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在清末執(zhí)掌國政數(shù)十年，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昏庸婦人。與大清很多朝臣相比，她表現(xiàn)出難得的開明。在甚至還有慈禧太后的忠實粉絲對她頗為崇拜，比如日本國際記者的先驅(qū)田原禎次郎就是。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記錄了自己對慈禧的看法和當時的逸事。

慈禧，在清末執(zhí)掌國政數(shù)十年，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昏庸婦人。永和號火輪船，便是當時在昆明湖中為慈禧拖帶畫舫的。據(jù)瑾妃身邊的太監(jiān)回憶，因為使用太監(jiān)開火輪船，第一次用就把船開上了淺灘。然而慈禧并沒有發(fā)怒，而是平靜地下了船，只是要太監(jiān)寫一個報告來，說明怎么會把船開上了淺灘。

駐英公使郭嵩燾赴任前面辭，對慈禧發(fā)牢騷，說自己去英國，總會被人罵作漢奸的，所以不愿意去。慈禧對他說，像英法聯(lián)軍燒了我們圓明園這樣的事，“此仇何能一日忘記，但是要慢慢自強起來……斷非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仇的。”

這份開明，也體現(xiàn)在辦海軍上。不但在北洋水師建立的過程中慈禧抱支持態(tài)度，而且還有過頗為英明的決斷。福州船政大臣裴蔭森曾上書由船政自行設計建造一艘鐵甲巡洋艦。當時包括李鴻章在內(nèi)的朝臣對此一片反對，認為中國尚不具備這樣的能力，屬于拔苗助長，必然不能成功。只有慈禧仔細看過奏折后，批示同意，并表示此船即便造壞了也不要緊，只當是讓中國自己培養(yǎng)的工程人員練習了。

在日本，甚至還有慈禧太后的忠實粉絲對她頗為崇拜，比如日本國際記者的先驅(qū)田原禎次郎就是。他在1908年寫過一部名為《清國西太后》的書，記錄了自己對慈禧的看法和當時的逸事。

他記載慈禧上過《生活》期刊封面，極有外交手段。庚子事變后各國都對清政府充滿疑慮，慈禧便主動邀請各國公使的夫人、孩子到宮中玩耍，通過夫人外交恢復形象，這一做法十分有效。她甚至會主動送給孩子禮物，與夫人們坐在一起照相，顯得十分開明。

然而，就在這段記述中，田原記下了一個可能自己都沒有留意的情節(jié)：在一次這樣的外交活動中，慈禧和夫人們討論問題，一名中國官員始終跪在地上，隨時接受慈禧關(guān)于外國情況的咨詢，這個人是“清國駐英公使”。

這讓田原一直渲染的慈禧開明形象出現(xiàn)了極大的反諷——和外國公使的夫人們可以平起平坐，中國最熟悉國際情況的官員，卻要一直跪在地上，似乎讓我們隱約抓到了一點甲午戰(zhàn)敗的深層原因。

如果看一下北洋水師留學人員和日本留學人員的照片并進行對比，或許這個深層原因更加呼之欲出。

可以看到，在英國，劉步蟾比東鄉(xiāng)平八郎更像一名軍人。和網(wǎng)上所說兩人是同學不同，劉步蟾是免試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直接上艦實習的；東鄉(xiāng)平八郎則是英語不佳，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無奈進入商船學校學習。實際上日本的人才當時并不比清朝的強，連伊藤博文都是考不上格林威治海軍學院，黯然而歸的。從當時對于工業(yè)文明的理解和成就上看，劉步蟾都遠勝伊藤博文和東鄉(xiāng)平八郎。

但是，他們各自回國開始成為政府官員后的照片上，東鄉(xiāng)平八郎依然是歐式服飾，而劉步蟾卻是長袍加上大辮子。西服明顯比長袍更適合現(xiàn)代社會的節(jié)奏，我們是在進步還是在退步？

日本新興的維新陣營對導致日本落后的舊體制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理智的批判，并利用已有的地位和權(quán)力，全力推動這種變革。理想變成了一個個實實在在的行動，變成了全民族上下一心的整體合力。而中國的改革者并不被社會認同，必須脫掉“蠻夷”的西服，穿回長袍馬褂，戴上瓜皮帽，才能為世人所接受，才有機會實施所需的改革。這種猶豫在變革圖強的道路上造成中國逐漸落后，在軍備競賽中則是自動退出。背負著歷史的包袱，中國的改革者，困難要大得多。

即便是變革的支持者，也會出現(xiàn)極大的迷惘。慈禧，不時表現(xiàn)出她的開明。但是，她的觀念中，自己是在被英法聯(lián)軍追著跑，無法關(guān)閉國門才不得不求新求變的。所以，促成社會變革的理由，是敵人有的我們也要有，他們有大炮和戰(zhàn)艦，我們也要學他的堅船利炮，進行近代化軍事改革。

這種觀念在自強進入瓶頸期的時候，顯示了極大的負面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