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承宗(1563一1638年)，字稚繩，號愷陽，河北高陽人，他是明末最重要的軍事領袖之一。包括袁崇煥在內的大批將領都是經他一手提拔而成長起來的。

孫承宗長相奇特，“鐵面劍眉，須髯戟張”，明萬歷六年(1578年)中秀才，年僅16歲。

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孫承宗到北京入國子監學習，次年中舉。后隨大同巡撫房守士隨行赴任，得以一窺邊疆形勢。大同是當時明朝的邊城重鎮，孫承宗“杖劍游塞下，從飛狐(河北淶源北飛狐關)、拒馬間直走白登(山西大同東)。又從紇干(山西大同東紇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結納其豪杰，與戍將老卒，周行邊壘，訪問要害阨塞，相與解裘馬，貰酒高歌。用是以曉暢虜情，通知邊事本末”。為日后的成長打下堅實基礎。

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孫承宗中進士第二名，入翰林十年。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充日講官，輔導太子朱常洛學習，即后來的明泰昌皇帝。泰昌帝繼位僅一月而亡。泰昌帝年僅16歲的兒子明天啟皇帝朱由校繼位，孫承宗繼而就做天啟帝的老師。憑借帝師之尊位，孫承宗進入了明朝后期政治權力的中心。

孫承宗還還創造性地將戰車、艦船和火器結合在一起，創建了以熱兵器為主要殺傷手段的十二車營和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支以火器為主要裝備的海軍，組建了從海上登陸作戰的兩棲部隊，并撰寫了專門論述火器車戰戰術技術的軍事著作《車營百八叩》。

孫承宗位高權重，遭到閹黨魏忠賢的排擠。起初，魏忠賢一心拉籠孫承宗，進行過多次試探，但均遭到拒絕，由此懷恨在心。天啟四年(1624)十一月，孫承宗西巡至薊、昌，請入朝賀萬壽節(皇帝生日)，并面奏機宜。魏忠賢得知，恐其擁兵“清君側”，大懼，“繞御床哭，上亦為心動”，當即命內閣擬旨，以“無旨擅離信地，非祖宗法”為名，令其返關。孫承宗只好返回。

天啟五年，山海關總兵馬世龍誤信自后金逃歸的“降虜生員”劉伯鏹的話，派兵渡柳河，中伏遭敗。閹黨借口馬世龍損失馬匹六百七十匹、甲胄等軍用物資，圍攻馬世龍，并參劾孫承宗。孫承宗連上二疏，自請罷官。

孫承宗辭職后，兵部尚書高第出任遼東經略。高第不懂軍事，到任后一反孫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寧錦防線。結果關外駐防將士除鎮守寧遠的袁崇煥拒不從命外，其他諸城均撤一空，孫承宗數年心血毀于一旦。由于袁崇煥等人的抗命，才取得了“寧遠大捷”和“寧錦大捷”。

崇禎二年(1629)，皇太極率軍避開寧錦，繞道內蒙，從喜峰口突入塞內，相繼攻陷遵化、迂安、灤州、永平，直指北京。袁崇煥因此下獄被殺，明軍軍心渙散，將士東歸。在危難之際，明廷再次起用孫承宗，“詔以原官兼兵部尚書守通州”，統籌全局。

孫承宗首先安定軍心，協調各路軍隊，聯合行動，取得“遵永大捷”，并于崇禎三年(1630)五月將后金軍驅逐出關。孫承宗再任遼東經略后，仍堅持以積極防御為主的方針，繼續加強寧錦防線，決心重筑被高第毀棄的大凌河、右屯二城。

崇禎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壽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發一萬四千人筑城。八月六日，動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墻剛剛修完，后金突然兵歸城下，并于當天開始圍城，明軍倉促閉門拒戰。但寧遠巡撫邱禾嘉“屢易師期，偉與襄又不相能，遂大敗于長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圍三月，守軍糧盡援絕，祖大壽假降奔還錦州，“城復被毀”。孫承宗連疏引疾，求退。崇禎帝為平息朝議，準其歸籍，孫承宗第二次被排擠下臺。

天啟二年(1622年)，孫承宗升任為禮部右侍郎。后廣寧丟失，遼東經略熊廷弼被撤職，孫承宗以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上任。因與遼東新經略王在晉意見不同，孫承宗既因此自請行邊，提出了堅守寧遠，以與覺華島守軍互為犄角、遙相呼應的戰略計劃，即“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戰略方針。

孫承宗還招募組訓十幾萬遼軍，選拔培養了如袁崇煥、馬世龍等一批優秀文武將領，恢復失地四百余里，修筑大城九座，小城堡四十余座，屯田五千多頃，安置戰爭難民近百萬，逼迫努爾哈赤后退七百里。這道堅固的關(山海關)寧(遠)錦(州)防線，成為后金騎兵不可逾越的障礙。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始終都沒能完全打破這道防線。在屢次碰壁之后，迫使他們望寧遠而卻步。這道防線不僅確保了山海關免受攻擊，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間，基本上穩定了遼西走廊的戰局，為后來的寧遠大捷和寧錦大捷奠定了基礎。

在與明朝的拉鋸戰中，皇太極認識到“直取北京，朕意以為不可。取北京如伐大樹，須先從兩旁斫削，則大樹自仆”。他多次派兵繞道，對明朝內地進行攻擊。1632年，征林丹汗后奔襲山西大同、宣府;

1636年，佯攻錦州，阿濟格繞北京，攻保定以南12城，凡56戰，俘18萬，耗時25天。清軍還入獨石口，毀熹宗德陵，經西山走良鄉，過沙河、清河，房山、遷安、雄縣、定州、香河、順義。兵部尚書張鳳冀引咎自殺。

1638年，多爾袞越過長城，攻河北，下濟南，俘明德王朱由樞，陷58城，俘虜46萬。密云總督戰死，過遷安、豐潤，下涿州，分兵八路掃蕩。陷濟南后經天津衛過運河東歸。

1642年，松錦之戰后命阿巴泰為將，攻雁門關，沿運河南下，下山東袞州、安丘等地，共3府18州67縣88城，獲百姓36萬，牲畜32萬。

這幾次大掃蕩，清軍每次都以搶壓人口、破壞經濟為主要目標，對明朝內地百姓造成極為深重的災難。這其中的崇禎十一年(1638年)十月掃蕩中，多爾袞率軍侵犯畿南，進攻高陽。孫承宗以七十六歲高齡，面對清軍沒有南逃，而是率領全家及高陽民眾奮起抵抗。由于兵力相差過于懸殊，高陽城很快就被攻破，孫承宗被抓。多爾袞極為高興，親自勸降，遭到孫承宗嚴詞拒絕。清軍出于敬重，允許孫承宗自盡。最后，孫承宗端坐在一張椅子上，令兩個清兵用白綾將自己勒死，從容就義。

在高陽保衛戰中，孫承宗6個兒子、2個侄子，12個孫子、侄孫殉國，全家老小40余人遇難。孫承宗死后，崇禎帝下令優恤，但為楊嗣昌、薛國觀等人暗中阻止，“但復故官，予祭葬而已”。南明弘光政權時，始贈太師。《明史》這樣評論他：“承宗以宰相再視師，皆粗有成效矣，奄豎斗筲，后先齮扼，卒屏諸田野，至闔門膏斧鑕，而恤典不加。國是如此，求無危，安可得也。……蓋天眷有德，氣運將更，有莫之為而為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