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又向公眾開放了新一批次的蔣介石日記(本批日記撰寫于1932年至1945年。研究所保存的1931年前的蔣介石日記已開放)。本文作者當時正在美國做訪問學者。聞知此消息后，即前往查閱檔案進行研究，回國后撰寫了此文，向大家披露了蔣介石日記中的宋美齡……

蔣介石有寫日記的習慣。從1917年起直至1975年他去世，每天都記。蔣介石日記內容豐富，題材廣泛，既有個人感情，朋友交往，也有對政治、外交的評述。最為有趣的是，蔣介石日記有一定的格式，比如每天都會有名言警句，1928年以后，他因為痛恨日本人在濟南發動突然襲擊，在5月3日以后，每天都要記“雪恥”二字。在日記中他對個人隱私并不諱言，比如在1921年日記中，他對自己病情有所描述，在接受治療后，他感覺“尿道腫痛”。

蔣介石是一個感情波動劇烈的人，日記中他對個人感受多有披露，而在工作中受到挫折后，他總是會在日記中對背叛他的人進行謾罵。在1929年的日記中，有一本有宋美齡簽名的空白日記本，她囑咐蔣介石上前線攜帶，以替代記滿內容的舊日記本。蔣介石日記中有很多自我反省的內容，他一直對自己的個人修養不滿意，因此記述日記也有提醒自己不斷改進更新的意思，從日記中大量自我剖析的內容來看，蔣介石日記是他寫給自己看的，這對于我們了解他的婚姻狀況具有較高的價值。

由于蔣介石的婚姻充滿了戲劇色彩，當時就有很多新聞媒體猜測蔣、宋婚姻的政治動機。而蔣介石的第二任妻子陳潔如晚年寫的回憶錄，則使人們更加懷疑蔣介石與宋美齡的結合有強烈的政治目的。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以前，已經有過三位妻妾，但是他在日記中一直認為自己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他對原配妻子毛福梅，除了憐憫以外沒有其他感情，對于姚冶誠、陳潔如則是愛、恨交織。從蔣介石前十年的日記(1917～1927年)審視蔣介石的婚姻，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消極、悲觀的人，糾纏在舊式的婚姻生活中，他的感情生活是復雜多變的。

1927年12月以后，他對婚姻的看法發生了180度的轉變，日記中開始有大量的篇幅寫宋美齡，而蔣介石筆下的宋美齡婀娜多姿，溫柔動人，雖然她也有女人的執拗，但是能夠識大體、顧大局，對蔣介石不僅生活上溫柔體貼，在政治、軍事上也極力支持，蔣介石日記中的宋美齡是多姿多彩的。

情意綿綿

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沉浸在春風得意的一場愛情盛典中，通過多年執著地追求，他終于得以與宋家三小姐結秦晉之好，他的心情極好。12月1日他在宋家的要求下接連舉行兩次婚禮，一次是在宋家舉行的簡潔的教會婚禮，一次是在大華飯店舉行的豪華的、時尚的婚禮。在大華飯店，陶醉于鮮花與美酒中的蔣介石，看著身著盛裝的宋美齡姍姍而出，忍不住由衷地感慨道：“平生未有之愛情于此一時間并現，不知余身置何處矣。”這一天，醉于愛情之中的蔣介石真有些神魂顛倒了。

其后沉浸于新婚甜蜜中的蔣介石與宋美齡，時而纏綿在上海的家中，時而沐浴于湯山的溫泉，此一階段，蔣介石在日記中充滿了喜悅的記述，家庭幸福是他最喜歡的話題。宋美齡雖然嬌柔、婉轉，但是仍然表現出難能可貴的冷靜，她勸誡丈夫要勤于國事，要對前途有信心、有抱負，這與蔣介石的政治野心是一拍即合的，使蔣介石對宋美齡的感情更是從“愛”升華到“敬”。

婚后，宋美齡一度跟隨丈夫身邊在前線作戰，她對丈夫照顧得無微不至。但是因為宋美齡的身體狀況不好，有時不得不離開前線返回上海，獨在前線的蔣介石在戰爭間隙不禁勾起對她的思念之情，如1930年7月8日他寫道：“離家已有兩月而戰局仍無期了結，不惟家中焦灼，而內心亦滋愧疚也。”這一階段他掙扎在事業和情感之中，1930年7月31日，他忍不住在日記中表露出他的渴慕、矛盾的心理：“到徐，切慕愛妻，然叛逆未滅，何以家為？”在軍閥混戰尚無結果的時候，他的野心與權力欲促使他堅守不動。9月5日，宋美齡匆匆來到前線陪伴他，但是戰事日漸緊張，他沒有時間陪伴妻子，此時他內心非常矛盾，但是也只能通過日記表達他愧疚的心理：“今日雖與愛妻同住，然而如常辦公，精神亦貫注于前方無遺，愛妻助我以國事為重家事為輕，其愛情雖篤，至無復加，但仍促我離彼急進也。”蔣介石敬佩宋美齡識大體，對她的支持存有感激，在日記中化為對妻子的深深的眷戀之情，他忍不住感慨道：“依戀之情出于天性，吾惟于愛妻，人見之也。”

