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醫生約翰·貝爾在京期間，多次參加皇帝康熙和皇子為使團舉行的各種宴會，他的記錄很可能是從當日權力斗爭的中心人物獲得的，或為有關康雍之際皇位繼承問題迄今尚未為人注意的一手文獻。

在清代歷史上，雍正即位始終是一個引人注目而又難以解決的疑案。他本人特別強調兩點：其一，他與兄弟宗室絕無仇怨，按照康熙的遺令，合理合法地承繼大統。其二，所謂十四皇子說不過是他繼位前后，一些對他不滿的生事惑眾的謠言。他說，“皇考深知朕從無偏黨，欲保全爾諸臣名節，故命朕纘承大統。”(《上諭內閣》，雍正元年四月十八日)他指責兄弟及大臣“(自繼位)百日之內，淆亂朕心者百端”(《上諭內閣》，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對第一點，清史學界已有諸多討論，并有截然對立的結論。

一部分學者接受雍正的說法，認為他是合法即位;另一部分則針鋒相對，認為雍正是篡權奪位。至于雍正強調的第二點，則甚少有人置喙。其實，后一問題同樣至關緊要。在康熙去世前，雍正的政敵究竟制造了什么樣的流言，北京城上層人士究竟是如何看待康熙的接班人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有助于了解雍正即位時清廷內部的力量對比，對理解雍正即位后的權力斗爭不無助益。當然，這個問題比前一問題更難解決。對前者，我們尚可從康熙乃至雍正留下的諸多文獻，做大膽的假設和推理。而后一問題，除了雍正及其手下過濾過的文獻，再無其他第三方的材料來勘對官方文獻的可信度。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清史專家金承藝先生繼孟森先生之后，對雍正即位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探索，所著《清朝帝位之爭史事考》，去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金著于雍正繼位問題用功至勤，所著論文，如集中所收《一項有關清世宗是否奪位的重要問題之探討》，分析透辟，視角新穎，但在材料上，同它前后著作一樣，仍局限于清廷遺留的史著和檔案。這也可以想見當日雍正及其臣僚刪毀文獻之徹底。

值得慶幸的是，十八世紀的雍正皇帝可以在國內控制文獻記錄，卻無法清除域外史料。英國醫生約翰·貝爾(John Bell)的《從俄國圣彼得堡到亞洲諸地的旅行記》(Travels from St.Petersburgh in Russia to Various Parts ofAsia，1806年版)，讓我們有機會從其他來源審視康熙去世前北京城內出現的有關皇位繼承的動態，從新的視角思考誰是康熙選定的繼承人。貝爾，英國醫生，出生在蘇格蘭，1718年作為沙皇俄國派遣的伊茲馬洛夫使團成員，在京逗留三個多月。他對東方和中國興趣濃厚，接到俄國政府的邀請后，欣喜若狂，把這次出使中國的機會視為上帝對他的厚賜。他和使團從圣彼得堡啟程，穿越歐俄和西伯利亞，于西歷1720年11月18日，也就是康熙去世前近兩年，到達北京，在那里逗留了三個多月，于次年3月2日離開北京

在京期間，貝爾和使團其他成員一道，多次受到康熙召見宴請。此外，他還和康熙皇帝的諸子諸孫、朝中王公大臣、在京的耶穌會士、來華的朝鮮使臣、入京的孔府家人，都有來往。他不僅參觀皇宮王府，還訪問北京的市場店鋪，觀察中國商人討價還價的方式，記下滿漢軍民互相對罵的細節。貝爾長袖善舞，擅于交際，在短時間內就在中國人中交下幾位好友。他的旅行記展示了一個繁榮文明程度在他眼里不遜于同時代西歐大都市的北京，與七十多年后另一位英國使臣馬嘎爾尼對中國的觀感大相徑庭，是研究前工業革命時代英國人的中國觀的重要文獻。更重要的是，他在京期間，將康熙逝世前有關皇位繼承問題的所見所聞記入自己的旅行記。當時在京外國使臣(如朝鮮燕行使)雖然不少，但只有貝爾留下了清楚明確的記錄，而且如下所述，貝爾在京期間，多次參加皇帝和皇子為使團舉行的各種宴會，他的記錄很可能是從當日權力斗爭的中心人物獲得的，堪稱有關康雍之際皇位繼承問題的一手文獻。

