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被哪位大臣的話送上了唐王朝的權(quán)利巔峰
弘道元年(683年)，高宗病危，鑒于太子李顯充東宮才三年，處理國事經(jīng)驗不足，高宗遺詔命自己信賴的宰相裴炎與兩位侍郎劉奇賢、郭正一為顧命大臣，“于東宮平章事”，以輔佐太子登基，并在遺詔中留了“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的話，即特別授權(quán)武則天以太后身份兼決大事。但并不是全權(quán)委托武則天臨朝管理國事，而是在有特別重要的軍國大事，同時皇帝與大臣們又“不決”時，才能兼取她的決定。
然而，裴炎卻在高宗死后第三天、太子在靈柩前即位后的第二天上奏說，嗣君尚未正式冊封為皇帝，也未聽政，不宜“發(fā)令宣敕”，建議“宣太后令于門下施行”—即一切政令都要以太后武則天令的形式發(fā)布。
裴炎這個史無前例的建言對武則天來說太及時了。武則天從當(dāng)上皇后以來逐漸掌握朝政參決權(quán)，至今已二十多年，她掌控國家和百姓命運的欲望越來越強烈，而今那懦弱病衰的夫皇去了，雖然遺詔中給了她一些決定國事的權(quán)力，但卻明定非“軍國大事有不決者”不能過問，這使她原來曾享有過的權(quán)力遭到很大的限制。
從此以后，雖然她貴為皇太后，但皇帝已經(jīng)成年，顯然不會讓她過多地干預(yù)政事，這就不能不讓具有極強權(quán)力欲的她產(chǎn)生強烈的失落感。
現(xiàn)在，借著裴炎的這個建言，她順理成章地取得了國事的處分權(quán)，以后，太子正式受冊嗣位并尊她為皇太后，她卻霸著權(quán)力不松手，毫無還政的意思，以致從此“政事咸決焉”。
可以想見，當(dāng)時除了顧命宰相裴炎，其他人是不敢提出這種建言的，而如果沒有裴炎的這個建言，武則天也很難找出什么理由取得國事決定權(quán)，以后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皇帝對政事的控制逐漸鞏固，武則天也只能無可奈何地淡出政治舞臺去過她那富足高貴、含飴弄孫的太后生活了，唐代歷史自然會是另一番摸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