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中國近代史，不難發現，列強對中國的入侵大部分來自海上。從印度和緬甸方面入侵的英國、從越南入侵的法國、從朝鮮半島入侵的日本，無一不是先海后陸;即使是清朝所面臨的最大陸路威脅的俄國，除了對西北和漠北的侵吞外，其對黑龍江流域及庫頁島一帶的覬覦、侵略，最大的動力也與海權意識有關：尋找太平洋出海口(黑龍江)、占領天然不凍良港(海參崴)，以便于開展與日本等太平洋國家的貿易。

可以說，列強梯次來華，基于其近代海權意識的覺醒。在西方，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新興資產階級開始向海外大肆掠奪和擴張。從15世紀末到19世紀初，西方殖民主義各國經歷了兩個半世紀的海上爭霸戰。其中，16世紀80年代的西班牙海軍，擁有軍艦134艘、大炮3000門，自稱為“無敵艦隊”，系第一代海上霸主;17世紀中期，荷蘭龐大的商船隊，共有船只1.6萬艘，總噸位相當于英、法、葡、西四國之總和;而經過工業革命的英國，更把海軍當作向外擴張的主要工具，到19世紀初，英國已擁有戰列艦240艘、巡洋艦317艘，成為當時獨一無二的海上霸主。

西方殖民者在歷經數百年不斷的彼此廝殺和瘋狂掠奪后，產生了兩個明顯的結果：一是西方的海權觀念不斷強化，即“誰控制了海洋，誰就能統治世界”;二是他們的戰船和火炮技術不斷改進，海上的軍事實力日漸增強。如果說，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的中古時期，汪洋大海還是人類難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到了16世紀，東西海路大開之后，原來的海洋天塹就逐步變為入侵者的通道。進入19世紀，非洲、亞洲、美洲，越來越多的地方成了英國、法國、西班牙等國的殖民地，古老的中國成了列強覬覦的下一個目標。

中國閉關自守導致海防危機

反觀中國，雖然有著漫長的海岸線，雖然四大發明中的指南針成就了世界的航海業、火藥成就了槍炮等近代武器，雖然在明代就有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但中國卻從不曾是海洋大國，直至明清時代，朝野上下的海權觀念仍幾近于零。與重商冒險的海洋民族不同，受相對封閉的自然地理環境的制約，中國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逐步形成以土地為命脈的農本經濟、以儒家為獨尊的傳統文化、以皇權為核心的集權體制、以宗族宗法為特色的基層社會。一句話，傳統中國的特點是農業的、儒家的、政治的、宗法的、大一統的。在歷朝統治者的眼中，大海從來都不意味著商機，而只是天塹。

正是由于缺乏海權意識，在17世紀中葉的明清之際，在歷史已進入世界性交往的時代，中國卻始終以天朝大國自居，缺乏走出去的意識。朝廷推行的中外朝貢貿易，政治色彩遠大于經濟利益。鄭和下西洋，其主要目的也是宣揚國威，以求得“德被四海”“萬方來朝”，所以鄭和出使所攜帶的是大量的金銀、錢幣、瓷器、絲綢等禮品，沿途分送各國，換回的則是奇珍異寶、珍禽異獸及各種香料，以供皇室享用。同時，載回各國朝貢的使臣及其家屬(多者幾十、上百人)，經年累月地在華享受免費待遇，致使遠航和朝貢貿易的費用開支巨大、勞民傷財，成為當時的一大“弊政”。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比鄭和晚半個世紀的葡萄牙人達伽馬遠航東印度時，雖只有船只4艘、人員184人，但返航時所帶回的貨物總值，卻是航行費用的60余倍。這種殖民經濟和殖民掠奪的遠洋航行，與厚往薄來的中外朝貢貿易相比，一個重在經濟利益，一個突出政治影響。

