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朝歷代，法律都在不斷地修訂和完善，隨著社會的進步，法律也由嚴酷逐步走向寬緩。然而，中國古代的法律修訂和變革，往往是伴隨著社會的大變革和朝代更替進行的，因為一個女子的抗爭從而引發(fā)一場法律的變革，卻不能不說是一個特例。在漢文帝時代，這樣的事情還真就實實在在地發(fā)生了。引發(fā)這場變革的女子叫做緹縈，她是齊國太倉令淳于意的第五個女兒。一般認為，這場變革是漢文帝的宅心仁厚，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又是因為緹縈的抗爭，如果緹縈隨波逐流于那個時代的一般行事方式，這場變革有可能不會發(fā)生，或者至少要晚一些發(fā)生。

文帝十三年(前167)，齊國的太倉令(管糧庫的官)淳于意犯了罪被押送到京城長安拘禁起來。淳于意沒有兒子，只有五個女兒。臨行時他罵女兒們說：“生孩子不生兒子，遇到緊急情況，就沒有用處了。”他的小女兒緹縈(音：tiying)傷心地哭了，就跟隨父親來到長安。她向朝廷上書說：“我的父親做官，齊國人都稱贊他廉潔公平，現(xiàn)在因觸犯法律而犯罪，應當受刑。我哀傷的是，受了死刑的人不能再活過來，受了肉刑的人肢體斷了不能再接起來，雖想走改過自新之路，也沒有辦法了。我愿意被收入官府做奴婢，來抵父親的應該受刑之罪，使他能夠改過自新。”這封上書還真的到了漢文帝那兒，文帝憐憫緹縈的孝心，下詔說：“上古時期政治清明，只要在有罪的人帽子上畫上一個記號，民眾就不犯法了。如今法令中有刺面、割鼻、斷足三種肉刑，可是犯法的事情仍然不能禁止，這是因為我道德不厚教化不明所致。現(xiàn)在人犯了過錯，還沒有施以教育就加給刑罰，那么有人想改過從善也沒有機會了。施用刑罰以致割斷犯人的肢體，刻傷犯人的肌膚，終身不能長好，多么令人痛苦而又不合道德呀！作為國家的最高父母，這樣做，難道合乎天下父母之心嗎？于是下詔廢除肉刑，用其他刑罰代替。并依照犯人所犯罪行的輕重，只要他們不逃亡，期滿免罪。同時命令有關人員制定出相關法令。這或許就是中國最早的“有期”徒刑吧！因為在此之前，人們犯了罪，要么處死，要么肉刑，剩下的就是徒役，也就是奴隸，根本就沒有“期滿免罪”之說。

根據(jù)漢文帝的這個詔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提出了具體建議條文：應該判處髡(音kun，拔光頭發(fā))刑的，男的改罰城旦(修城墻)，女的改罰舂米;應該判處黥(音qing，面部刺字)髡刑的，改為剃發(fā)、頸帶鐵鏈，男的城旦，女的舂米;應判處劓(音yi)刑的，改為鞭笞三百;應判處刖(yue)刑的，砍斷左腳改為鞭笞三百;應砍斷右腳以及殺人自首、貪贓枉法，監(jiān)守自盜已經頂罪而又犯了鞭笞罪的一律公開斬首。已經判為城旦、舂米的，服刑到一定年限，就可免罪。

文帝同意了這些條文。這些法律條文的改變，有什么實際意義呢？古人認為“人之發(fā)膚受之父母”，頭發(fā)是終生不能剃掉的，拔掉頭發(fā)、臉上刺字、割掉鼻子，他不再是一個社會上的正常人，表明他一生一世都是一個“罪犯”。當一個人被判處這樣的刑罰，喪失了作為一個正常人的資格，他還能繼續(xù)娶妻生子存在于社會嗎？封建社會是農業(yè)經濟，以家庭為單位，父子傳承，如果一個人已經有了兒子，一旦犯了法被判處這樣的刑罰，誰又會讓女兒嫁給這樣的家庭？這就是緹縈和漢文帝都提到的“沒有改過自新的機會”的原因。改為修城墻、舂米等勞役活，到了期滿，這個人回到了家里，也就是正常的回歸了社會。砍腳的那種刖刑更不用說，他不僅不能作為正常人存在于社會，喪失了勞動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還會成為這個家庭的重大負擔。可見，這樣的法律條文的改變，其意義是革命性的，稱之為變革毫不為過。從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正是由于緹縈的抗爭，才導致了這樣一場重大的法律變革。那么，緹縈都做了一些什么樣的抗爭呢？

