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后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真的是這樣的嗎？他為什么會給朱元璋做謀臣？歷史上真實情況如何呢？

神異傳說之外的劉伯溫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于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后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于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于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后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于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于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于蒙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于正八品，略相當于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么，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征：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仿佛“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飲于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后只能抑郁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后只好離去，于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并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后，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于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干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后人于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后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占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劉伯溫和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朱元璋表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向他們請教如何統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業。

劉伯溫從此開始了為朱元璋充當謀臣的人生新路。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劉伯溫，這么快就倒向一個傳統觀念中的“亂臣賊子”，其中當然有多層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傳一個“西湖望云”的故事，說劉伯溫早在投朱之前就發現金陵(即南京)有所謂“天子氣”，所以決心“輔之”。這無疑是無稽之談。劉伯溫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緣于對元政權的失望;其次，此時朱元璋的一些作為契合劉伯溫的期待—朱元璋部隊的軍紀相對較好，朱元璋本人比較能夠禮賢下士，朱元璋表現出了強烈的統一天下的愿望，這些都是他區別于其他群雄，而對劉基這樣知識分子具備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驅除異族政權為號召;二是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要想統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壞是不行的，還必須著手于建設，而要進行建設的工作，又必須依靠縉紳階層，盡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早在劉伯溫辭官隱居期間，他就在《郁離子》中說，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而此時的朱元璋，頗有一些“明法度，肄禮樂”的氣象，他成為劉伯溫心目中正在興起的“王者”，不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嗎？

關于劉伯溫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的作用，雖然不像傳說中那樣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幫助朱元璋在亂世中恢復秩序，是值得歷史肯定的。

朱元璋統一天下，劉伯溫和其他開國功臣一樣得到了封賞，這似乎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劉伯溫自覺背負了一種新的使命，這就是“導君于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就是在這方面，劉伯溫開始品嘗苦澀的滋味，因為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討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劉伯溫入明后活了七年有半，在這不算長的時間里，他先后幾次受封，又幾次被打發回鄉。從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伴君”確實是一件危險系數極高的工作。當時南京從夏天到秋天一直沒有下雨，求雨也沒有效果，劉伯溫借機指出了三條弊政：一是陣亡將士的妻子數萬人都被迫住在“寡婦營”，不許外出;二是為營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尸體暴露不收;三是敵方頭目既然已經歸誠投降，就不適宜充軍。古人認為天象由人事決定，劉伯溫借求雨的機會進諫，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請，可過了十來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劉基還鄉為民”的處罰。但劉伯溫被免職僅三個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從家鄉赴南京，恢復了其官職。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后，再一次被賜歸。

如果說第一次被貶，劉伯溫由于功名之心未滅還滿懷惆悵，那么他后來的被放歸，則更像是一種自我放逐。這不僅因為明初同僚的傾軋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斗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更因為他對“圣意難測”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在雄主手下討生活充滿了憂懼，深知只有韜光養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劉伯溫到底是讀書人，盡管他感覺面前這個曾經與自己共過患難的人越來越難以捉摸，但在反復放歸、召還的過程中還是要戰戰兢兢地盡儒者的本分。他勸朱元璋，“霜雪之后，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體面，不應動輒羞辱，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對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將王保保不能輕敵妄進，結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將徐達在追擊王保保的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

憂讒畏譏的劉伯溫準備在家鄉終老，但善于占卜的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并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災進一步演變成人禍，中國大地，一時饑民、流民、盜匪四起。

死因成謎

隱居的劉伯溫，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他知道，有一雙天眼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明史》上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家鄉的父母官因為始終見不到劉伯溫，所以換上便服求見，正在洗腳的劉伯溫對上門的客人當然不好拒絕，升火做飯以待客，但當縣令以實相告時，劉伯溫馬上變色，自稱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劉伯溫還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險要，所以成為奸人躲藏之所，劉伯溫便派兒子劉漣入朝反映這一情況，建議在此設立一個機構負責巡查，但劉漣繞過了中書省(當時明王朝政府的中樞機構)，直接向皇帝奏陳，引起了執政大臣的嫉恨，他們誣陷劉伯溫看中了談洋這塊地方，準備作身后之墓地，只是由于談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兒設立機構，以此驅逐百姓。中書省準備借此興起大獄，這時的劉伯溫雖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說個明白。