貝爾在自己的旅行記中清楚記錄了在北京聽到的有關皇位繼承人的消息，“十四皇子勇猛善戰，正在指揮和卡爾梅克人(當日西方人對準噶爾在內的漠西蒙古諸部的稱呼)的戰爭，據說皇帝想讓他繼承皇位[itis said， he intends the fourteenth for hissucceffor(successor)]”(頁342)。值得注意的是，貝爾盡管記錄了這一信息，但落筆非常謹嚴，采用“據說”的方式。這與康熙去世前夕，一方面繼承人選未定，繼承問題諱莫若深，另一方面各派爭奪加劇，有關消息紛飛的復雜詭異的政治形勢十分吻合，這些都從另一個側面說明貝爾記錄的可信性。不過，貝爾的記述也引出更多的問題，一個從未到過中國，不通任何中文的英國人，僅僅在北京呆了幾個月，何以會注意到繼承人問題，何以會對中國政局，尤其是康熙去世前夕的復雜多端的皇位繼承問題有如此準確的把握和了解？誰敢向一個不通中文，不明底細的外國人，談論大清國最敏感的權力傳承問題？

從貝爾的旅行記看，他的消息來源至少有三。其一是康熙本人。貝爾到京不久，就和使團成員受到康熙多次接見宴請。席間，康熙告訴使團成員，自己年事已高，按照自然規律，將不久于人世，他希望自己能平平安安的辭世(頁290)。當然，從貝爾的記錄看，康熙在接班人問題上，倒是口風極嚴，沒有半點透露。不過，皇帝即使未說，他的話一定會刺激貝爾對權力繼承問題的好奇心。能夠滿足他的好奇心，并成為他第二和第三個消息來源的，分別是在宮中的傳教士和皇子皇孫們。根據貝爾的記錄，康熙召見他和使團其他成員時，都有耶穌會士在場負責翻譯事宜。而且事后，貝爾和西教士有很多私下往來，也會討論這類問題。此外，他和康熙的皇子皇孫來往頻繁，或許就是由于他們的幫助，貝爾對北京復雜朝局的理解，很快就超出入門的水準。

貝爾進京后注意到，康熙有二十余子， “按年紀長幼，排為皇長子，皇二子，皇三子等” 。第一位引起貝爾注意的皇子是康熙的三子允祉。1720年11月8日，貝爾進京前就見過同樣進京的皇三子一行。不過，貝爾和皇三子沒有直接交往，真正和貝爾有來往的是皇九子允禟。12月8日，康熙盛宴款待包括貝爾在內的俄國使團一行。次日，允禟就邀請使團成員到王府赴宴。宴會的奢華給貝爾留下深刻的印象，“規模盛大，幾乎持續整整一天，席間有音樂、歌舞和戲劇相伴……各式佳肴，一道接著一道，川流不息地端上來”。當時皇十四子正在西陲，以大將軍王的身份指揮作戰，聲望如日中天。如果允禟認為勝利指日可待，席間大膽透露點皇位繼承的某些內幕，恐是再正常不過了。除皇子外，貝爾醫生還和康熙的孫子打過交道。據他說，有一位十四歲左右的皇孫到使團駐地參訪過(頁280)。從現存材料看，皇十四子的兩個兒子生于康熙四十七年，到貝爾來華時恰好十四歲。這位貝爾見過的皇孫可能是皇十四子之子，可惜，文獻不足征，不能有更確切的結論。

時下史家已經注意到雍正之子康熙之孫，即日后的乾隆皇帝與乃祖父的關系，甚至把康熙寵視弘歷視為康熙選擇雍正繼承大統的因素之一。其實，皇十四子的兩個兒子同樣受到康熙的寵眷。根據清史學者楊珍發現的滿文史料，允禎西征后，康熙特旨把他的兩個兒子召至身邊，親自養愛。康熙對弘歷的寵愛，究竟是哪一年，已經無證可察。或為雍正父子杜撰，亦未嘗不可能。而康熙將十四子之子招致身邊一事，從楊珍引用的滿文史料看，就發生于康熙去世前不久。這位皇孫為何要到俄國使團駐地參訪？或許是受乃祖乃叔熱情款待西洋人的影響。

