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后，孫中山由國外趕回中國，唐德剛在《袁氏當國》里記述：中山初抵上海時，革命軍正鬧窮，當時謠傳他帶回華僑所捐巨款，新聞記者也就以此相問，孫中山答曰：“余一錢不名也，帶回來的只是‘革命精神’耳。”《胡漢民自傳》則記錄了另一則事實：當孫中山大總統宣誓就職后，一次安徽前線軍情告急，糧餉皆缺，急電中央索餉。臨時大總統朱筆一批：撥20萬元濟急。當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持此總統手批，前去財政部撥款時，發現國庫之內，只有銀元10枚。

袁世凱也未必好多少。交戰期間，袁給清廷的一道奏折上說：“庫空如洗，軍餉無著，請將盛京大內、熱河行宮舊存瓷器發出，變價充餉，以救目前之急。”隨后袁又奏清廷，要求皇宮上下、親貴大臣們，將所有存款取回，以接濟軍中。結果，隆裕太后下令發庫銀8萬兩充作軍費，而親貴們只有奕劻拿出10萬兩，還有少數人3萬、2萬兩而已。袁也求款到駐京公使團，在公使團聚會上，莫理循記錄日本人伊集院的發言：“我岳父(大久保利通)遭暗殺前，已將全部財產獻給事業。他被暗殺時所有的財產還不到50元。你們的顯貴要是對他們的國家有一絲熱愛的話，在危機發生時，理應獻出埋藏的財物，但他們什么也沒干，他們把財富看得比國家還貴重。”

錢是真的沒有了。無論袁世凱之兵，還是革命軍，仗是不太容易打下去了。

孫中山就職當天，即根據代表會議做出的決定和黃興的要求，明確電告袁世凱：“公方以旋乾轉坤自任，即知億兆屬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于將來。望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仗是打不下去了，為什么孫中山先生如此鄭重承諾，只需袁順應民意推倒清王朝，即將總統之位讓出？孫中山先生以國家、民眾利益為重，當然是重要原因。

不過，政治人物的選擇，如果失去對其選擇時的約束性條件，特別是資源條件的觀察與分析，其結論，無論陰謀論還是神圣化指向，皆有失當。只有“革命精神”，無法打仗，亦無法立國。解此困境，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謀求舉借外債，擬將漢冶萍公司為抵押，向日本借款。但是，孫中山這一貸款要求，遭致臨時參議院和獨立、光復各省，以及公司股東大會的一致反對，實業部長張謇以辭職抗議。針對于此，駱寶善記錄：“孫中山于一周之內兩次致臨時參議院咨文，并寫信給章太炎等，說明情況，及有損主權，不顧聲譽的不得已之苦衷。最終仍然未獲成功。”

南京臨時政府向列強的借款嘗試，就此結束？沒有。仍是駱寶善的精細梳理：漢冶萍公司抵押貸款未成之后，孫中山又轉而謀求向日本貸款，表示應允租借滿洲，只是未能談判成功罷了。南京臨時政府財政之困窘于此可見。

在既有的也是屈辱的政治結構之下，政治人物之選擇，也確實有限。在此背景下再來看中華民國大總統之位的“非袁莫屬”，如果僅僅解釋為袁世凱的權謀，失之簡單。

武昌起義事發，清政府最初的選擇并非袁世凱，而是議定由陸軍大臣蔭昌督師，率領陸軍兩鎮前往湖北剿辦。當時任軍咨府第二廳廳長的馮耿光記錄：蔭昌走進來了，他身穿袍褂，腳下卻蹬著一雙長筒的軍用皮靴。他不僅打扮很奇特，而且走上來時，十足地擺出一副三花臉的姿態……當時在座的人們向他“恭喜”說：“有旨意命您督師到湖北去。”蔭昌就有聲有色地說：“我一個人馬也沒有，讓我到湖北去督師，我倒是用拳去打呀，還是用腳去踢呀？”

蔭昌當然沒有一個人馬，北洋新軍是袁世凱練出來的。主持《袁世凱全集》編纂與整理的研究員駱寶善統計：在袁“退休”的2年8個月時間，前來拜訪會晤的各色人等，有名姓可考者，至少有一百二三十人之多。駱寶善分析說：“罷官固然是仕途一大坎坷，但恰恰是他的這次閑居，坐養了民望。一旦武昌起義爆發，舉國上下，各派政治力量，都把收拾局勢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凱身上。如果不被放逐朝堂，而成為皇族內閣的漢臣權相，武昌起義發生后，至少不會被革命黨人視作合作取代清室的理想對象。”