劉伯溫面對朱元璋，“惟引疚自責而已”，意思是什么辯解的話都不說，只承認“我錯了我錯了”，朱元璋沒有再窮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還是給了劉伯溫一個下馬威。朝廷祭奠孔子，儀式結束后，祭祀用的肉分給重臣算是一種榮譽。劉伯溫沒有參加祭奠儀式，卻接受了肉。朱元璋說：劉伯溫是學圣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參加祭奠卻享受祭品？學禮學到哪里去了？下令停發其一個月俸祿。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發一個月俸祿也是小事，關鍵是皇帝行動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長的：他就是想讓劉伯溫沒面子。由此可見最后一次入朝的劉伯溫，其處境之尷尬。

處境和心情都惡劣，劉伯溫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賜歸田里，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于家中。

劉伯溫的死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說朱元璋是毒死劉伯溫的主謀;三說系病死。其實從情理上思考，劉伯溫當時已經患病，而且又不是當權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舉？胡惟庸毒死了劉伯溫的傳聞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后來朱元璋為除掉胡惟庸，有意給其羅織了一條新罪名。但他沒有想到，后世同情劉伯溫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為滿足，又懷疑到他自己頭上，這真是一種諷刺。

與劉伯溫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劉伯溫死的前后表現出來的態度，更耐人尋味。

在劉伯溫還在朝的時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賜給了李善長、胡惟庸、宋濂三人，卻偏偏沒有給劉伯溫，這反映出朱、劉君臣關系在劉伯溫死前，已比較冷淡。劉伯溫病重被賜歸，朱元璋頒發了一紙詔書，對二人君臣一場進行了一次總結，其中既責備劉伯溫當年不早早歸附，也稱揚其功績，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當皇帝后，對劉伯溫的安排和處置都是符合“國之大體”的。對劉伯溫來說，得到這樣一份詔書，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劉伯溫君臣二人，在身份認識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劉伯溫雖被人們看成“謀臣”甚至“術士”，但他更自居為“儒者”，然而讓他沮喪的是，朱元璋也更多愿意把他當成“謀臣”和“術士”。在一次誰是當今大儒的討論中，朱元璋就曾經輕蔑地說，像宋濂、劉伯溫這樣的人哪配稱“大儒”？

朱元璋為什么不愿意承認劉伯溫為“儒者”？原因很簡單，儒者都有“導君于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傳統觀念中，應該是帝王師。做“帝王師”，這堪稱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劉伯溫也不會例外。問題是，這種理想很多時候只是文人的一廂情愿。自信心太強的雄主們是不承認有什么“帝王師”的，否則那豈非意味著這個世界上還有什么人比他更高明嗎？朱元璋是這樣，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這樣。一個迂腐的讀書人尹嘉銓寫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漢書·張良傳》中的一句話：“學此則為帝者師矣。”雖然他一再說明“不敢以此自居”，卻在一場文字獄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憤憤地責問：“你要做帝王師，那把我往哪兒擺？”這就是雄主們從心底里討厭帝王師的關鍵要害了。乾隆還有一句痛斥紀曉嵐時脫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畜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意思更為透徹，原來在帝王眼里，所謂國事其實不過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義上的老師，都不過是他養著好玩罷了。至此，“帝王師”這頂紙糊的桂冠被乾隆輕蔑地吹了口氣便破碎了。

在現實的無情打擊下，劉伯溫的“儒者”、“帝王師”之夢最后破滅了沒有？不知道。我們清楚的是，他臨終前留下遺命，告誡子孫不得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