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胤祥，康熙皇帝第十三子，生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十月初一日，薨于雍正八年(1730年)五月初四日。他曾是康熙心愛的皇子，但在康熙朝后期，他的地位卻一落千丈。雍正皇帝即位后他被封為怡親王，為避諱而改名為允祥，他也是唯一被雍正帝倚為心腹的兄弟。

無論是描述康熙朝還是雍正朝，允祥從來都沒有成為歷史敘述的主角。所以，允祥是否被圈禁、為何被父皇冷落這一問題一直是眾說紛紜。即便是在雍正朝，人們看到的也只是允祥的斐然政績，他也只不過是作為雍正帝的附庸——一臺政治機器中的某個部件——而出現，很少有人意識到雍正帝和允祥之間感情的非同一般，以及雍正帝信任允祥的相當復雜的政治背景和也許是略帶溫情的人性化的原因。本文以一些未被學界重視的資料，擬就此試作新的解釋。

一

在康熙四十七年“廢太子”事件發生之后，立儲之事一直是親貴朝臣議論和諫奏的焦點，也是一些重要文獻中時時見諸記載的要務。盡管康熙帝對此事十分不耐煩，然而，事實無法回避，康熙帝自己也承認：立儲之事不僅成為他晚年最為頭疼的事，也是對他的身心健康損害最嚴重的主要問題。也正是在康熙朝最后的十幾年間，康熙帝諸子幾乎都不同程度的進入康熙帝嚴格而又挑剔的視野之內。經常活動在康熙帝周圍且又年長的十幾位皇子似乎沒有哪一個能明顯取得皇帝的好感，而幾位自認為有機會問鼎的皇子又的確在拼命地拉幫結伙或暗中活動。值得注意的是，允祥在諸皇子中似乎不是一個希冀皇位的角色，但又很難說他與儲位競爭的政治旋渦毫無牽連，盡管依據現有能夠搜集到的資料我們還無法清楚地了解允祥在康熙帝晚年的所作所為，但其卷入爭儲事件，應該是確實的。雍正元年，雍正帝在一篇上諭中說，“怡親王前因二阿哥之事，無辜牽連，一時得罪皇考，隨即鑒宥。”應該說，允祥肯定曾經因皇太子的廢立波折而被牽連。但是，關于允祥如何被牽連，卻難以找到確實可靠的文獻說明。在弘旺所著的《皇清通志綱要》中記載到：“(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皇長子，皇十三子圈禁。”明確了允祥獲罪的時間是在康熙四十七年九月。

然而在許多主要文獻中，當時遭到康熙帝斥責的只有長子允禔、八子允禩和十四子允禵等，并未見有允祥拋頭露面并獲罪父皇的記載。弘旺的記載倒是與雍正帝所謂“因二阿哥之事”受牽連吻合。在弘旺書中又有“(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上違和，皇三子同世宗皇帝，五皇子，八皇子，皇太子開釋”的記載，說明除皇太子，皇長子、十三子允祥之外，曾又有另外三位皇子獲罪。然而，“開釋”的皇子中卻沒有允祥，這就與雍正帝上諭中“隨即鑒宥”不相吻合。另外也不見有其他“開釋”允祥的記載。允祥在康熙晚期爭儲事件中就這樣不明不白獲罪后又無緣無故的被原諒了。令人不解的是，遍查一些主要的文獻中都沒有提及允祥曾被圈禁過。雍正帝既然不忌諱自己曾被父皇圈禁的事實，就沒有必要在他即位后對允祥的歷史進行隱晦。據《清圣祖仁皇帝實錄》記載：康熙四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允祥隨駕巡幸近京及周圍地區;四月二十六日，隨駕巡幸塞外;同年十一月，隨駕謁陵;四十九年閏七月又因下嫁喀喇沁多羅郡王噶爾臧額駙之和碩端靜公主薨逝，康熙帝命皇十三子胤祥等致祭。由此可見，在第一次廢太子事件后，允祥一直享受著充分的自由和權力。

