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人都知道，中國近代史因兩場戰爭而發生巨變，第一場是中英戰爭——鴉片戰爭，促使閉關鎖國的中國“對外開放”；第二場是中日戰爭——甲午戰爭。促使封建中國政治改革，走上了“立憲”大道。但大家未必都知道，這兩場戰爭，皆因誤判而起。甲午戰爭的誤判者是袁世凱，鴉片戰爭的誤判者就是林則徐。袁世凱是對政治改革后的日本實力估計不足，而林則徐則是對世界局勢和對手英國所知有限。先說林則徐，可以說，他主持的虎門銷煙，是一場誤判下的壯舉。

當時清政府，都意識到鴉片之害，但無論是禁煙派還是反對禁煙派，幾乎沒人將禁煙和戰爭連到一起，反對派考慮的是個人利益，禁煙堵了財路。而禁煙派考慮的是，禁煙之后，中國還要不要和英國做生意貿易。道光皇帝雖然才情不高，但畢竟不傻。身為帝國最高責任人的他，還是想到了這個問題，問及林則徐。而林則徐馬上給了他一粒定心丸。在當時的大清，林則徐無疑算是最有資格回答關于英國問題的人了。他養了四個翻譯，終日為他翻譯英文書報，整理成冊，加以參考。從這些翻譯的資料中，他對英國的梗概略知一二。但他看的是簡單的介紹與表面的數字，從這些表面東西來看，英國顯然不如天朝。在鴉片戰爭前，中國的GDp仍舊是世界首位，別說英國，就是整個西歐，其GDp總數也不及中國。面對這樣一個的天朝，英國怎么能是個兒呢？

對于英國會不會翻臉，林則徐始終持樂觀判斷。他為皇帝分析了三個原因，結論是“中英擦槍走火的可能性為零”。一，英國人從六萬里外遠涉重洋而來，主客眾寡之勢不言而喻，豈敢勞師襲遠，輕舉妄動？二，即使其船堅炮利，亦只能取勝于外洋，而不能得逞于我內河。三，除卻鴉片一項，英國人即使老老實實做正經買賣，也可以獲利三倍，何苦非要和我們過不去呢？而且，面對從未交手的英國，林則徐又給出“萬一開戰”的堅定答案——中方必勝，英方必敗。理由竟然是復述當時清朝軍民流行的一種荒謬見解，認為洋人士兵因為腳上有綁腿而無法彎曲膝蓋。故只長于海戰，一旦登岸，猶如“魚躺在干河上，白來送死。”

道光皇帝對林則徐的話深信不疑。因為林愛卿是“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嘛。正是林則徐給道光送上這樣的“零風險評估”，道光才躊躇滿志，以世界大帝姿態，號令林則徐，對英國鴉片商，采取霹靂手段。然而，林則徐收拾了英國商人，卻收拾不了英國軍人。后果馬上來了。鴉片戰爭一爆發，林則徐和道光皇帝都驚呆了。英國以區區6千人軍隊，在這個擁有四萬萬人口。百萬大軍的天朝大國海岸線上開始了“登陸表演”，而這邊的大清，猶如“不設防”般一敗涂地。清英之戰，首先不是人數問題，而是時空問題。熱兵器對戰冷兵器，一個是活脫脫的天兵天將下凡，另一個是直挺挺的廟中泥像發呆，根本不在同一個時空隧道里。于是人數之眾者兵敗如山倒，而人數之寡者卻如入無人之境。

真的打不過，差著一個世紀，不是一星半點兒。半個世紀后，袁世凱對日本，重復了林則徐對英國犯下的錯誤。1884年，朝鮮“開化黨”起事，發動“甲申政變”。政變取得了初步勝利，“開化黨”占領了王宮，保守老臣諸多被殺，國王被禁閉于宮，“開化黨”一度大權在握。他們宣布“外結日本，內行改革，聯日排清，脫離中國，朝鮮獨立，實行君主立憲”。然而，清朝駐朝公使袁世凱果斷率領駐朝清軍及忠于國王軍隊聯合反撲，政變僅三天即遭破滅。“開化黨”首領逃往日本求援。鑒于本國維新大功尚未告成，軍隊羽翼還未豐滿，日本對這次朝鮮變局采取了“有限介入”方式，最后與清政府約定“中日共享朝鮮”，簽訂了《天津專條》。十年后，朝鮮發生爆發東學軍起義。袁世凱并未把起義軍及虎視眈眈的日本放在眼里，還想如上次那般出師助朝，維持“父國”的尊嚴。在韜晦的對手日本面前，袁世凱失去了對局面發展的基本判斷力。電告清廷派兵入朝，可是沒想到的是，當清兵入朝后，日本派兵也挺進朝鮮。

戰爭一爆發，駐朝清軍與日軍一交手，方知“此日本已非彼日本”。不僅“罩不住”“小兄弟”了，而且自己的“姥姥家”也難保。袁世凱的對手大鳥圭介爆發出蛇一樣的靈敏與攻擊力，親自帶兵、兵臨朝鮮王宮，而一度高高在上的袁公使，其反應速度與果決力相形見絀。大鳥圭介一舉拿下了朝鮮王宮，迅速掌控了“朝鮮內政”。袁培植的朝鮮親清勢力頃刻瓦解。袁世凱本人也差點被日軍俘虜。作為誤判者，林則徐和袁世凱的事前態度一致：輕敵。事后卻大相徑庭。林則徐不改初衷，依然認為天朝制度優越西方；而朝鮮戰敗后的袁世凱卻已然學乖，由對日主戰轉變為“識時務者”。事后在向朝廷的報告中，他面對現實，悵然寫到：中日實力對比已經發生重大變化，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已占盡優勢，中國不可能在對日戰爭中取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