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徐家匯，寬泛而言，北至廣元路，東至宛平路，南至南丹路或斜土路，是今日繁華的商業中心。但是在晚明時期，這里不過是上海縣郊區的一個普通村落，并不起眼。直至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啟于此建農莊別業，逝世后又安葬于此，其后輩為其筑廬守墓，這里才逐漸為世人所知。

此后，徐氏家族有一支在此代代繁衍，形成村落，名為“徐家厙”。又因此處為法華涇、肇嘉浜和漕河涇三水相匯之地，船運交通便利，而徐家一部分族群在這里集聚，周邊多為徐家土地，所以此處又被鄉里稱作“徐家匯”。清咸豐十年(1860年)后，太平軍進軍上海，四鄉的難民云集此地，使得地區人口劇增，隨后城鄉菜農商販也紛至沓來，遂成集市，因此地傍徐家匯村落而得名“徐鎮”，也就是徐家匯鎮。這里曾是明清時期西學傳播的一個重要據點，也是上海天主教文化的中心。直到上世紀30年代，徐氏家族依然有一部分人仍居住在徐鎮老街。

在古代，以家族聚落的姓氏命名地名的案例并不罕見，然而徐家匯的名稱傳承至今，其文化內涵仍在不斷強化和豐富，可謂一種特色。

徐家匯標志性建筑：天主教堂

多重標簽徐光啟

對于徐光啟，很多人不陌生。在天文、數學、農業、軍事等諸多領域創下輝煌成就的他，在上海歷史上可謂一個的特殊存在。徐光啟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出生于松江府上海縣，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以順天府解元中舉，后于萬歷三十二年(1604)成為進士，最終官至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因為他的官職及出生地，徐光啟也常常被稱為“徐閣老”、“徐閣學”，“徐上海”等等。

在政治混亂、社會動蕩的明朝晚期，他不參與黨爭，而是專注于體貼民生，提出了一系列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想，所著《農政全書》不僅對后世中國，甚至對日韓兩國的農學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徐光啟還跟隨明末來華的耶穌會士們研習西方科學，譯書立著，并積極投身歷法與軍事改革，留下功績無數。此外，徐光啟還是中國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徒之一。他不僅自身奉教，更將天主教引進上海，開啟了上海四百多年的天主教史，為上海發展為遠東重要的天主教中心奠定了基礎。

明末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西學”傳播先驅、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不論是哪一種標簽，都足以讓徐光啟的名字載入史冊。然而徐家匯之所以成為徐家匯，可不只是靠他一個人的成就。

徐光啟

不為繁衍子嗣而納妾

以家族聚落的姓氏命名地名，這不是特例。就以徐家而言，據族譜記載，上海歷史上的另一位著名宰相，出身華亭縣的徐階的祖先便曾居住于華亭縣的一個叫做“徐家浜”的地方。不過，徐家匯之所會成為“徐家匯”與徐光啟的祖先無關，而是與其家族的子孫繁榮有關。

在古代社會，后嗣的有無對于深受儒學思想影響的文人士大夫來說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徐光啟與他的夫人吳氏只育有徐驥一個兒子，但卻終生沒有為了繁衍子嗣而納妾。這與徐光啟信奉天主教有直接關系。

徐光啟于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在韶州教書時偶然接觸到天主教，八年后正式受洗入教。由于天主教堅持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嚴禁納妾，所以徐光啟一生只有吳氏一位妻子。關于子嗣，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eCouplet)還曾記錄了一則徐光啟的軼事：由于徐光啟受洗時，徐驥一子，且體質孱弱，所以親友們都曾勸他按中國傳統習俗多娶偏房以多得子嗣。這樣的選擇在當時的士大夫群體之中極為普遍。徐光啟曾向為他授洗的羅如望神父提及此事，羅如望回答：“有子無子，咸出于天主之命。況已有子，則后來繁盛，亦未可知。”徐光啟沉思良久之后起身道：“嗣可以無，但天主誡命不可犯也。”聞聽此言，羅如望欣然拱手稱道：“‘先生能順從主命，則天主亦必允爾，將見先生子孫繩繩也。”