雍正在《大義覺迷錄》卷四曾說，皇十四子的支持者在康熙去世前就廣造輿論，聲言康熙“欲傳大位于允禵”(《大義覺迷錄》卷四)，這也被貝爾的見聞所證實。而且，貝爾的記錄說明，在雍正即位兩年以前，北京城中有關皇十四子要承大位的消息已經廣為流傳，甚至傳入在京外國人之耳。在康熙六十年初，也就是貝爾在京期間，立儲問題已成禁忌。在這種背景下，皇十四子繼位說何以會大行其市呢？這是否來自康熙本人的某種暗示？當接班人問題成為政治禁忌之時，他卻容忍偏向某一皇子的小道消息肆意傳播，把這理解為樂觀其成，也是可以成立的。退一步講，即使它不是來自康熙本人的一種暗示，甚至是因康熙年邁而未來得及阻止的，它的流傳，也證明了皇十四子支持者之活躍。

有了貝爾提供的新材料，我們就可以重新理解雍正初年的權力斗爭。從現存雍正上諭看，允禟在他繼位之初，“敢公然于王公大臣面前，詛咒訾罵”(《上諭內閣》，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雍正明知諸弟不服，仍然好言相勸，繼位幾個月后，還安撫他們說，“朕承皇考大統，自臨御以來，諸王大臣人人得享太平之福。朕并無此時姑且容忍，待一二年后漸加誅戮之心。”在和他兄弟的權力廝殺中，雍正在繼位之初的兩三年中，一直步步為營，軟硬兼施，逐步削奪康熙其他皇子的勢力和權力，直到雍正四年，他才最后采取行動，將允禟等人或打入監獄，或入監后暗害至死。他為何要容忍如此長時間，待到雍正四年才動手呢？真如其所言，顧念兄弟之義嗎？根據貝爾書中的新史料，就不難看出，雍正繼位之時，實際上是另有苦衷。首先，康熙委以十四皇子平叛重任，寵遇異乎尋常，使得他的支持者相信，皇位已經唾手可得，因而暗造輿論，宣稱康熙已選定接班人，并拉攏人心，為登位做準備，使日后的雍正皇帝在輿論上處于不利的位置。而康熙的去世實屬突然，并未如雍正后來所聲稱的那樣，在臨終時明確選定他為接班人，留給他繼承大統的法理依據。因此，盡管雍正憑借隆科多的軍事支持，迅速控制京師，瞬間奪取權力，但事屬突然，不能短時間內讓人心服口服，為解一時之窘，雍正只得妥協，以爭取反撲的時間。雍正繼位初的尷尬處境，反過來又說明康熙欽定雍正為接班人的說法，確實大可懷疑。

最后一個問題，貝爾為何沒有交代消息來源？這個問題或許與當日貝爾對北京的觀感有關。在一些強調清朝閉關鎖國的論者看來，1720年的北京或許更像世界主流信息外的孤島。不過，貝爾的印象可能不會如此。在他逗留的三個多月，不僅和法國、葡萄牙、意大利傳教士交往甚多(頁295，296，297-300，303)，還見到教廷遣華使團的成員(頁295)。一個英國人能在短時期內，在遙遠的遠東都市見到如此多西方人，他恐怕不會視北京為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封閉天地。當然，這固然與康熙對西教士的優禮，以及當日清廷和教廷圍繞“禮儀之爭”正在進行交涉的特殊背景有關。但是，無論如何，這會使他對清朝掌握西方信息的能力有與后人不同的估計。如果貝爾在他的旅行記中公布確切的消息來源，出版后很有可能為朝廷得知，對提供者無疑將是滅頂之災。有鑒于此，他在這個問題上采用“據說”的方法，不失為一種保險而穩妥的方式。當然，這僅是作者一種推斷，是歟非歟？尚祈通達之士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