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整體利益之下，不同層級的領導各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在“公司大賬”和“老板小賬”之間，往往存在一定差異。如何將擅長做“公司大賬”和擅長做“老板小賬”的兩類不同人才安置在合適位置、且保持利益平衡，這是考驗老板察人、用人之道的關鍵所在。

孫權重用呂范、棄用周谷

三國東吳的開國皇帝孫權，在哥哥孫策當家時，不過是個小小的宜興縣長(陽羨長)。做了縣長不免要搞點計劃外項目，從公款里拆借些資金。他的兩位“會計”———主簿呂范和功曹周谷，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呂范把每筆小賬都做成大賬，規規矩矩向孫策匯報，弄得好多計劃外項目不得不關停并轉，孫權的小金庫也險象環生;周谷則明里暗里，幫孫權做足假賬功夫，讓孫權私房錢花得很爽，老哥兼領導孫策也被蒙在鼓里。

等到孫權自己當家，呂范立即得到重用，后來成為東吳的股肱名臣，而做賬高手周谷則“終身不用”，理由是此人既然能幫著當縣長的自己欺瞞當領導的老哥，就能幫著當下屬的別人欺瞞當領導的自己，能力越強，賬做得越巧，危害性也就越大。

后人大多稱贊孫權在這件事上做得不錯，很能理解漢光武帝劉秀那句“天子不與布衣同”的道理，知道一旦當家，“小家”就成了“大家”，自己就從“做小賬的”轉換為“查小賬的”，從欺瞞別人的小領導，變成最怕別人欺瞞的“大老板”，以前不討小縣長歡喜的呆板會計呂范成了最值得信任的好管家，昔日讓自己舒坦輕松的理財高手周谷，則成了大皇帝必須打足精神防范的財政蠹蟲，一進一退，貌似實在允當得很。

但孫權在“用會計”這件事上，充其量只能算“及格分”而已：在重用呂范這個問題上，他的思路十分精辟，從方面之任轉換到全局主宰，拋棄此前“小我”的本位主義，為“大家”財政安全的需要提拔呂范這種講原則、守法度的“會計”，自然是令人欽佩的選擇;但對周谷的處置卻只對了一半———對這種人抱有戒心，讓他遠離財務關鍵部門，這完全正確;但就此不予重用，卻未必是一個決策者最好的選擇。

周谷的“可用之處”

唐太宗時的名臣岑文本曾經有一段話，說“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圣使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意思是人無完人，即便愚蠢或貪婪的人，如果使用得當，也一樣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并避免不良影響。一個明智的領導者，應該用人之長，棄人之短，而不是求全責備，把人一棍子打死。

具體到周谷這件事，他做假賬動機不純，對“大領導”不負責任，對頂頭上司意在溜須逢迎，這些都是比較嚴重的缺點。但他頭腦靈活，對財務規則嫻熟，敢于靈活處置問題，這些其實都是可取的。三國時代，州郡的獨立性很強，以東吳為例，直到孫權晚年，仍然實行較為原始、落后和分權的部曲制和采地制，每個地方官和將領都領有數量不等的“配兵”，這些“配兵”的開支，則由分配給他的采地財政來承擔，將領死后，這些“配兵”和采地一部分由國家收回重新分配，另一部分則由其一個或幾個兒子繼承。而在孫策時代，這種分權制和財政分散狀態更加突出，可以說，當宜興縣長的孫權要求更多財政自主權，在他那個時代其實是常態的、合理的，周谷的做法雖有取巧之嫌，但說不上有多出格，充其量算個“合法避稅”;而呂范事事匯報的做法，在那個時代反倒是有些奇怪的———因為即便匯報了，在當時那個松散體制下，孫策也不會對連軍費、辦公費都要自籌的地方官作多少苛責(就更不用說孫權和孫策是啥關系了)。

孫權重用呂范、拋棄周谷，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對集權的一種憧憬，此后直到去世，他一直試圖改變這種落后的分權制、采地制和兵權世襲制，但收效卻是有限的。應該說，孫權的愿望是好的，也符合公司發展大計和他本人的利益，但即便如此，周谷仍然是個可以“收所長而棄所短”的“會計”人才———

從史料上看，呂范是“移民”身份，原籍汝南細陽(今安徽太和)，在孫策手下不僅是“異地做官”，而且弄不好還在試用期內，事事小心既是品德和個性的表現，也多少有自保痕跡，不得不時刻擔心被砸飯碗，如果在其家鄉汝南當“會計”，會否仍這樣規矩，恐怕也不好說;周谷卻是周氏子弟，而周家的郡望正是陽羨，也就是說，他是土著做官，出身不俗，膽子更大、點子也更多，實際上有些“地頭蛇”的有恃無恐成分。