盡管四十九年以后，允祥幾乎不怎么跟隨父皇出巡，但允祥的缺席并不能成為他被圈禁的證據。康熙五十年六月初四日，胤祉等上了一道奏報“大夫治療胤祥毒瘡情形”折，后附五十年五月初十日的大夫診治書，據太醫院外科大夫祁嘉釗奏，康熙五十年三月初一日奉旨看十三阿哥恙，系濕毒結于右腿膝上起白泡，破后成瘡，時流稀膿水，原曾痛，時痛時止，一年有余，復出此恙，看外形皮薄毒淺，惟筋骨時常作痛，恐其內發成鶴膝風癥。臣屢經此癥，皆不奏效。從這份診治書中，我們至少可以推斷出，允祥在康熙四十九年就已然抱恙，日益嚴重，并于五十年惡化。由于病癥頑固，很可能糾纏了允祥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所以必然要影響到允祥的一切戶外活動。康熙皇帝身在塞外時曾多次在朱批中詢問過允祥的病癥，并表示出了擔憂的心情。

在允祥不能跟隨康熙出巡的日子里，他多次同留守在京城的兄弟們一起上奏折請安。康熙四十九年，允祥先后十二次給康熙皇帝請安，康熙五十年，允祥請安的次數也達十次。在清代，向皇帝請安并不是一般的簡單的禮儀行為，它象征著一種特殊待遇甚或是一種權力。一個被圈禁的人是沒有這樣的資格的。所以，在廢太子的重大事件中，允祥的被牽連，也許的確是康熙皇帝一時氣惱，但卻可以斷定他并未被“圈禁”。

然而，種種跡象表明，第一次廢太子事件的確可以稱之為是允祥政治生活中的一個轉折點。在康熙帝在位的后期，允祥不似其他兄弟，或被老皇帝派出隨軍征戰，或管理國家事務，史料中只是偶爾提及允祥在“圣祖朝屢議減東南浮賦，為部臣所格”。老皇帝對允祥態度的變化可以從對允祥的待遇和對個人榮譽的影響上略窺一斑。“康熙四十八年乙丑三月，茲值復立皇太子大慶之日，允祉，胤禛，允祺俱著封為親王，允祐，允俱著封為郡王;允禟，允裪，允禵，俱封為貝子。”允褆當時已經被定稱為“罪大惡極”之人，沒有受封是理所當然的。八阿哥沒有受封乃是因為上諭中有：“八阿哥，乃獲大罪，身嬰縲紲之人，留其貝勒足矣。”在成年的諸阿哥中，唯獨允祥沒有受封。大清會典規定：皇子生十五歲，例由府奏請封爵，如奉旨暫停者，每至五年再奏請。當時允祥已是二十四歲的成年人，比他年小的允禵都獲得了封賞。時至康熙五十三年也并沒有人重新提及此事。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康熙皇帝遍賜銀兩，上至親王，下至近御侍衛，甚至允禩都得到了賞賜，允祥再一次被“忽略”。而在廢太子事件發生前的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允祥還曾得到四千兩的賞銀。這種與諸兄弟相差懸殊的境遇，恐怕不能用老皇帝的偏袒來解釋。在允祥身后，他所得到的評價無一例外都是“忠孝性成，端方清直，敬謹恪恭，克盡子臣之道”，甚至“圣祖過，尋履跡伏地嗅之”。就是這樣一個允祥，竟被康熙皇帝指斥為“不大勤學忠孝之人”，并告誡他的其他兒子：“爾等若放任之，必在一處遇著他，不可不防。”在康熙帝的眼里，自己的這個兒子儼然就是一個齷齪小人。那么這個昔日“深蒙皇考慈愛”的允祥，倒底做錯了什么而使老皇帝如此無情嫉恨呢？

