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在克里姆林宮的大廳里，斯大林下達了新的穩住陣腳的指示，但比上次還要模棱兩可。他出席了有2000人參加的會議，其中的軍事院校學生都是剛從蘇聯的25所院校畢業的。朱可夫當然也參加了。早上，他驚訝地得知迄今為止一直是黨中央總書記的斯大林，取代了莫洛托夫，兼任人民委員會主席。自1917年以來頭一次，黨的機關和國家機關統一在同一個人的名下。講了40分鐘后，斯大林至少祝了三次酒，每次都作了簡短的講話。對這幾次簡短講話的分析，因沒有掌握原始文本而耗費了大量筆墨，只有1948年蘇聯共產黨檔案室里的刪節版，和幾篇證言。朱可夫在《回憶錄》里也寫了幾段：“喊著侵略他國，占領他國的口號，德軍是不會贏得勝利的。這是很危險的口號。……德軍越來越喜歡吹噓，洋洋自得，充滿虛榮。德國的軍事思想再也不會發展了；他們的裝備已經被我們超越了……”然后，在由一名元帥第三次致祝酒辭，向“斯大林和平主義的對外政策”祝酒時，斯大林讓觀眾大吃一驚，信口開河起來，歷史學家們都在想這是伏特加的作用，還是心里另有盤算：“請允許我糾正……現在，我們的軍隊已經重新建成，得到了大量裝備，要打一場現代化戰爭，……現在，有必要從防御發展到進攻。為了保衛我們的國家，我們應該發動進攻。以防御為出發點，我們應該朝著進攻的軍事理論行進。”

為了使我們不致意識不到這些話的深層意義——歷史上對此眾說紛紜——我們就要來提一下鐵木辛哥、朱可夫兩人所作的決策和倡議，只有按照5月5日的講話，才能對這決策和倡議有所理解。因為，5月13日，斯大林同意從腹地派四個集團軍前往西部的邊境地區；在第聶伯河-德維納河沿線組成第二戰略梯隊。但有個條件，就是這些行動要掩人耳目地進行。

5月5日講話導致的最獨特的結果就是朱可夫和鐵木辛哥于5月15日提出的先發制人計劃。很難令人質疑其中的因果關系。鐵木辛哥和利亞什琴科將軍證明了這一點，朱可夫于1965年的采訪中也提到了這件事。“鐵木辛哥和我對德軍的攻擊先發制人的想法與5月5日斯大林的講話是有關系的……他在講話中說到了進攻的可能性。當敵軍在我們的邊境地區聚集大量兵力的環境下，這場講話使我們確信有必要設想一下先發制人的方案。”當然，朱可夫在《回憶錄》中對此仍是只字不提。

必須在5月15日的這項計劃及斯大林的反應上稍作停留。該計劃名為“對蘇聯軍隊在可能與德國及其盟國開戰的情況下制定戰略部署計劃的思考”，并被標為“絕密。特急。本人親啟。獨此一份”。這份15頁的手稿文件是在朱可夫的指導之下，由華西列夫斯基匆促寫就，瓦圖京加以修正的，但卻忘了給斯大林過目的時候要注意分寸。前言竟敢把迄今沒人敢說的話說出了口：“鑒于德國軍隊已全面調動，后方梯隊也已開始部署，可見它有能力比我們搶先部署完畢，并對我們施行出其不意的打擊。為免于此，我認為絕對不能讓德軍掌握主動權，而是在其部署過程當中，尚未能組織戰線，協調各兵種時，搶先對其發動進攻。”因此，該計劃與3月計劃之間的巨大差別就在于從反攻（也就是等德軍先進攻）過渡到秘密調動軍隊并采取先發制人的策略（在確定德軍打擊之前）。至于其余內容，該計劃重述了縱深突破至西里西亞，然后往北折去，將波蘭和東普魯士與德國其他地區隔開。

這份計劃由于寫得太匆忙，所以朱可夫準備得并不好。文中未提日期，似乎對新吞并領土上實施后勤保障工作也嗤之以鼻。也沒考慮怎么調動軍隊。加列耶夫將軍本身也是歷史學家，他認為這項規劃需要加緊工作三到四個月，才能真正為軍隊所用。必須補充的是，朱可夫的想法是在普里皮亞季河南岸只有四個集團軍的時候，組織八個集團軍實施打擊。計劃呈送給了斯大林。他是否讀了呢？朱可夫在1960年代與安菲洛夫和斯維特里希納的兩次采訪中均說斯大林讀了。利亞什琴科將軍在與歷史學家列夫?別濟緬斯基交流時說，鐵木辛哥也是這么明確告訴他的。瞥一眼斯大林的訪客簽到簿就會發現，5月19日應該是提交該計劃的日子。朱可夫還對安菲洛夫說了領袖（Vojd）的反應：

“當他明白我們是要對德軍先發制人時，便立刻勃然大怒。

‘你們瘋了嗎？你們難道想挑釁希特勒？’他氣得沖我們大喊。

‘我們告訴他，我們是根據蘇聯邊境形勢的發展，以及5月5日他的講話，才這么做的……’

我這么說是想給在場的人打氣，好使他們去思考如何打勝仗，而不是老是念叨著德軍如何戰無不勝，世界各地的報紙就只會對德軍口誅筆伐，斯大林仍在罵罵咧咧。

我們這個先發制人的想法就這樣夭折了。”

利亞什琴科的版本更戲劇化。照鐵木辛哥對他說的話來看，當斯大林開始沖他大吼，說他是在煽動戰爭時，朱可夫再也無法自持，他們就把他帶到另一間房間里去了。斯大林轉身朝向在場的人，又說：“看看你們這些人……鐵木辛哥長得這么結實，腦袋這么大，但他的大腦肯定很小。我（5月5日）說的話是要大家提高警惕，但你們必須明白德國永遠不會來進攻俄國。……如果你們膽敢在邊境挑釁德國，如果你們沒有我的命令就調動軍隊，那你們要小心掉腦袋。”

25年后，朱可夫向安菲洛夫承認：“如今，我認為斯大林不同意我們（先發制人），倒是件好事。否則，考慮到我們軍隊的狀況，那我們所經受的災難就會比1942年5月在哈爾科夫遭到的慘敗還要嚴重得多。”在1960年代的兩次采訪中，華西列夫斯基則表達了相反的判斷。如果就像計劃中所說的那樣，紅軍積聚所有的力量，先從利沃夫打擊的話，就會完全阻斷，甚至全方位擊退德軍。朱可夫則以罕見的坦率回答道：“華西列夫斯基的解釋與現實完全不符。我認為如果戰爭前夕，我們將兵力部署在邊境地區的話，蘇聯很快就會被擊退，而德軍就正好能實現計劃，在邊境上把我們消滅掉。……幸好沒發生這樣的事，因為那樣的話……希特勒的軍隊就有可能打贏這場戰爭。莫斯科和列寧格勒也會在1941年陷落。”華西列夫斯基1931年時只是個團長，后來就沒離開過參謀部，所以他的判斷應該沒有朱可夫的分量重，1941年夏，朱可夫每分每秒都在為紅軍痛心疾首。他能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兩國軍隊在組織、指揮和管理方面的巨大差距。我們后面會提到這種特別坦誠的說法，而這在論述衛國戰爭的著作中是極為罕見的：即蘇聯本來是會被希特勒征服的。當我們可以對朱可夫在1941年夏季和冬季的表現作出判斷時，我們希望讀者還能記得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