和世俗觀念抗爭

父系社會的顯著特征就是重男輕女，緹縈的父親淳于意也不兩樣，出了問題，他想到的是自己沒有兒子。因為沒有兒子，他不拿家當家，到處交游。因為他醫(yī)術高明，對一些不治之癥不肯治療，因此被病家怨恨并告發(fā)。這也可以看做是沒有兒子的原因，假如他有兒子，告發(fā)他的人有可能害怕結怨仇家而費一番思量。緹縈是一個弱女子，聽到父親的話她也會哭，但她并沒有沉默，而是選擇了奮起抗爭。她跟隨父親到了首都長安，并上書皇帝。從齊國到長安，路途萬里，其艱辛可想而知。如果說這個可以通過毅力堅持的話，上書皇帝則更是需要超常的勇氣和智慧，緹縈是一個小官的孩子，是一個沒有爵位、沒有繼承資格的女子，她敢于上書皇帝，沒有一種抗爭精神是做不到的。

和法律條文中的非人性的一面抗爭

緹縈的上書，抓住了一個最根本的東西，人性中的悔惡向善。一個人可能一時會有罪惡的念頭，但是，大部分人都會對自己的不法行為后悔，真正死不悔改的人少之又少。肉刑這種侮辱性的刑罰恰恰是堵住了人們悔改之路。緹縈大膽地指出了這種刑罰的弊端，提出了“想走改過自新之路”這個人性中悔過向善的最基本的東西。所以，她不是僅僅提出“愿意被收入官府做奴婢”為父親頂罪，而是先指出肉刑的非人性，然后說讓父親能夠“改過自新”！難怪這樣的抗爭能都得到漢文帝的認可！如果不是緹縈和法律條文的抗爭，而她僅僅選擇替父親頂罪，漢文帝能夠引起自責并作出廢除肉刑的決定嗎？

和法律傳統(tǒng)抗爭

封建社會的觀念，父業(yè)子承，相對應的是“父債子還”。如果犯的不是十惡不赦之罪，按照漢代的法律傳統(tǒng)，是可以用其他方法抵罪的，比如說以錢抵罪。如果淳于意有兒子，他可以選擇以自身或其他方法抵頂其父之罪，但是淳于意只有女兒，沒有兒子，他沒有了指望，他只有哀嘆：“生孩子不生兒子，遇到緊急情況，就沒有用處了”。可是緹縈不認可，她主動提出以自己沒入官府做奴婢為條件，換取父親的自由。所以說她是在和法律傳統(tǒng)抗爭。女子被沒入官府為奴婢，一般情況是自身犯罪或者是受父、夫牽連，主動提出來以身為父親抵罪，不是當時的社會傳統(tǒng)，也就不是當時的法律傳統(tǒng)，緹縈這樣做了，所以說是抗爭。

當然，緹縈的抗爭能夠引發(fā)一場法律的變革還有一些必不可少的條件，如漢代社會的開明、漢文帝宅心仁厚等等。諸侯國的太倉令算不上大官，一個小小官吏的女兒為何能夠給皇帝上書？而這樣一個小女子的上書又為什么能夠交到皇帝手上？想想呂后能夠“稱制”當上實際上的皇帝，漢武帝的母親嫁了人生了孩子還能再嫁給皇帝，就可以知道漢代對女子的寬容，它既超過了前人，也為后世整個封建社會所不及。緹縈的上書，隱含著對法律條文的指責，漢文帝看到了緹縈的上書，沒有生氣發(fā)怒，這不是一般皇帝能夠做到的。漢文帝不但做到了，還從自身尋找原因，并做出了檢討和改變，當然是這場變革的主角。不管怎么說，這場法律的變革是由緹縈上書救父引起，她的孝心、智慧和敢于抗爭的勇氣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