不過，徐光啟的獨子徐驥最終養育了5個兒子和4個女兒，孫輩的繁榮無疑為徐光啟家族的人丁興旺打下了基礎。據《徐氏宗譜》記載，徐光啟的曾孫多達28人，可謂兒孫滿堂。

利瑪竇與徐光啟

無心出仕的徐氏子孫

徐光啟雖然最終位居高位，但他的科舉道路并不平坦。從萬歷十年(1582年)到萬歷十九年(1591年)的九年間，他曾三次鄉試未第。而在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得中舉人之后，又隔了七年才考取進士。所以徐光啟曾自嘲“爬了一輩子科舉的爛路”。

很可能受到徐光啟對入仕態度的影響，徐氏子孫們大多淡泊名利，不重科舉，也無心出仕。例如，徐光啟之子徐驥為松江府生員，受徐光啟的影響，曾研習歷法、農政及兵法等等，但一生不曾入仕，只是按制蔭授中書舍人。同樣的，徐光啟的五位男孫之中，長孫徐爾覺，次孫徐爾爵，三孫徐爾斗和四孫徐爾默均止步于生員身份。雖因祖父徐光啟蔭授中書舍人，但皆不仕。只有五孫徐爾路，于順治十三年(1656年)得中進士，后被任命某縣的知縣，可惜不久便過世，年僅三十一歲。此外，徐光啟的外甥陳于階雖然未曾獲得科舉上的功名，但因自幼跟隨徐光啟學習西學，在天文和軍事上頗有建樹，因此于崇禎二年(1628)年進入北京的歷局參與歷法編修，后又于崇禎十二年(1639年)受到史可法的推薦成為欽天監博士。明滅亡之后，陳于階又出任南明的兵部司務，負責火器的督造。但在清軍攻陷南京之后，于雞鳴山的觀象臺上自殺殉國。至于徐光啟的曾孫一輩，除徐爾路之子徐承志繼承曾祖在天文學上的遺志，進入清朝歷局，成為欽天監博士之外，似乎也沒有更為突出者。

由于徐氏子孫并不追求仕途上的成就，所以若以一個家族在官場上的勢力來做評判，或許正如葉夢珠在《閱世編》中所言：“(徐家)鼎革以后，家漸中落，今曾孫濟濟，尚未有達者”。但這并沒有影響徐光啟家族在上海士人社會中的地位。這除了依靠徐光啟留下的影響力之外，也與徐氏家族的姻親家族均為上海名門望族有關。

上海徐光啟紀念館

實力強大的姻親家族

徐光啟的長孫徐爾覺娶妻俞氏，其祖父俞汝為是隆慶五年(1571年)進士，曾任兵部郎中、山東僉事，其父俞廷鍔為舉人，曾與名士陳繼儒一起參加崇禎《松江府志》的編撰;次孫徐爾爵曾娶禮部主事喬煒之女喬氏為妻，后另續弦;三孫徐爾斗之妻王氏為徐光啟愛徒孫元化的養女。孫元化為萬歷四十年(1612年)舉人，后因其出色的軍事才能被任命為登萊巡撫，是徐光啟所倡導的軍事改革的重要推動者;四孫徐爾默娶的則是徐光啟的恩師——山東副憲黃體仁的孫女。黃體仁雖是徐光啟年少時的授業師，卻也因會試坎坷，直至60歲時才與徐光啟同時考取進士。當時黃體仁獲得了進入翰林院供職的機會，最后卻以自己年事已高為由，主動推薦門人徐光啟代替自己進翰林院。之后徐光啟順利通過考試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邁出了仕途上的重要一步。黃體仁讓賢一事在當時被傳了為佳話。

