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睿是南北朝時期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原籍京兆杜陵 (現陜西西安東南一帶)，曾祖時遷至現在的十堰、襄樊一帶居住。韋睿生于亂世，50多歲時慧眼識英雄，以上庸(今竹山、竹溪一帶)太守的身份追隨梁武帝蕭衍南征北戰，平定江左，成為梁朝的開國功臣。他雖體質文弱，卻總是戰斗在第一線;他雖屢建奇功，卻從不居功自傲;他對敵作戰從不手軟，常常以少勝多，使敵人畏之如虎;他愛護士卒有如慈父，關心親友無微不至;他謙虛謹慎，不貪功，不貪財，深受皇帝的器重和同僚的尊敬。最愛讀史的毛澤東非常欣賞這個杰出的將領，對《南史·韋睿傳》的批注多達25處，是他所讀史書中批注最多的一個人物。毛主席贊揚韋睿會打仗，善于調查研究;贊揚他豁達大度，能夠團結干部;贊揚他作風好，謙虛樸素，廉潔奉公。毛主席在批注中寫道：我黨干部應學韋睿作風。

韋睿其人及家事

韋睿，字懷文，生于南北朝時期宋元嘉十九年 (公元442年)，死于梁普通元年 (公元520年)。

《二十四史——南史》的作者李延壽在 《南史》卷五十八 《韋睿傳》中記述：“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為上庸太守，加建威將軍。”就是說，齊朝末年社會動蕩，韋睿不想遠離家鄉，他要求到今天的竹山、竹溪一帶 (即上庸)當太守。皇上批準了他的請求，并加封他為建威將軍。韋睿75歲時，早已是功成名就，皇上在他的請求下派他回家鄉雍州任刺史。南北朝時期的雍州，就是今天的襄樊、十堰地區。由此可見，雖然不敢絕對肯定韋睿就是出生在十堰地區，但他長期在十堰地區當官則是事實。

《韋睿傳》中記載：“宋永光初，袁凱為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為主簿。”宋永光初年即公元465年，那時韋睿23歲，袁凱到雍州當刺史，見到他后感到十分驚喜，便提拔韋睿當雍州主簿。現在的武當山地區在公元420年進行的一次行政區劃改革時，被稱作“大宋朝雍州齊興郡武當縣”，這個名稱一叫便是兩百余年。韋睿在雍州當了一段時間的主簿后，接連升遷，不久便當上了齊興太守、本州別駕、長水校尉、左軍將軍等職。后來，又到今天的竹山、竹溪一帶當上庸郡太守。

韋睿在上庸郡當太守時，遇到了一個好的頂頭上司——雍州刺史蕭衍 (公元465-549年)，蕭衍就是后來的梁武帝。蕭衍當雍州刺史時正是齊朝末期，齊東昏侯蕭寶卷兇殘暴虐，殺死蕭衍的哥哥蕭懿，蕭衍因而起兵攻打齊都建康，迎立蕭寶融為帝，是為和帝。蕭衍被封為梁王。后來蕭衍滅齊，建立梁朝，蕭衍即為梁武帝。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動亂的時代，在宋、齊、梁、陳四朝的頻繁更替中，梁武帝蕭衍執政達48年，在位時間最長。梁武帝是一個比較有作為的皇帝，他在位期間經濟社會發展，國家政治穩定。韋睿隨蕭衍起兵造反，屢立功勛，到梁天監十三年 (497年)升為智武將軍。

梁天監十四年，韋睿回到了家鄉。此時，他的官銜為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公元520年八月，韋睿死于家中，時年七十九歲。大殮之時梁武帝蕭衍親自前往， “賜錢十萬，布百匹，東園署的棺木一副，朝服一具，衣一襲”。辦理喪事的所有費用都由官府支付，還追贈韋睿為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號為嚴。

韋家從漢代丞相韋賢以后，世代都是三輔地區的名門望族。韋睿的祖父叫韋玄，為逃避做官隱居在長安南山，南朝宋武帝劉裕入關中后曾授予他太尉的官職，但韋玄沒有應召。韋睿的父親名叫韋祖歸，當過寧遠的長史。他的伯父韋祖征接連升官直到郡守，伯父把韋睿當自己的兒子一樣看待。韋睿對他的繼母很孝順，并因此而聞名鄉里。韋睿的妻兄王橙、姨弟杜惲，在鄉里都享有盛名。有一次伯父韋祖征問韋睿：“你自己以為比起王橙和杜惲來怎么樣？”韋睿不敢回答。伯父說：“你的文章比起他們來略為遜色一些，但學識卻超過他們。若為國家建功立業，他們都比不上你呀！”由此可見，韋睿在年輕時就是一個有才學的人。

韋睿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兩個哥哥分別叫韋纂和韋闡，都是名聲很好的人。韋纂和韋睿年少時，以勤學不倦著稱，而韋闡則以品行高尚聞名。韋睿共有四個兒子，長子叫韋放，次子叫韋正，三子叫韋棱，四子叫韋黯。其中，長子韋放也是個將才， 《南史》中有其小傳。毛主席讀后曾感嘆地說： “韋放有父風！”三子韋棱對 《四書五經》十分精通，當時人們都稱贊他是個博古通今的人才。

韋睿與武當道教

梁武帝執政以后十分崇奉佛教，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全國上下官吏百姓一窩蜂地信奉佛教，但 “睿自以信受素博，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見 《南史》卷五十八)李延壽雖然沒在《南史》中說韋睿信奉道教，但韋睿長期生活在武當山地區，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已在他心目中打下很深的烙印，因此，他雖身為朝中大臣，卻不愿跟隨眾人去信奉佛教。