善解人意

在蔣介石看來，宋美齡除了有美貌與才情外，對子女也充滿愛心，這讓蔣出乎意外地驚喜。蔣介石曾將長子蔣經國送往蘇聯受教育，此后就一直沒有音信，這使他承受了來自前妻毛氏等人的極大壓力。為了緩解家族的壓力，蔣介石希望找到兒子，讓他盡快回國，宋美齡對此表現出了極大的理解。1930年11月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就記載了他與宋美齡、宋靄齡拜謁(蔣)母墓時，曾商談解救蔣經國回國的經過。宋氏姐妹對蔣經國的關心讓蔣介石非常感動，“本日陪孔娣(指宋藹齡，筆者注)拜謁母墓，又與妻商談營救經兒回國事。”蔣介石認為當時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但是內心還是感激宋氏姐妹的關心，“孔娣與吾妻對經兒念念不忘，甚可感也。”當時美齡的弟弟宋子良與外甥孔令儀姐弟等都在座，這種居家團圓的景象，在蔣看來也是不可多得的。更勾起他對蔣經國、蔣緯國的思念。

當然，婚姻中常常會伴隨著矛盾。兩人因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爭吵是難以避免的，他們爭吵后，宋美齡會不辭而別，蔣介石對此非常煩惱，但也無可奈何，一般是以他賠禮道歉告終。婚后不久，兩人就發生了一場沖突，那一天蔣介石還是照常起床到事務所辦公，宋美齡也因事外出。蔣介石回到家中后看妻子不在，就很不高興，免不了發些牢騷，而宋美齡認為他不夠尊重自己，于是又回到娘家。蔣介石為此下午病臥在家，即便與好友張靜江、吳稚輝談話，也心不在焉，隨后即謝絕朋友的來訪。從侍衛口中得知妻子在岳父家后，就前往尋找，“聞三妹病在岳家，乃扶病連夜往訪”。蔣介石好言相勸，終于得到妻子的諒解，“彼甚以不自由為病，復勸余以進德，心頗許之。”沖突的結果是蔣介石上門賠禮道歉，并下定決心，改善自己的壞脾氣。但是兩人的差距依然存在，在以后的日子中，兩人口角還時有發生。從日記記載來看，兩人沖突的原因雖然不盡相同，而結果卻是相似的，最后往往是以宋回娘家，而蔣親自去請回為結局。對此蔣介石很少抱怨，由于深知自己暴躁的脾氣，他有時會在日記中痛悔自己的行為，1928年1月28日，他記載與美齡沖突后，“午餐后假眠，后往下關迎三妹，到后知其皮膚病甚劇，精神亦衰弱，心甚不安，悔不該與其禎梗也。”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兩人的家庭沖突也一度升級，但是在國難面前，美齡在家庭中則表現出寬容與大度。日本人對華發動蓄謀已久的“九一八”事變，中國東北陷入危機，這使南京國民政府內政、外交處于極為不利的狀態。在此內外交困的時候，蔣介石脾氣非常急躁。一言不合， “妻即不別而自赴上海，使余更加一層苦痛。”宋美齡回了娘家(即“自赴上海”)，蔣介石茫然不知所措，而在這種時候，他是不能隨行的，在南京靜待是唯一的選擇。9月29日，在南京中央大學學生沖擊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后，上海學生也不斷趕赴南京增援，局勢的變化讓宋美齡感到不安，所以這次沒有等到蔣介石親自上門來請，她便及時回到南京，陪伴在蔣介石身邊，“妻回京，在此危難之中不避艱險來共生死，無任感激。”宋美齡放棄大小姐的架子主動回到蔣介石的身邊，讓他非常感動，他覺得妻子不同于一般的舊式中國婦女，對她的膽識和氣量充滿了敬意。