在康熙朝末年，能使皇帝反感至極的事必定和對最高權力的爭奪有關。諸子的紛爭不僅擾亂了國家正常的政治秩序，也讓老皇帝驚恐地看到了諸子在溫情面紗背后殘酷的地位競爭和對權力的極度渴望。在第一次廢太子事件之前，皇太子所流露出來的對權力的過于直白的欲望已使父子之間的關系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慣于猜測皇帝意向的大臣們覺察到老皇帝似乎已有意更換繼承人。何焯在給其兄的信中說，早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允祥便被視為最有可能取代胤礽當太子的皇子。何焯又在致其弟的信中記述了當時的情況：楊君國維已分與十三殿下處讀書，昨選新庶常為各邸伴讀，圣明謂詩文皆無出楊君右，殿下又鐘愛者，將來遭際不可知。意即十三殿下有可能成為新的皇位繼承人。康熙皇帝對這些揣度不會沒有耳聞。在他垂暮之年，任何一個試圖覬覦皇權的人，不僅直接對他構成最大的威脅，而且也直接觸及了康熙帝的隱痛。因此，他把所有的皇子的言行舉止，凡稍涉與繼立有關，便不問青紅皂白一律視為別有用心而加以痛斥和懲治。盡管在此以后，有關允祥將會成為新的繼承人的議論不了了之，但康熙皇帝還是把他作為一個陰險叵測之人，處處審視，時時提防。在老皇帝初次病倒時，曾傳諭旨給步軍統領托和齊，說曾于御體違和之際，人言甚亂，此言皆出自正藍旗地方，命托和齊留心。允祥恰屬正藍旗，老皇帝無非是在暗示，允祥及其屬下人等在他病重之際詛咒他，并為允祥將成為新君制造輿論。這也許就是允祥獲罪于父皇之處。我們無法知道允祥在面對親信下屬們一度的青睞時是如何舉動的。但當時的允祥肯定也是充滿抱負，希冀有所作為的。就目前所能夠找尋得到的全部資料看，這就是康熙皇帝冷落他的主要原因。

二

但不管允祥有意還是無意爭奪儲位，他的所有的希望都因為老皇帝的冷落而被扼殺，他也不可避免的深感一種政治的冷酷和殘忍。然而他不能、也不敢表現出失望和怨憤，倒是必須表現出超脫、瀟灑和一種在政治旋渦中難以偽裝出來的疏離。

如果允祥沒有受到廢太子事件的牽連，康熙皇帝可能會給他一個很不錯的政治前途。但是，在爭儲斗爭達到白熱化的情況下，康熙皇帝對他的否定不僅毀了他的前程，而且也使他失去了爭儲的資格，甚至也失去了與其他兄弟進行正常交往的可能。從允祥在雍正朝所作出的政績可以看出，他絕不是庸碌無能之輩。所以即使他沒有爭儲的意向，也絕不會容忍一生的沉寂。他在《月夜》詩中如是說：“虛廊晏坐夜深深，偶得新詩喜獨吟。萬簌無聲風不動，一輪明月印波心。”允祥晏坐寂寞長夜恐怕更多的是對自己行為的反省，還有對前途命運的思考。他遭受打擊的事實告訴他，如果他再繼續保持對政治的熱忱，或仍然明顯地保持對權力爭奪的關心，只會給自己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因為，結黨營私是康熙皇帝極度厭惡的行徑，他曾警告諸皇子，“如有鉆營為皇太子者，即國之賊也。”可是，允祥也像他的那些兄弟一樣，不甘心一下子從政治中心、天皇貴胄的身份變成未來的邊緣人物。因此允祥注定了同樣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在《奉懷兄雍親王隨駕熱河避暑四首》中他對兄長能隨侍父皇身邊流露出羨慕之情，這說明他的內心并非靜若止水。他所有的理想和前途因惹怒了父皇而化為泡影，如今雖不是階下囚，但卻如同被折斷了翅膀的鳥兒再也無法飛上凌霄。在康熙一朝，雖然允祥得到了康熙皇帝的“鑒宥”，但再也沒有被重用的希望。他只能把東山再起的希望寄托在下一個皇帝身上。在諸兄弟中，允祥與胤禛最為要好，雖不是同母所生，但卻親如手足，“昔幼齡趨侍庭闈，晨久聚處，比長胤禛遵奉皇考之命授弟允祥算學，日事討論，每歲塞外扈從，形影相依”。所以胤禛更有可能是允祥的希望所在。

