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英雄，遺忘遠比非議更可怕。

嘉靖二十八年，四月。

廉州城外草長鶯飛，城內人心惶惶。安南國(今越南)大臣范子儀領兵北上，在明帝國的南疆大肆劫掠，此刻正把廉州城圍得鐵桶一般。

大概是個傍晚時分，幾名明軍騎兵飛馬自東而來，直奔叛軍營地，即使持著使者旌旗，也有點過分的不可一世。“大明福建備倭都督指揮俞大猷有令，命爾等速速歸降，否則不日天兵來到，將爾等化為齏粉。”

范子儀未必知道這個明國將領的名號，但看著使者倨傲的神情和咄咄逼人的威脅，感覺一支大軍似乎隨時會 在山的另一邊隨著太陽一起突然出現，于是集結軍隊，解圍而去。

其實此刻，那位都督指揮的水軍還未調集，而廉州已經告急。俞大猷用這次勸降爭取了時間。等到一個月后，范子儀率兵突入欽州的時候，這支打著俞字旗號的水軍，真的出現在安南兵背后，阻截戰船、連日追擊，斬首一千二百級，生擒主帥弟弟范子流，最后傳檄安南國“殺范子儀函首來獻，外患平息。”

水師+兵法，這是一次典型的俞大猷式的勝利。

與帝國的多數將領不同，這位福建泉州出身的武將身上，混合著一種允文允武的氣質。俞大猷幼時家境貧寒，不僅要靠親友資助，母親還要編發網維生，但他依然幸運地接受了文、武兩方面的教育。俞大猷曾經拜王宣、林福、趙本學等人為師，學習儒學、《易經》及由此推演出的兵法，武學則師從南少林高手李良欽，學習劍(棍)術和騎射。

受這種經歷的影響，從戎后的俞大猷作戰勇武而且善于運籌帷幄，把握戰機，出奇制勝，在戰略布局上的眼光也更為出眾。在與倭寇的戰爭中，他指揮著曾不堪一擊的帝國軍隊以奇謀妙計取勝，還總結出“倭奴長于陸戰，其水戰則我兵之所長”的戰略特點，并由此建立起了一支以海軍為主的“俞家軍”。

大海是俞大猷的主場。以福建樓船為依托，俞大猷的部隊創造了驕人戰績，戰浙東、平浙西、復興化，那些不可一世、甚至威脅過帝國舊都的亡命之徒，品嘗到了毀滅的滋味，上百艘倭寇戰艦在火光中沉入大海，數千名倭寇葬身魚腹…想必，那戰斗的場面絕不會比若干年后東北亞海面上的另一場大戰——鳴梁海戰遜色半分，而按理說，俞大猷和他的“俞家軍”也理應成為朝鮮李舜臣一樣的英雄，成為后世人提起”抗倭”時，立刻肅然起敬的一個名字。

然而，并沒有。

與俞大猷相比，戚繼光大概更加意氣風發。

從登上歷史舞臺開始，戚繼光就像一只斑斕猛虎，連額頭上的斑點都閃爍著勇氣和斗志。在龍山，上萬精神萎靡的帝國衛所軍在一千多倭寇面前丟盔棄甲，而這個英氣逼人的青年將軍，彎弓射箭，三聲弦響，三名倭寇應聲倒地，但憑借這精準的狙擊便嚇退敵軍。

兩軍對壘萬人眾，唯有戚郎一男兒。驍勇果毅，是這顆帝國將星和那支追求絕對紀律、絕對勇氣的戚家軍最讓倭寇喪膽之處。

與這個足足小他25歲的后生相比，久經沙場的俞大猷更像一條深藏的蛟龍。他在想著爭取陸軍一半的經費建設強大海軍，在想著構筑連接海洋、海岸、內河、城鎮的多層次防御縱深，在想著御敵于外的戰略部署，甚至隱隱約約觸碰到了改革帝國的舊有軍制。

一個海上，一個陸地，一個驍勇善戰，一個智謀廣遠，同樣深得百姓擁護，同樣讓倭寇聞風喪當，擁有這對“俞龍戚虎”，本該讓帝國高層感到幸運。而對于作戰時間更長、參加戰役更多、對倭寇打擊更大，也是戚繼光老師的俞大猷來說，理應得到同樣甚至高于戚繼光的地位和贊賞。