而徐光啟的五孫徐爾路與四孫女(教名瑪爾第納)則雙雙聯姻上海明末時期的第一望族——潘氏家族。潘家的興盛“始自恭定公笠江先生(潘)恩及其弟忠，并登科甲。恭定官至御史大夫，歷刑、工二部尚書”。潘恩共育有三子，長子允哲、次子允端皆為進士，故有潘家父子“一門三進士”的美稱。徐爾路娶了潘允端之子工部員外郎潘云龍的女兒為妻，而瑪爾第納則嫁給了潘允端之孫潘曉納。另外，徐光啟的長孫女的夫婿是南京通政使艾可久之孫艾庭槐;次孫女嫁給同樣曾任南京通政使的許樂善之孫許遠度;三孫女則嫁入上海瞿家，丈夫瞿葉為監生，其祖父瞿寅曾出任海澄知縣，同樣位于上海鄉紳之列。

既有徐光啟留下的光環，又加上這些名門姻親家族的幫襯，所以雖然在仕途上平淡無奇，但徐氏家族始終在上海保有著一份特殊的地位。

徐光啟墓

徐氏家族與徐家匯的近代化

徐光啟家族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還在于其所代表的天主教文化。

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徐光啟邀郭居靜(LazaroCattaneo)神父來上海開教。兩年間，領洗入教者多達二百余人，由此打開了天主教在上海的發展之路，延續至今已有400多年歷史。徐光啟的全部家人，上至其父徐思誠，下至他的9個孫輩，甚至包括一些家丁，也全都在他的影響下受洗入教。徐光啟家族堪稱是江南，乃至全國少有的幾個著名天主教家族之一。而徐家匯之所以能夠發展成為上海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鎮，與徐光啟家族的存在有著緊密的關系。

徐氏一族除了自身奉教之外，還積極通過包括婚姻、親族、地緣關系在內的各種社會關系向周圍傳播天主教信仰，以至于“自家而親而鄰而鄉黨、受教者日進”。除此之外，徐氏后人還與上海的天主教會保持著極為密切的聯系，他們不僅借助徐光啟留下的人脈，將傳教士引薦給松江、南京各地的官員，還出資協助傳教士在上海各地建造了多所教堂，另外上海地區最早成立的天主教信徒集會——“圣母會”(Congregationof the Saint Virgin)之中的女性集會最初也是由徐氏家族成員組織而成的。

正是因為有了徐氏家族的支持，明末清初上海的天主教務發展迅速。至康熙四年(1665年)，松江府的天主教信徒人數已多達5萬。而到十八世紀初期，江蘇的10萬余教友中有8萬余人集中在上海及其附近。

然而，此后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卻不斷遭遇波折。先因“禮儀之爭”而遭康熙帝下達禁令，加上當時耶穌會在許多國家受到迫害，1773年教皇克萊孟十四世解散了耶穌會，上海的天主教傳教事業一度低迷。直到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沉寂了七十年的耶穌會才又重返上海。耶穌會的江南傳教區最初設在青浦縣的橫塘，然而，考慮到徐光啟及其家族曾經對天主教會產生的巨大影響，耶穌會士們一直設法想要回到徐光啟的故鄉上海縣，以延續他們當初的偉業。為此，傳教士們特地幾次走訪聚居著徐氏后人的徐家匯地區，并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在江南信徒的資助下，購買了徐家匯的土地，并在此建立耶穌會本會會所。這一舉措不僅將教會的活動中心正式遷入徐家匯，也同時開啟了徐家匯的近代化進程：

徐匯中學崇思樓(1918)

道光二十七年，耶穌會在徐家匯建立“大書房”，后發展為中國最早最完備的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道光三十年(1850年)，上海耶穌會創立依納爵公學，后為徐匯公學，也是當時中國內地最早的新式中學;同治七年(1868年)，法國耶穌會士韓伯祿(PierreMarieHeude)在徐家匯創立了隸屬耶穌會的自然博物館;同治十一年(1872年)，耶穌會江南教區在徐家匯成立“江南科學委員會”;同年，徐家匯觀象臺創立，它是上海乃至中國最古老的氣象觀測站，號稱“遠東氣象第一臺”。四年后，又成立了徐家匯土山灣印刷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耶穌會主持修復徐光啟墓，在其墓前豎立十字;宣統二年(1910年)，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落成，成為上海最大，也是全國最為著名的天主堂之一。徐家匯的這些建筑和機構不僅僅關乎宗教，也書寫并見證了上海近代文化的發展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