雍正帝繼登大位后，在回憶康熙帝晚年那些微妙而又險惡的時光時曾說：“朕(雍正帝)扈從(父皇于)塞垣，(怡親)王亦間有寄懷之句，片楮寸縑，朕皆愛而藏之，得王詩三十二首。”允祥是一個內斂但又不乏謹慎之人，他不會輕易暴露他的情緒，但“詩言志”，這三十余首詩畢竟是有感而發，是情緒外化表而出之的重要證據。允祥在給胤禛的祝壽詩中寫道：“朱邸廷開介壽時，九重恩眷集繁禧。純誠自是承歡本，仁厚端為受福基。”這無疑是在暗示胤禛在康熙面前至少比其他兄弟要多受一些寵愛。康熙也說胤禛“能體朕意，愛朕之心，殷勤懇切，可謂誠孝”，而且“事曾祖母孝莊文皇后，祖母孝惠章皇后，備膺慈眷，侍奉圣祖仁皇帝，孝恭仁皇后，盡禮盡敬，尤能仰愜歡心，圣祖常稱其純孝。”胤禛的孝順的確是換回了老皇帝的好感，在諸皇子不顧老皇帝的身體狀況而瘋狂角逐爭勝的情況下，胤禛在父子親情上所占有的優勢無疑是占盡先手的，這也鼓勵了以胤禛為希望的允祥。他進一步的暗示胤禛，“縱有馳驅力，寧酬豢養恩。長嘶頻顧影，矢志效騰騫”。這雖是一首詠物詩，但通過它允祥委婉而且隱秘的表達了他的愿望，一個深具文武韜略的允祥正在爭取一切能施展才華的機會，只要給他一個證明自己實力的空間，他會永遠忠于這個給予他機會的人。

允祥是睿智的，他用隱忍的生活方式和與世無爭的生活態度暗示胤禛，自己已不再對任何人構成威脅，胤禛曾在《山居偶成》中寫道：“千載勛名身外影，百年榮辱鏡中花”，胤禛或許是在感嘆世道滄桑，或許是在勸慰落寞的允祥，或許是在試探失意的允祥，不管胤禛是哪一種用意，允祥都表現得塵囂遠離、與世無爭，他在《奉和兄雍親王山居偶成》中說，“太平盛世身多暇，著屐攜筇踏淺沙”他在另一首奉和詩中寫道，“分明珍重攻文史，益信前賢蘊不窮”。這似乎表明，無案牘勞形的允祥更得意于這種輕閑淡泊的生活狀態，以至于有更多的時間重溫簡約的書齋生活。所以他在《泛舟呈兄雍親王二首》中寫道，“塵念到來消已盡，始知山水有清音。”允祥儼然成了一個身處激烈斗爭中之外的“閑云野鶴”，正因為如此，生性多疑的胤禛才會信任他，依靠他。沒有直接的史料記載允祥在胤禛爭儲的實際活動中有多少貢獻和行動，但允祥無疑是胤禛最堅定的精神支柱。

允祥是自省著的。“人啊，你要認識你自己！”這是古希臘德爾斐神廟門楣上的千古名言。允祥在自己苦心營造的精神的世外桃源中，冷眼靜觀、反思著那個皇帝寶座周圍的風云變幻，也反思著自己的遭遇，在皇權至高無上的時代，即使親如父兄，也不過是天子權力的奴仆。他領悟到只有至誠至敬地盡到臣子義務，至謙至卑的遵守身份制度，才能“長保勛員奕世垂”。于是，忠誠和謙卑成了允祥的代名詞，也成了他開始新生活的兩張王牌。

三

胤禛即位后，允祥被任命為總理事務大臣，并賜封怡親王，成為幫助雍正帝抵擋政敵進攻的中流砥柱型的人物，在鞏固和加強雍正皇權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雍正朝八年的為官生涯中，允祥盡情地展示著自己的政治才華。