在蔣介石生病的時候，宋美齡也給予了他周到的照顧。在家庭生活中，蔣介石是一個傷感、多情的人，1922年他生病的時候，因為姚冶誠沒有照顧他，他就在日記中大罵她不賢良。而宋美齡在蔣介石生病中的表現，則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她完全放下大小姐的驕矜與柔弱，對他照顧得無微不至。妻子的善良與關愛深深感動了蔣介石，1934年2月23日，他在日記中記載生病后“妻護病保身，無刻不在心，無微不至，誠賢良也。”因為操勞過度，宋美齡自己也生病了，1934年8月1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又表達了對她的愧疚之情，“妻為我受熱忍苦致病可感也。”蔣介石這場病相當兇險，他愧悔拖累了宋美齡，他自己的身體到1934年8月12日依然沒有完全康復，“本日身體疲乏一如傷寒后行將復元之苦痛，故終日休息。”盡管他自己仍然受到病痛的困擾，在日記中表達的更多是對妻子勞累的不安，“本日注射，體力甚乏，晚見鮑使(鮑羅廷，蘇聯特使，筆者注)”，“妻侍病護疾，憂勞異甚，其誠切實過于割肉療疾也。”割肉療疾是古時的典故，指妻子、臣子割自己的肉做藥引醫治丈夫、長官的病，比喻妻子、臣子的忠心。蔣介石用此典故，是想強烈地表達對妻子的感激。

蔣介石每到美齡的生日，他都會在日記中提及并予以祝福，如1934年3月28日，他在日記中記述，本日“為陰歷二月十二日，即妻之誕辰也。”1936年3月5日，又提到相同的內容，“本日為舊歷二月十二日妻之誕辰，精神甚好，樂焉融融。”1937年3月24日，又寫道，“本日為舊歷二月十二日，吾妻三十八歲，為妻修正西安回顧錄。”為妻子修訂稿件，是蔣介石對宋美齡表達愛慕之情的一種方式。另外從1927年以后，每逢結婚紀念日，蔣介石在日記中都會提及，以為紀念。

俠骨柔腸

其實最讓蔣介石感動的還不是侍疾熬藥的細微瑣事，而是在軍閥混戰的生死關頭，宋美齡予以他傾力支持，這曾經是蔣介石在中原大戰轉敗為勝的重要原因之一。

蔣介石任用宋子文做財政部長，是希望娘家人能為他在戰爭中提供可靠的經濟支持，但是面對巨大的財政赤字，宋子文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是不滿的。

1930年7月19日記載的一件事，表明了蔣介石與宋子文的矛盾。宋子文擔任財政部長以后，在中原大戰中拒絕籌措軍費，蔣介石在前方對于糧草的需求則急如星火，如果沒有及時、足夠的資金支持，蔣介石很可能在軍閥戰爭中失利，不但會失去已有的權力，甚至有可能性命不保。宋美齡聽說后懇求她兄長，讓其設法為蔣介石籌款，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宋子文也很倔強，他堅決反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不愿戰爭拖垮經濟，因此也非常固執，拒絕了他三妹的請求，在求告無果的情況下，宋美齡決定變賣房子首飾并拿出全部積蓄，還發誓如果蔣介石在前方殉難，她也將一同赴死。宋美齡的做法震撼了家人，宋子文為此也轉變了態度，他決定對蔣介石的軍隊發放款項。宋美齡的堅持，挽救了軍閥混戰中的蔣介石及其軍隊，這讓蔣介石非常感動。

蔣介石因此更堅定了自己的政治野心。1936年2月14日他寫道，“近日身體雖勞而心神甚樂，夫妻同心，前途遠大也。”15日又寫道，“下午往湯山休沐，夫妻和愛，是以增強一切效能。”家庭幸福、生活愉快是這一時期他的日記中的主題，他對自己的婚姻生活非常滿意。

1936年5月，宋美齡在上海開刀治病，據說當時情況很危險，手術的時候，蔣介石在南京，6日，蔣介石急匆匆趕到上海，見到開刀后恢復良好的宋美齡，感嘆地寫道，“幸獲上天保佑彼我夫妻得以相見，不勝感謝。”可以看出他曾經非常掛念妻子的病痛和安全，也可以從中揣測他內心的焦慮和獲取妻子平安信息后的快樂心情。

沉浸在家庭歡樂之中的蔣介石，1936年7月23日又寫道，“下午批閱與妻看拍(排)球，夫妻和睦之快樂甚于仙子登天乎。”隨后7月26日，因為宋美齡晚上說夢話，他感到極大的不安，宋美齡因為白天的勞乏，“深夜囈語失知覺約一小時余。”蔣介石非常不安，在日記中寫道，對此“不勝憂惶”，9月29日又慶幸地記載，“妻自余到后精神已漸復元，風疹幾痊愈矣。”對此懸心多日的蔣介石才如釋重負。在蔣介石的筆下，宋美齡是嬌弱多病的。

