入城式的當天，步兵第65聯隊繼續分批處決俘虜。傍晚回來后，宮本省吾立刻出發加入對俘虜兵的處決。“由于已殺了兩萬多人，士兵殺紅了眼，結果，竟向友軍發難，殺死殺傷友軍多人。我中隊也造成了一死兩傷的損失。”

日軍上海派遣軍司令部參謀西原一策大佐在“作戰日記”中，也記錄了山田支隊對中國俘虜的大屠殺。他在12月14日的日志中提到，“第十三師團山田支隊捕獲俘虜2萬人，因沒有糧食，很難處理。”12月18日的日志中則記述：“舉行慰靈祭。山田旅團處置了15000名俘虜，其中我方一名士兵也與俘虜一起被機槍射殺。約有一個團的俘虜進行抵抗，企圖逃走，該士兵也在混亂中犧牲。”

時任國軍教導總隊第2團第3營營部勤務兵的唐廣普，是這場大屠殺的幸存者。他回憶，在長江邊幕府山的空營房里，“集中囚禁約2萬人，大多為被俘士兵，另有部分警察和老百姓。”12月18日，日本人從早上四點鐘就開始捆，一直捆到下午四點。“到了上元門大洼子江灘，日軍叫我們一排排坐下……晚上八九點鐘，日本兵開始屠殺。”機槍一響，唐廣普就躺倒在地。20分鐘后，機槍停了，他右肩頭被打傷也沒有知覺，“死尸堆積在我身上，感到特別重。約5分鐘后，機槍又開始掃射。過了一陣子，日軍上來，用刺刀刺，用木棒打，然后用稻草撒在石榴樹上，用汽油一澆就燒起來了。”

在張憲文看來，這些當事者的記述盡管人數不盡相同，但山田支隊在進擊南京的過程中俘獲了大批俘虜，并在幕府山附近加以槍殺是不爭的事實。“起初，日軍打死屠殺俘虜并不是下級軍官及士兵的個人行為，而是出自日軍中高層的命令，但漸漸地演化為前線部隊普遍存在的現象。”

1938年6月調任日軍華中派遣軍第11軍司令官的岡村寧次，在戰時寫下的陣中感想錄中寫道：到達中支那戰場后，在聽取了先遣官宮崎參謀、華中派遣軍特務部長原田少將，杭州機關長荻原中佐等人的報告后才知道，派遣軍前線部隊一直以給養困難為借口，大批處死戰俘，已成惡習。“南京戰役時，大屠殺的人數多達四五萬之多，對市民進行掠奪、強奸的也大有其人。”

斬盡殺絕“敗殘兵”

戰斗中被俘獲的中國軍人慘遭屠殺，解除武裝的“敗殘兵”想要躲過日軍的反復掃蕩和搜捕也實屬不易。“日軍在捕獲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及疑似軍人的普通平民后，除就近集體屠殺外，更多的人被押往南京北部的長江邊進行集體屠殺。”張憲文告訴記者，位于下關的中山碼頭是南京的輪渡碼頭，是日軍多次進行集體屠殺之地。

記者沿中山路乘車北上，被一棟棟摩天大廈擠滿的天空漸漸開闊，馬路上車輛稀少，車速也明顯快了不少。只是一連下了幾天的小雨仍未停歇，白茫茫的天上匯集的不知是江邊的霧氣，還是壓低的濃云。

穿過古樸的挹江門，走不多遠就到了中山碼頭。這幢絳紅色的山形建筑頗有些民國氣質，但這個渡江碼頭昔日的熱鬧景象卻不復存在，空蕩蕩的大廳里人影稀疏。

記者看到，中山碼頭北邊約400處，豎立著一座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中山碼頭遇難同胞紀念碑，三個人形的支柱架起一個潔白的大花圈，造型別致，意蘊深遠。

紀念碑的碑文上記載：“中山碼頭乃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遺址之一，當時避居國際安全區之青壯難民，在此慘遭殺害者，共達萬人以上。”并詳細記載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傍晚，五千余同胞被日軍槍殺的屠殺慘案。

“經中山北路向北，觀看了南京政府的軍政部、交通部、外交部、鐵道部、高等法院等各種建筑后，又來到揚子江岸邊的中山碼頭。”日軍第10軍思量部參謀山崎正男少佐，12月17日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述：這一帶的揚子江面較窄，江中停泊著七八艘海軍驅逐艦。無數的尸體被棄置于岸邊，全浸泡在水里。“尸骨累累一詞其程度也各有不同，這揚子江岸邊的景象可謂是真正的尸骨累累。如將之打撈到地面上，一定是堆積如山了。”“然而，我不知見過多少尸體了，早就習以為常，一般是不吃驚的，晚餐時還照樣咂著嘴品嘗美味，完全成了神經麻木的人。”

巖崎昌治是上海派遣軍獨立工兵第一聯隊的上等兵，他在12月17日致家人的信件中記述：占領南京下關車站是在14日黎明前。當時在揚子江邊，他們工兵親手射殺了大約800名敗殘兵。“我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殺人，還是把竹子放入江中漂流。”“在陸上殺死支那兵后，把尸體堆積到一處，澆上油燒掉了。大概就像相川小學廣場那么大的地方，支那人的尸體堆積了兩三層。”因未能參加入城儀式，他們將頭天夜里在城內的大約2000名中國人集中起來，全部殺死。僅揚子江邊上就橫七豎八地躺著大約5000具尸體。“不時傳來砰砰的聲音，那是正在槍殺還沒有斬盡殺絕的敗殘兵的聲音。”