南北朝以前，武當道教便已形成，并出過許多著名的道士。晉咸帝咸和年間(公元326—334年)，羅邑宰謝允入武當山修煉，據傳后來得道升天，武當山因此又被人們稱為 “謝羅山”。

公元419年，博學五經、尤明天文星象、據說活了數百歲的高道尹軌在武當山仙逝， 其弟子山世遠繼續在武當山修煉，后來得道為太后真人。韋睿出生以后的宋文帝時期 (公元424—453年)，武當道士劉畫以藥術救治百姓，名聲遠揚。后來，宋文帝說他手臂長得太長，是個異人，便把他殺了(見《武當山志》)。到了韋睿生活的南北朝時期， “武當山無疑已成為華中地區神仙道教的基地和學仙隱居者薈萃的道教活動中心” (見《武當道教史略》)。

韋睿生活在武當山這樣一個道教氣氛濃厚的地方，想必對武當道教情有獨鐘，以至于 “高祖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之時，韋睿仍然 “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

毛主席的高度評價

毛主席一生中，先后通讀過數遍 《二十四史》，并作了很多評點。一些學者在看了毛主席評點的二十四史后，總結了一代偉人喜歡和鄙薄的將相類型。他們認為毛主席喜歡這樣的三個正面典型：一是豁達仁厚的韋睿;二是三國時期曹操的謀士，多謀善斷的郭嘉;三是南北朝時期破關斬將、所向無敵的陳慶之。毛主席討厭的四個反面典型，一是言行不一且有剽竊之嫌的西晉學者郭象;二是北魏將領、“庸人”王建;三是笑里藏刀、賣官肥私的唐朝右相李義府;四是心胸狹窄、能伸不能屈的唐朝尚書左丞相劉幽求。

對于韋睿，毛主席在其傳記中密加圈點，批注達25處，這是偉人對 《二十四史》中人物傳記批注最多的一個。

《南史》作者李延壽在記述韋睿死時，對其生平行為特點有一段概括： “睿雅有曠世之度，蒞人以愛惠為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裴俱為梁世名將，余人莫及。”毛主席十分欣賞地批注道： “我黨干部應學韋睿作風”。

那么，我們黨的干部應該學習韋睿哪些方面的作風呢？從毛主席的批注來看，主要是六個方面：一是學習韋睿“躬自調查研究”的求真務實之風;二是學習韋睿“有前無卻”的勇往直前之風;三是學習韋睿“機不可失”的果斷決策之風;四是學習韋睿“勞謙君子”的勤勉謙遜之風;五是學習韋睿“不要私斗”的講求團結之風;六是學習韋睿 “不事貪財”的廉潔仁厚之風。

韋睿督兵攻打北魏小峴城時，曾去環城巡視，魏城中忽出現數百人列于門外，睿欲擊之，部下勸阻說：我們輕裝前來，待回去披甲整裝再來迎戰。韋睿卻說：“魏城中只有二千余人，只能閉門自守，這次無故出來幾百人，定是驍勇善戰之輩，我們如果能打敗他們，城內的魏兵便沒有信心了，其城自破。”部下此時還有些遲疑，韋睿便指著手中的令節說： “朝廷把它交給我，不是裝飾用的，我的話不可違抗。”于是部眾聽命進兵，魏軍果然大敗棄城而逃。在這段敘述旁，毛主席批注有： “躬自調查研究”， “以少擊眾”，“機不可失”， “決心”。

史家又說到韋睿率軍攻合肥，久未攻下，他又環城察看，決定先攻合肥東西兩個小城，此時魏國派兵五萬來救援，形成敵眾我寡之勢。部下要求增兵再戰，或退守巢湖。韋睿怒曰： “將軍死緩，有前無卻。”接著又令取來自己的旗幟樹于陣前，以示無退兵之志，并親自坐在板車上督戰，最后終于攻破合肥。讀至此，毛主席批注： “以少擊眾”， “將在前線”。

《韋睿傳》中說韋睿“性慈愛，撫孤兄子過于己子，歷官所得祿，皆散之親故，家無余財”。毛主席對此逐字加了旁圈，并批道：“任者必有勇”。在說到韋睿攻克合肥后“所獲軍兵，無所私焉”。毛主席又逐字旁圈，批注“不貪財”。韋睿能團結部下，當知道胡景略和趙祖悅有矛盾時，便親自調解，避免了更大的矛盾。毛主席對此很贊成，批道：“干部需和”。在韋睿治軍通宵達旦、操勞各種事宜那一段里，毛主席也是逐字旁圈，批有：“勞謙君子”。

《韋睿傳》的末尾，李延壽補敘了韋睿的幾則軼事，以說明他深受世人推崇的品德。在邵陽之戰后，有一次韋睿與曹景宗玩擲骰子賭輸贏的游戲，韋睿本來是贏了，卻故意讓給曹景宗。毛主席批道：“使曹景宗勝”。接著作者又說，曹景宗等人在破敵之后，時常爭功邀賞，而韋睿卻總是在后面。毛主席對此批注： “曹景宗不如韋睿遠矣”。

韋睿有高超的軍事指揮才能，每戰必勝，魏人對他感到十分恐懼，稱之 “韋虎”。他做人嚴謹，對人仁厚，處事大度，愛護士兵，有勇有謀，軍紀嚴明，善于出奇制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不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