但是，并沒有。

老成持重的俞大猷，在帝國體系內的另一場戰爭里連戰連敗，甚至時而一潰千里。這就是官場。

在帝國重文輕武的傳統下，武官的戰績往往取決于廟堂小吏的刀筆，戰將想獲得晉升，就不得不依附于文官為主的權貴集團，委身于官場的迎來送往人情世故。年輕的戚繼光應該是深諳此道的，所以哪怕他心中如何無奈，如何痛恨，在絞殺倭寇之余，他總要找到些人情、祥瑞，隨著謙恭至極的書信，上達天聽，在功勞簿上打上條點綴的紅纓帶。

而俞大猷并不如此。也許是因為儒家道德的影響，也許是因為恃才傲物，這位性情耿直、為人正派的將領從不肯委曲求全，而只求實質性建功立業。所以有功無賞、賞賜不公、甚至被冒領軍功就成了文官集團送給他的“常例”，平息安南入侵，嚴嵩將俞大猷的戰功壓下，只給了他五十兩賞銀，收復興化，又是五十兩賞銀，非但如此，他的仕途動輒得咎，“四為參將，六為總兵，兩為都督”的背后，是“七次屈辱，四次貶官，一次入獄”。

就這樣踏步到了嘉靖四十二年，會打仗又會做人的戚繼光已成了俞大猷的上司，俞大猷自己卻還常常有免職之虞。

而最可怕的，是長久的歷史中，同樣出色同樣英雄的俞大猷，也在慢慢消失在他的學生、好友、同僚戚繼光的陰影下。

“借問浮云云不語，為誰東去為誰西。人生蹤跡云相似，無補生民苦自迷。”晚年，俞大猷為晉江普照寺題寫了四首“七絕”，這是其中之一。

命途多舛沒有把俞大猷變成一個徹底的詩人。不管多少次被罰被貶，他都忍辱負重，光明磊落，堅持著“忠誠許國，老而彌篤”。去世前七年，他最后一次被免官，不久又獲起用，最終病死任上。

他做過將軍，為了保家衛國披肝瀝膽，他留下了多部軍事典籍，提出過保衛海疆的構想，做出過改革帝國軍制的嘗試，甚至試圖收復葡萄牙人占據的澳門。

他做過文人，戎馬半生也未曾投筆，常與士人舉行文會，教導他們學習《易經》，愛民愛兵如子，“為將三十年，不擾民一草一木”，以至于金門、海南百姓稱其為“俞佛”。

他做過江湖高手，作為南派武學一代大家，留下了武學典籍《劍經》和一段少林授藝的佳話。

他甚至不缺歷史花邊，他的兒子駐防福建，被大海賊鄭芝龍擊敗，而這個海賊的兒子之一，日后成為了名滿中華的民族英雄鄭成功。

但是歷史正在遺忘他。

如果不加上“抗倭名將”的頭銜，不加上“與戚繼光齊名”的注解，不加上“和戚繼光一樣厲害”的解釋，又有幾個人知道這個現在聽起來海鮮味十足的名字。

俞大猷幾乎做到了那個時代價值標準下要求英雄的一切，立功、立言、立德，只是沒有做到暗流涌動里要求的茍且，才讓他生前事命運多舛，為文官集團打壓侮辱，甚至身后名，都殘存下了舊日暖閣里的幽靈。

倭寇早已蕩盡，帝國也不復存在。明帝國骯臟而龐大的文官集團在塞北的鳴鏑聲中土崩瓦解，三百年后，另一個同樣的文官體系也在外敵入侵中逐漸崩塌，這次的敵人正是來自俞大猷心心念念的海洋。

都過去了。籠罩在那個時代的丑惡也應該散盡，現代人再比較戚繼光和俞大猷孰強孰弱，誰好誰壞已經完全沒有了意義。只是當我們愿意以更公正的眼光看待前人時，愿意用先進的價值和標準回顧歷史時，是不是應該給被埋沒的英雄應有的位置，哪怕只是給他歷史教科書上的薄薄一頁，也足可以踩碎來自封建時代的惡毒詛咒，足以告慰英雄的在天之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