鑒于此，把周谷從“老窩”陽羨弄出來，平調到遠離家鄉、宗黨的外地任職，并配上合適的副手，輔以完善的審計監督機制，他善用規則、敢于任事和精通理財的優點便可以充分發揮，而喜歡耍手段、鉆空子的人格缺陷，也可以得到有效約束。

不僅如此，在一些特殊崗位，敢花錢、敢負責任、不計較小賬，反倒比循規蹈矩的“會計”更能派上用場。

中國古代買賣人和“會計”們共同尊奉的偶像和祖師爺，是曾經幫助越王勾踐報仇成功，后來功成身退、棄官經商，并成為著名富翁的陶朱公范蠡。范蠡晚年住在陶(今定陶)，二兒子因殺人被楚國關押，要花錢打點，范蠡本想讓剛成年的小兒子去，當了他多年助手、精明能干的大兒子覺得自尊心受傷害，堅決要去，還抬出老娘當說客，范蠡迫不得已只得放行，卻立即著手給二兒子準備后事。結果二兒子果然沒能救出。當范夫人問他“怎么知道大兒子不行小兒子行”時，范蠡解釋說，大兒子曾跟他歷盡坎坷，懂得錢財來之不易，花錢時勢必精打細算，可二兒子的確犯了死罪，如此吝嗇自然打動不了楚國那些貪官;相反，小兒子生下來就享盡榮華富貴，認為錢來得容易，到了楚國必定出手大方不計較小賬，這樣反倒能把老二救出來。

“小家”如此，“大家”也一樣。楚漢對峙時出名人品不好、手腳不干凈的陳平，在項羽手底下擱哪兒都不放心，到了“善將將”的劉邦手下，給安排做敵工、策反和情報工作，經費包干，細賬不管，結果這位“不合格會計”如魚得水，為劉邦的最終勝利立下了不可替代的豐功偉績。由此可知，沒有不能用好的會計，只有不會用人的主官。

“大賬”與“小賬”的平衡

王朝也好，企業也好，都會遇到“大小賬”的問題，也就是怎樣兼顧“公司大賬”和“老板小賬”。

有些人能力超群，可以“大小兼顧”，比如漢高祖劉邦手下的蕭何管后勤和財政，既能確保漢國財政不因連年戰事而崩潰，保證幾十萬遠征軍的軍需，又能讓講究生活品質的劉邦喝得起酒，泡得起妞。

但絕大多數“會計”，卻只是個“專才”：要么善于管“大賬”，財政收支可以搞得得心應手、收支平衡，“大老板”的“小金庫”卻打理得一塌糊涂，比如唐代中期的名相李泌，能讓被安史之亂和藩鎮割據搞到支離破碎的國家經濟恢復穩定，卻總也管不住唐德宗李適追求私房錢的小心思;要么善于管“小賬”，能把“老板”伺候得舒舒服服，小金庫運轉得風生水起，可絕不適合管理“公司大賬”，比如那個臭名昭著的楊國忠，算小賬是絕對的一把好手，陪著唐玄宗李隆基賭錢，輸贏多少，隨口就能報出個準數，管理宮中小賬，也弄得井井有條，被李隆基親口封為“好度支郎”，意思是“模范會計”，可這位“模范會計”被提拔掌管全國財政，卻既鼠目寸光，又貪得無厭，最終把好端端的“開元盛世”，給敗成個一塌糊涂的“安史之亂”，“老板”給他連累得拋家舍業，做了七八年“游客”，他自己更落得個全家遭難、尸骨無存的凄慘結局，真個是害人害己。

作為“大老板”，自己頭腦里要把握好“兩本賬”：把“管國”的“大會計”弄來管家，最多是添堵;可要把只能管管小金庫的“管家型會計”給弄去管了“大賬”，那可就不只是自尋煩惱那么簡單了。倘若“模范會計”楊國忠憑著過人的心算技巧、細致周到的管家技能，和特殊的外戚裙帶關系，繼續從事他管賭賬、管小金庫等瑣屑而重要的“家政會計工作”，只怕到死也是個被同僚羨慕嫉妒恨、被領導贊賞有加的“好度支郎”，又何至于誤國誤家、害人害己的地步？

至于孫權當上“大老板”之后的用人思路固然無可指摘，但畢竟造成了令人惋惜的人才浪費。三國的形勢是“天下九州，魏占其七”，孫權當政之初北方尚未統一，還是袁紹和曹操對峙的階段，但孫氏只占“一州之地”、地盤少、人才缺的態勢卻一目了然。如果說袁紹、曹操是“大企業”，孫氏只不過是“小公司”，用好手里幾張牌，讓他們各盡其用，揚長避短，是“企業”發展之必須，也是領導者的責任和本分，從這個角度看，周谷的悲劇既有他自己的因素，孫權自己不會“打牌”，也要負一定責任。

用好你的“會計”，把一些可能有的缺陷、可能不總是討人喜歡的牌用到最合適的地方，而不是一看牌點不大、花色不喜就棄若敝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