四國銀行團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在武昌起義第二天即宣稱：“如果清朝獲得袁世凱那樣強有力的人物襄助，叛亂自能平息。”隨后，各國駐京公使團一致接受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恒要清政府起用袁世凱的建議，由他會見攝政王載灃，轉告這一意見。

3年前為報兄仇而將袁世凱掃地出門的攝政王載灃，此刻如何接受這一選擇？清政府內閣協理大臣那桐解釋不得不選擇袁世凱：“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可不亡。”10月14日，清廷發布上諭，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督辦剿撫事宜；兩周后，再發上諭：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陸軍并長江水師，暨此次派出各路軍隊，均歸袁節制調遣，陸軍部不為遙制……清政府與袁世凱的角色關系，由此逆轉。

而袁世凱的軍隊在攻克漢口與漢陽之后，停兵不再進攻武昌，提議議和。這個時候，革命軍亦漸起“非袁莫屬”之念。當時孫中山旗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汪精衛即宣稱：“中國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袁世凱)促成不可，且非公擔任不可。”黎元洪也致信袁世凱稱：如果袁同意共和，當推他為“第一任中華共和總統”。南京被江浙聯軍攻克光復后，南方各省代表選舉革命軍大元帥，而不選總統——唐德剛解釋：“實雙方之意，均系虛此總統大位，有待袁世凱旦夕之附議，出掌民國之大政。”

看起來，無論宿敵比如載灃以及清廷，還是交戰對手革命軍，都將希望寄托于袁世凱。那么，袁世凱自己的主張或者說底線是什么呢？

袁世凱派出與革命軍談判的首席代表是唐紹儀，對方則為伍廷芳。唐紹儀所持談判底線明確：君主立憲。溥儀在《我的前半生》里記載：一天，在散朝路上，那位袁罷官時曾去慰撫的世續指著自己腦后的辮子問袁：“大哥，你對這個打算怎么辦？”袁肅然答道：“放心，我還是很愛惜它，總要設法保全它！”

但是，這不是為革命軍所同意的選擇。唐紹儀在第五輪談判結束后，密電北京：到滬后，民軍堅持共和，竟致無從討論。

情勢之變是，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至此，君主立憲已無任何實行的可行性，袁世凱不得不接受，也必須接受這一現實。之后他的目標變得單純，說服清帝遜位。

1912年2月12日，皇太后隆裕以宣統皇帝名義頒發三道詔旨，第一詔即為清帝退位詔。第二天孫中山向參議院提出辭職，舉袁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打響起義第一槍，之后名為“辛亥革命”，中國歷史在此轉折——清亡，君主專制制度亦由此而亡。

19世紀末，面臨列強壓迫的清政府，舉借外債以求運轉，亦希望由內部更張而奮發上進……似乎都在合乎邏輯的結構之下。但是，兩次戰爭所需賠付銀兩，舉外債之外，便是竭澤而漁。十幾年時間，國家財政收支竟劇增4倍左右。這當然不是生產發展的結果，種種巧立名目的新稅，已使人民無可忍受。與清政府的苛榨對應，大變局時代，中國國民的整體性結構，尤其是先進分子，在現代化的潮流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1894年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未果，隨即在當年10月——香港興中會總會成立后，計劃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成立，自此有了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的革命組織。

在袁世凱與孫中山相見之后，孫中山先生曾評論：“維持現狀，我不如袁，規劃將來，袁不如我。為中國目前計，此十年內，似仍宜袁氏為總統，我專盡力于社會事業，十年以后，國民欲我出來服役，尚不為遲。”將孫中山評價的“現狀”與“將來”，換成“舊”與“新”來定位兩個政治人物，亦無不恰。