但這并不是允祥為官之道的全部。雍正帝在《賜怡親王》詩中褒獎允祥，“夙夜小心，以忠以誠，弼余一人”。這句詩以最簡煉的方式概括出了允祥在雍正朝位高權重，但卻恩寵有加的最主要的原因。在政事處理上，“至于軍務機宜，度支出納，興修水利，督領禁軍，凡宮中府中，事無巨細，皆王一人經畫料理，無不精細妥協，符合朕心，無煩朕之指示”。雍正帝因他的勤勞而賜給他的金銀以及其他的榮譽他都堅決推辭。“凡有關吏治民生之事，知無不言”，只不過是“慎而不宣于眾，退謙而恐居其名”，允祥“惟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甚至在其彌留之際，也要親手繪制墳塋圖，唯恐子孫因雍正帝的恩寵得意忘形而逾越禮制。同時，允祥也極盡揣摩帝心之能事，他深知雍正講求精致奢華，“凡朕偶賜王之金銀多為購買進物之費”，而且雍正帝賜給允祥的永壽楊州的一處鹽窩每年所得的資產，“皆付商人之精細者為制辦之資，務期精好周備。”結黨營私是歷代帝王最忌諱的政治現象，雍正帝當然也不例外，尤其是在經歷了康熙末年諸子的爭儲斗爭之后，朋黨成為雍正最敏感的話題。隆科多和年羹堯的敗亡無時無刻不在為臣子們敲著警鐘。為避免雍正皇帝的懷疑，允祥“凡有進啟王之書札物件，一物一字皆不隱朕，呈送朕覽。將物件必求朕擇而收之，朕留一二，其余發出者，王仍給還本人，一物不受。其字啟呈進朕覽處，亦不令一人知之。”作為“宗室屏藩”的允祥能做到如此謹慎小心，的確令雍正皇帝感到寬慰。正因為如此，雍正帝才會對允祥作出“體朕心如已心，視國事如家事”的評價。所以，允祥才會被雍正皇帝視為“朝柱”。在雍正朝初期，允祥簡直就成了雍正皇帝的替身。塞外圍獵一直是清朝前期的幾位帝王的例行公事，這不僅有助于保存滿洲民族的本色，也是溝通撫慰蒙古王公的重要方式。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一生中多次出巡圍獵，但雍正皇帝卻是一個例外，他說：“予之不往避暑山莊，及木蘭行圍者，蓋因日不暇給，而性好逸，惡殺生，是予之過。”雖然他給自己的行為找到了借口，但我們卻注意到，在雍正二年七月，八月間，允祥代替了雍正皇帝帶領諸阿哥圍獵于木蘭。在這一段時間里，允祥以奏折的形式向雍正皇帝詳細的匯報了行路情況，天氣情況，諸阿哥及隨從的精神狀況，圍獵情況以及對蒙古諸隨行王公的安撫等情況，其中亦不乏允祥與雍正私下里親密的話語。雍正皇帝在朱批中對允祥的所作所為甚為滿意。可以看出，允祥之于雍正皇帝不是簡單的政治合作伙伴，在某種程度上，允祥被允許代表雍正處理本屬皇帝份內的事務。

在政治生活中允祥堪稱雍正皇帝的“親賢心膂”，雍正對允祥的褒獎之詞亦合情合理。即便是在私人生活中，允祥亦是雍正皇帝的一個擋箭牌。雍正皇帝迷戀道家的長生不老之術，密令親信在全國范圍內收集“人才”，他在給山東巡撫黃炳的諭旨中要求黃炳尋找一個名叫范英的“頗知魯仁”的秀才，為了保密，雍正皇帝指示黃炳，“將此人仍送于怡親王府，只說怡親王托爾要此人。”由此可知，允祥不僅在政治生活中唯雍正獨尊，即使是在私人生活中，允祥也極度縱容雍正皇帝的各種欲望，哪怕是不合情理的要求。這樣一個允祥，雍正皇帝怎么能不恩寵有加呢？賞賜金銀、匾額自不必說，雍正皇帝甚至屈尊為允祥的兒子弘皎與鄂爾泰的侄女作媒，并無不驕傲地說：“怡親王實不世出之賢王，卿(指鄂爾泰)實國家之名器，真皆朕之股肱心膂，朕有意做此門親者，卿當慶喜者。”

所以，像允祥這樣一個既具有象征性意義又有實質性作為的人怎能不博得雍正帝的青睞？他的去世也必然是雍正皇帝所不愿意面對的。雍正哀婉地說：“朕因怡親王仙逝，中心悲慟，雖強自排遣而飲食俱覺無味，寢臥皆不能安寧。”他甚至認為允祥的離世是自己“有獲罪于上天皇考之處，而奪我忠誠輔弼之賢王”。諸如此類深切哀悼怡親王的話在上諭中有很多，能看出允祥在雍正帝的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雍正帝告訴大臣們他要“素服一月以稍展思念不釋之情”，“一切宴會俱不必行”。允祥逝世二周年之時，雍正仍然余悲未減，哀切的悼念著允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