母顯子貴

美齡沒有生育子女，蔣介石認為是一大遺憾。為了鞏固宋美齡在蔣家的地位，蔣介石曾經在1934年和1936年兩立遺囑，囑咐他的兩個兒子，他倆只有一個母親——宋美齡。

1934年7月5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記載了他給宋美齡的第一份遺囑：“本日在艦中與妻常提家事，并念如余死后之家事約記如下，以代遺囑：一、余死后，不愿國葬，而愿與愛妻美齡同葬于紫金山紫霞洞之西側山腹之橫路上，二、余死后，凡武嶺學校以及不屬于豐鎬房者全歸愛妻美齡管理，三、余死后，經國與緯國兩兒皆須聽從其母美齡之教訓，凡認余為父者只能認余愛妻美齡為母，不能有第二人為母也。”這份遺囑將家內、家外的事情做了安排，顯然不是一時沖動，而一再強調宋美齡是他兩個兒子的惟一合法母親，其目的是要人明確美齡在家中的地位。

1936年12月蔣介石前往西安指揮東北軍與西北軍剿共，隨后張學良與楊虎城扣押了蔣介石。這次事變中蔣介石受到很大刺激，他認為自己生還的幾率很小，所以1936年12月15日，他給宋美齡留下了第二份遺囑，“大意為：對于家事他無所言，惟(掛念)經國與緯國兩兒，(二兒)既為余之子亦即為余妻之子，務望余妻視如己出，以慰余靈而已。”他在感受到危難時向宋美齡托付后事，正是他二人感情發展的合理結果。對此，1938年12月13日，蔣介石又在日記中詳細做了追述：“前年在西安寄妻與兩子之遺囑。讀之不禁有隔世之感，‘賢妻愛鑒，兄不自檢竟 遭此不測之禍，致令至愛憂傷，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為吾妻之丈夫，……家事無掛念，惟經國與緯國兩兒，皆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萬望至愛視如己出，以慰吾靈。’經兒遠離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緯兒至孝知義，其必能克盡孝道，彼于我遭難前一日尚來函，極想為吾至愛盡其孝道也。……”

又囑經緯兩兒， “……‘我一生惟有宋女士為我惟一之妻，如你們自認為為我之子，則宋女士亦即為兩兒之惟一母，我死之后，無論何時，皆須以你母親宋女士之命是從，以慰吾靈是屬。父12月20日。 ’ ”

在兩份遺囑中一再強調宋美齡是他兩個兒子的唯一合法母親，正是因為蔣介石出于他的愛慕之情，他希望通過強調她的母親身份，從而確立她獨一無二的蔣夫人地位。

但是，蔣介石覺得這一切還不夠，于是他又在家譜中進一步強調。蔣介石在親自修訂的家譜中給宋美齡很高的評價，關于自己，他寫道，“周泰，原名瑞元，一名中正，字介石，肇聰次子，保定全國陸軍速成學堂畢業，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團士官候補生，大元帥參謀長，大本營參謀長，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陸海空軍總司令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國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第一任大總統。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筆者注)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時出生，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筆者注)加入同盟會，民國十九年(1930年，筆者注)十月受基督教洗禮。配毛氏，民國十年出，為慈庵王太夫人義女，民國十六年(1927年，筆者注)繼配宋氏，美國韋爾斯萊大學博士，立法院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筆者注)已亥二月十二日生，子二：經國緯國。”

他的原配夫人毛氏變為他母親的義女。而宋美齡成為他唯一合法妻子，他兩個兒子的合法母親，雖然從尊重歷史事實的角度看，未免荒唐、滑稽，但是從整個策劃和實施的過程，可見他樹立宋美齡在蔣家地位的苦心。

對于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姻歷來有很多猜測，而關于對這場婚姻的評價，宋慶齡的轉變具有戲劇性，據斯諾記載，“我初次會見宋慶齡時，她說，這個婚姻的雙方都是處于投機，其中絕無愛情可言”，后來到了中日戰爭，宋慶齡的觀點有所改變，“‘開始時他們的婚姻并不是愛情的結合’，1940年的一天，宋慶齡在香港對我說，‘但是，現在我認為是了。美齡真心愛蔣介石，蔣介石也同樣愛她，沒有美齡，他也許會壞得多’”。

然而兩者的婚姻的定性需要更多一手資料的支持，由于宋美齡的材料比較零散，搜集、尋找有一定困難，蔣介石日記對于探詢二者的婚姻就更有價值。雖然蔣介石日記作為蔣個人的內心獨白不乏荒謬、怪誕，以及有歪曲事實的地方，但關于他婚姻的記載還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從蔣介石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出，他與宋美齡是有感情的，他們之間的相互關愛是他們結婚后的前十年家庭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