清既亡，舊的約束性條件與政治結構并未因革命而更張。這個時候，運轉國家，急需資金。出任國務總理的唐紹儀只能重走舊途，向四國銀行商借白銀8500萬兩。且在簽約之前，要求先墊付3500萬兩，以解燃眉之急。四國銀行團已經答應墊款，但俄國抗議，堅持分潤，于是不得已改向六國銀行商借。可是新增加的日本與俄國卻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滿、蒙地區。事關滿、蒙，應向日、俄分別磋商，不可讓四國銀行介入。而四國銀行，又因不信任中國官僚，即使借款，也要求由四國派員監督使用……經過復雜異常的運作，這筆善后大借款終于達成協議：借款總額2500萬英鎊(相當于2億銀元)。以鹽稅、海關稅以及直隸等四省的中央稅為擔保。

借款的談判最初是秘密進行的，只向國會報告了一個談判大綱。結果談定之后，國會和全國輿論一致形成反對借款風潮——國會兩次質問袁世凱政府，國會議長親自出面阻止簽字；而孫中山、黃興、胡漢民等發通電，號召國民黨全黨“力行設法反對”，并在上海、香港等地多方活動，阻止借款簽字。黃興還聯合國民黨勢力的湘、粵、皖、贛四省都督，向議會通電抗爭。

這是政治“名實”結構錯位。向列強借款，意味著喪權辱國，在政治上殊不可取，亦不正確，這是“名”。而“實”呢？即使孫中山為著臨時政府的運作，在袁世凱政府之前，亦謀求更大幅度主權讓渡的借款，只是未成功。若成功，還是否與袁世凱議和也是疑問。當時反對政府舉債的獨立、光復省份，自己的運作同樣循借外債之道，手段也是以路權礦權為抵押。比如江西省就打算以南潯鐵路為抵押舉借外債，而當時南京臨時政府則以劃撥使用若干份額給中央為條件，批準了他們的舉借外債。這項借款亦未獲成功。

在南京臨時政府難以自存，必須向袁世凱交權之際，為約束袁未來的權力膨脹，迅速制定了一部《臨時約法》。南京臨時政府是總統制，大總統有絕對的權力；《臨時約法》則規定，中央政府為責任內閣，內閣總理向議會負責，大總統的政令須由內閣總理副署。這種因人而異制定的法律，能夠約束袁世凱嗎？

袁世凱選擇的政府總理，是在朝鮮時即與他訂交的唐紹儀。但是，不出3個月，唐掛印而去。為什么？當時直隸都督空出位置，直隸參議會一致推薦王芝祥，唐紹儀簽請袁世凱委任，袁也同意。但后來袁改了主意，未經國務總理副署，便徑直派王為宣慰使，回南京練兵，直隸都督由總統另行委派。如此執意而為，責任內閣制約總統袁世凱，豈有可能？再以袁世凱向四國銀行求款而論，當時的財政總長熊希齡，幾乎事事請示袁世凱，責任內閣根本沒有話語權……“舊”袁世凱選擇的內閣部長，幾乎都是他的屬下，如此安排下，用一套責任內閣制度來制約，也是想當然。即使如唐紹儀那樣跟隨袁世凱多年的總理，制度給予他的權力與實際他能夠擁有的權力，相差何止千里。

西方制度的本土化，尚且需要時日，何況這套本是基于不信任且因人而設的制度。制度崇拜的失敗，此為一例。

無論曾經的臣屬袁世凱，還是“反對黨”孫中山，當權所面臨的問題與過去做臣屬或“反對黨”斷然有別。若以現代化的中國進程角度觀察，在中國那種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況下進入現代化軌道，當國者如何集中權力以籌措并積累資源，是遠比政制來得更急迫的挑戰。孫中山、黃興北上與袁世凱商談國是之后，民國元年八月，雙方達成“八點共識”，即《協定內政大綱八條》。針對中央政府的資源籌措，其中第六條即稱：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中央集權，這算得上雙方共識之一。

只是，共識過于脆弱短暫。本來，中央集權與個人獨裁之間就界線模糊，至少從結果上看，袁根本沒有在乎所謂界線問題——1914年12月29日參政院修正通過《修正大總統選舉法》，根據這個選舉法，袁世凱不但享有終身職務，而且死后傳妻傳子，悉聽尊便。這時距武昌起義，剛過3年。共和，早被袁棄。

之前，由于宋教仁被刺殺，孫中山決定“二次革命”，起義討袁。此次戰端但開，歷史學家唐德剛評價說：民主共和政體的實驗，以全盤失敗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