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在自傳中寫到：“這次戰役大大提高了華北人民群眾敵后抗日的勝利信心，對日寇當時的誘降政策以及東方慕尼黑陰謀以很大打擊，給蔣管區人民以很大興奮。此役也給了投降派又一次打擊，提高了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的聲威，打擊了國民黨制造所謂八路軍“游而不擊”的謠言。對百團大戰的惡意攻擊者，你們站到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集團的隊伍里去了。”但由不顧毛澤東的反對擅自發動抗日，使得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中被毛澤東連怒罵了40天。

中國共產黨對外一直對百團大戰完全肯定，但在內部對于百團大戰的評價卻因歷史進程而先后出現過一定的出入。百團大戰剛勝利時，中共中央對此十分肯定，毛澤東還要求彭德懷有機會再多組織幾次。但在1941年、1942日軍大掃蕩導致八路軍極端困難后，彭德懷一度受到毛澤東等人的批評，被指責沒有完全執行毛澤東的抗戰相持時期的軍事戰略（即“山地游擊戰為主，可能條件下進行陣地戰，避免決戰”），打成了大規模的“消耗戰”，過早的暴露和不必要的犧牲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些抗日力量。

百團大戰取得了巨大的勝利，這是我們應該充分肯定的。但百團大戰也存在著一些問題，茲列舉幾個主要的觀點如下：

戰術上的爭議

在百團大戰第二階段較多了采用攻堅戰，造成了八路軍自身傷亡較大，這種戰術引起了批評。

1945年劉伯承在中共“七大”發言：百團大戰不打不行，但是打，也不是使用百團大戰的打法，更不是運動戰，尤其是陣地戰這樣的打法，而是要用全面游擊戰爭的打法。

聶榮臻也對攻堅戰的打法提出批判，但同時認為雖然損失大，但也鍛煉了隊伍。

彭德懷后來也做了自我批評，承認當時有些蠻干的指揮。

關于暴露實力的爭議

聶榮臻認為：“毛澤東批評說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軍對我們力量的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

1943年鄧小平說：“百團大戰中本區軍事力量過于突出暴露，不僅自己傷亡很大，元氣不易恢復。且警惕了敵人對我們的嚴重注意，也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在1945年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華北工作座談會，會中黨內一致對于百團大戰持否定態度。彭德懷被做了檢討：“百團大戰……在政治上也是錯誤的。過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軍隊主力從正面戰場吸引過來，有利于國民黨……這很明顯是民族義憤模糊了階級立場。”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這也是彭被批判的罪名之一。1959年7月31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

現在認為日軍的反撲確實給根據地帶來很大困難，但中華民族的對日抗戰本身就準備著巨大困難和犧牲，因“招來”困難而被指責是不正確的。

文革中的批判

1959年廬山會議后，共產黨將彭德懷定位為：“王明右傾機會主義的產物”。

清華井岡山兵團出版的《打倒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大軍閥彭德懷》一書中指出：“彭德懷公然提出要保衛大后方、保衛重慶、保衛西安，實際上是要保衛坐鎮于重慶的蔣介石。彭德懷急于保蔣，拒不執行毛主席提出的，在戰略相持階段，我軍“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方針，背著毛主席，和朱德、楊尚昆、彭真、鄧小平等商量，大搞冒險主義、拚命主義，先后調動了一百零五個團，共四十萬兵力，全線出擊，打攻堅戰、消耗戰。彭賊保蔣賣力，得到了蔣介石的歡心。”

1967年2月24日北京出版“戰報”第六期以‘大軍閥、大野心家朱德的滔天罪行’為標題批評：百團大戰是朱德、彭德懷違反黨的組織紀律，不請示毛澤東，擅自搞百團大戰，完全違背了毛澤東的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并把日軍的兵力吸引過來，導致重大損失。

還有有人認為百團大戰是蔣介石決定發動皖南事變的決定性因素，有紅衛兵依照這個理由對彭德懷進行批斗。

1981年中國共產黨為彭德懷完全平反后，對百團大戰基本持完全肯定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