明清統治者始終沒有意識到海洋所能帶來的巨大機遇和利益，所以，面對馬嘎爾尼、阿美士德使團的通商要求，清朝統治者無動于衷;在世界各國交往日益增多的背景下，明清統治者卻采取了消極的閉關鎖國政策。清初，先是為孤立和打擊鄭成功集團，順治十二年(1655)厲行海禁，“不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順治十八年(1661)，又發布遷界令，凡沿海居民均內遷30里，“片板不許下水，粒貨不許越疆”。康熙帝統一臺灣后，雖然展界開海，允許沿海商民對外貿易，但海禁政策卻日趨嚴厲，制定了“海洋出入之禁”“貨物出洋之禁”“海船制造之禁”，以及限制與防范臺灣的一系列治臺政策。

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將原來對外貿易的四口通商，變為只允許廣州一口對歐美各國貿易。嘉慶、道光以后，清廷愈加強化對外商的管理，不斷制定各種防范“夷人”的章程。這種愈演愈烈的閉關自守政策，雖然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卻進一步阻斷了中西文化的交往，錯過了向西方學習先進的文化科學的歷史機會，拉大了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距離，造成了近代中國落后挨打的悲慘局面。同樣，正是因為海權觀的缺失，清政府缺乏適當、有效的海防措施。在近代以前，中國的海防安全一直沒有遭遇過嚴重的危機。明代的倭寇，侵擾東南沿海的荷蘭、葡萄牙，都沒能給中國帶來實質性的威脅。明清之際，在統治者的眼中，大海依然是天然屏障。于是我們看到，清代不設遠洋海軍，只有近海和長江水師，其主要任務是巡防江河、海口和緝捕海盜，兵制等同于內地的陸軍。

到鴉片戰爭前，清軍水師中最大的戰船是廣東米艇，船長104英尺，載重量約150噸，配兵60名，裝鐵炮十余門，此外還有火罐、藤牌、鳥槍等軍器，全都擺在甲板上，沒有任何掩護。清軍的岸防火炮，大者上萬斤，小者百十斤，有效射程不過幾十丈，以火繩點火，射速慢而距離近，尚停留在歐洲17世紀加農炮的水平。而19世紀初的英國的皇家海軍，早已在船舵、船帆、火炮及造船工藝方面做了全面的改進，其一級戰列艦長200余英尺，定員820余人，載炮120門，其炮全部分列于甲板之下，而且燧發點火，射程遠、威力大，整個戰艦如同一個移動的大型堡壘。

悲劇成為歷史的必然

中國在西方眼中曾經是個神秘、強大的國度，但真正接觸之后，西方人的觀念逐漸發生了變化。16世紀初葉，早期來華的葡萄牙特使即揚言：“只要從馬六甲派出10艘船，便足以輕易地控制整個中國沿海。”乾隆五十八年(1793)，來華訪問的英國馬嘎爾尼使團，看到中國的帆船和兵器與200年前沒有什么變化，亦狂妄地揚言：“只需幾艘三桅戰艦，就能摧毀大清帝國的海岸艦隊，并斷絕中國從海南島到北直隸灣的航運。”面對強大殖民者的貪欲，落后的中國遭受侵略已不可避免。一部中國近代史，既是中華民族的苦難史，也是一部抗爭史。面對列強的侵略，面對民族的危局，中國的各個階層都曾以自己的方式進行抗爭，晚清的統治者亦然，建設近代海軍正是其中一項重要的舉措。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尤其是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臺之后，清廷逐步開始加強海防，福州船政局、北洋水師、福建水師等次第建立。

恩格斯曾說，現代的軍艦不僅是大工業的產物，也是現代大工業的縮影，是一個浮在水上的工廠，一個大量浪費金錢的工廠。作為封建的傳統農業大國，中國既不具備發展近代海防的物質基礎，也沒有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實力來長期供養一支近代化的海防和海軍部隊。光緒十四年(1888)建成的北洋海軍，其裝備幾乎全部由海外購置的戰艦組成，并配備了外國的顧問，表面上已經很近代化，但其內里卻充滿了封建的陳規陋習，因為它根本就不是中國經濟和文化發展的產物。加之清廷軟弱腐敗，戰略戰術、軍制軍紀和后勤保障弊端百出，這一切決定了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沒和中日甲午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