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也以不同的形式記錄了日軍在長江邊的屠殺。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拉貝在1938年1月20日的日記中附有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財務主管克里斯蒂安·克勒格爾的報告。“城里到處被丟棄的軍裝告訴日本人，城里還有許多中國士兵，他們已經穿上平民的服裝藏了起來。因此，日本人在12月14日占領全城后，立即開始在整座城市，尤其是在難民收容所進行了嚴厲地搜查。”他們打著這個幌子，干著各種各樣殘暴的事情。為了一點點無所緊要的小事就濫殺無辜，無緣無故處死人，這類事件每天不知要發生多少起。平民百姓中根本沒有人開槍射擊，但是在幾天中估計有5000人未經臨時軍事法庭審判就被槍斃，“大部分人在江邊被處決，這樣連埋葬尸體的辛勞都可以免去了。”

與拉貝并肩作戰的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主席約翰·馬吉，在日軍占領南京后曾偷偷拍攝了紀錄影片。他在3號影片的解說詞中這樣說道：“這個抬擔架的人和一大批中國人被帶到江邊，他估計有4000人，他們在那里被日本人用機關槍掃射。他和其他約20個人成功逃脫了，只是他肩上挨了一槍。”

屠殺百姓就像獵殺兔子

從安全區到城區，從城關到近郊，南京籠罩在血色陰霾之中，恐怖的氣息肆意彌漫。即使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不斷致信給在南京的日本外交官，發出抗議之聲，也無法阻止日軍的暴行。

馬吉在致妻子的信中寫道：“過去一個星期的恐怖是我從未經歷過的。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蠻。這是屠殺、強奸的一周。我想人類歷史上已有很長時間沒有發生過如此殘暴的事了，只有當年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堪與比擬。”日本兵不僅屠殺他們能找到的所有俘虜，而且大量屠殺不同年齡的平民百姓。就像在野外獵殺兔子一樣，許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隨意殺掉。“似乎任何下士班長或是列兵都可以決定任何一名中國人的命運。”

至于屠殺平民時日軍的心態，巖崎昌治12月17日在致家人的信中這樣表白：“已經完全瘋狂了，只要看到支那人，就會大喊‘干掉他’，把他們送上不歸路。……不是我一人有這種心情，而是整個分隊的全體人員，不！是中隊所有人員都有這種心情。”

“這的確不是巖崎昌治的個人心態，幾乎所有日軍官兵均具有這種心態。正如巖崎昌治在信中所說，即使明白這些人都是良民，‘為了皇軍、為了日本，才拿他們做犧牲品的’。從今天研究的角度來看，盡管這不是日軍官兵殺人心態的全部，但從中仍可見日軍殺人心態之一斑。”張憲文語調提升，難掩憤怒之情。

搶劫、強奸、屠殺、縱火……日軍的野蠻暴虐行徑在南京持續6周，數十萬鮮活的生命旦夕之間化為烏有，寫下人類歷史上最為慘絕人寰的一頁。

日本投降后，為配合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國民政府設立調查日本戰爭罪行及日軍在華暴行的各中央級調查機構，對日軍南京大屠殺進行了專項調查和統計。經過4個多月的調查，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共獲得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暴行材料2784件。南京市臨時參議會根據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的重點調查結果，在征得受害人同意的前提下，確定了20名可在審判日本戰犯軍事法庭上出庭作證的受害者名單。“男女死傷統計表”“敵人罪行種類統計表”“可提供作證被害人姓名、住址表”及《南京大屠殺慘案述要》等調查材料，成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理南京大屠殺案的重要證據。

1948年11月，經歷了近兩年的漫長審理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宣判，長達1200多頁的判決書用了9天時間才宣讀完畢。判決書對日本帝國主義策劃、準備和發動對中國和亞洲、太平洋戰爭的罪行進行了揭露，并宣判25名被告有罪。

南京大屠殺中死難的軍民得以告慰，但南京大屠殺與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帶來的創痛仍在延續。“以往研究抗戰，對戰役的關注比較多，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帶來什么問題，是我們的研究所欠缺的。比如，日本侵華后中國的人口變化、人的思想變化、社會經濟方面的變動等這些方面的研究還不夠，我們的團隊正在作這方面的努力。”張憲文說。

對于南京大屠殺方面的研究，張憲文也抱有新的希望。“現有的研究成果內容豐富、規模浩大，但除研究者以外的社會公眾，在短時間閱讀全部材料有一定困難”，因此，在繼續進行深入研究的同時，他們也會推出敘事性強、通俗易懂的公眾讀本，使更多的民眾認識到南京大屠殺是無法否定和推翻的歷史事實。“我們作這項工作，就是為了讓社會大眾更多地了解真相。戰爭是全人類的災難，無論對于加害方還是受害方而言，都應該正視這段歷史，而不是一再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