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愛科學的皇帝：康熙皇帝對西學的鉆研和興趣是全方位的。他在宮中設立實驗室，試制藥品，學會了種痘，在他的子女和宮女們身上實驗后，效果很好，立即推廣到蒙古。

康熙八年(1669)初的一天，紫禁城的午門廣場。

正午的陽光刺眼而肅殺，凝固的空氣中彌漫著緊張的氣息。大清帝國的滿朝文武大臣齊聚一堂，表情嚴肅。這里正在上演一場萬眾矚目的生死對決。

事情的起因，是由一樁爭議已久的學術公案引起的。

主持欽天監(jiān)的漢官楊光先早在五年前就上疏康熙，指斥西洋傳教士湯若望借編造歷法之名藏身京師，意在窺伺朝廷機密，且其所制新歷法聲稱可推算兩百年間 的天象， 這不明擺著是在詛咒我大清江山只有區(qū)區(qū)兩百年壽命嗎？楊光先揪住了洋人的小辮子，激情萬丈地喊出了“寧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這句極富 “民族情感”的戰(zhàn)斗口號(頗有點“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的味道)。御狀告到康熙那里，滿朝文武中沒有一人熟悉西洋歷法，因此沒有一個人能判別是非。康熙盡管年僅十五歲，但卻沒有犯糊涂。他下令來一次現場考試， 由欽天監(jiān)官員吳明烜和洋教士代表南懷仁一起到午門廣場，當著文武大臣的面用不同的方法測算正午時間日影的長度。

結果，南懷仁用一根日晷測出當日正午針影達到的精確位置，而汗流浹背的吳明烜卻一籌莫展，屢次測算失誤。康熙當即力排眾議，將楊光先等一伙人革職，任用南懷仁主持西法治歷。

這次驚心動魄的午門對決，激發(fā)了康熙對自然科學的興趣。他深深感到作為一國之君，對科學技術方面也應該有所了解，才能夠在此方面取得發(fā)言權。從此， 對西方科技知識的渴望和熱忱貫穿了康熙皇帝的一生。后來說起幼年經歷的那場“歷法之爭”，他對臣下談道：“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

多年之后，康熙儼然成為了中國“史上最熱愛科學的帝王”。

這 位稱孤道寡的皇帝陛下，對西學的癡迷和熟悉程度令人瞠目：從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學，甚至高等數學、西洋音樂，他全都學過，而且學得還不錯。誰能想象得到，三百多年前，當絕大多數中國人連“地球”是個什么概念都還不知道時，他們的皇上已在紫禁城的深宮內搖計算機、玩對數器、開平方根？

康熙的開明和好學，有他身邊的“國際友人”的不少記載可為佐證。據傳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選擇了數學、歐幾里德幾何基礎、實用幾何學和 哲學”進行學習，他要求傳教士們用滿語講授數學和力學等歐洲科學，“神父們給皇帝作講解，皇帝很容易就聽懂他們給他上的課，越來越贊賞我們的科學很實用， 他的學習熱情愈益高漲。他去離北京兩法里的暢春園時也不中斷課程，神父們只得不管天氣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們上完課走后，“皇帝也不空閑，復習剛聽的 課。他重看那些圖解，還叫來幾個皇子，自己給他們講解。如果對學的東西還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罷休，直到搞懂為止”。

康熙皇帝不但注重書本知識，而且注重實踐。法國傳教士白晉作為康熙的老師，詳細記述了康熙熱情高漲、學以致用的情形：

他有時用四分象限儀觀測太陽子午線的高度，有時用天文環(huán)測定時刻，然后從這些觀察中推測出當地極點的高度;有時計算一座寶塔，一個山峰的高度;有時 測量兩個地點間的距離。另外，他經常讓人攜帶著日晷，并通過親自計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針影子的長度。皇帝計算的結果和經常跟隨他旅行的張誠神父 所觀察的結果，往往非常一致，使?jié)M朝大臣驚嘆不已。

如此好學不倦的皇帝，中國歷史上似乎還不多見。因此他獲得了“老師”白晉極高的評價：“他生來就帶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記憶力強，有驚人的天才……更令人驚奇的是，這樣忙碌的皇帝竟對各種科學如此勤奮好學，對藝術如此醉心。”

康熙皇帝對西學的鉆研和興趣是全方位的。他在宮中設立實驗室，試制藥品，學會了種痘，在他的子女和宮女們身上實驗后，效果很好，立即推廣到蒙古。為 了解人體解剖學的知識，他還親自解剖了一只冬眠的熊。在黃河、淮河、運河交口的大堤上，他指著東流的河水，耐心地向當地負責管理水利的官員講解如何計算水 的流量。 他甚至還在中南海豐澤園內試驗起了雜交水稻，居然比今天的世界“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還早了三百多年！

康 熙晚年組織的兩項全國性的重大科技工程，影響深遠。一是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組織全國優(yōu)秀的天文數學家，集體編纂了一部代表當時中國自然科學最高水平的天文 數學樂理叢書《律歷淵源》，編纂該書的主要目的在于運用當時已經掌握的西方科技知識，修正古代典籍上的有關差錯，彌補其不足，使之成為自己文治中的重要內 容。康熙對此高度重視，命令將所纂之書每日進呈，由他“親加改正”，整個編纂工作歷時八年方告成功。二是“移天縮地”，組織人實地勘測繪制了著名的《皇輿 全覽圖》。在測繪勘察過程中，康熙大膽使用外國傳教士，運用當時最先進的經緯圖法、三角測量法、梯形投影術等，從而取得了很大成果，代表了當時世界地理學 的最高成就。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博士贊嘆道：“它不僅是亞洲所有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所有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