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保裔是洛陽人，出生將門，祖父、父親都戰死沙場，但他的結局卻成了一個歷史謎案。

康保裔是宋初名將，戰功卓著。《宋史·忠義傳》說他于咸平年間在與遼軍決戰中以身殉國，此事在《續資治通鑒長編》、《東都事略》諸史中均言之鑿鑿。然而《宋史·路振傳》卻說他于咸平中被契丹軍俘獲，《遼史·圣宗紀》中也有遼軍擒俘康保裔的記載。總之，有關記載矛盾百出，不知孰是。

康保裔為河南洛陽人，謹厚好禮，善于騎射，飛弋引矢，百發百中。父親康再遇，后周時任龍捷指揮使，隨趙匡胤出征而戰歿。保裔在后周為將也屢立戰功，后繼父官職，在石守信麾下，率軍破澤州、攻廣陽。宋太祖開寶年間，從眾將于石嶺關敗契丹軍，遷龍衛指揮使，領登州刺史。太宗端拱初(988)，徙定州、天雄軍駐泊部署，又遷高陽關副都部署，加侍衛馬軍都虞侯，領涼州觀察使。身經百戰，身披七十多處創傷。真宗即位，委以要職，任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軍，后復任高陽關都部署，為邊關大將。

咸平三年(1000)，契丹兵大舉南下，與宋軍諸將戰于河間一帶。諸將向高陽關求援，康保裔挑選精銳部隊，前往會戰。康保裔率軍到達前線，天色已暮，便與諸將約定次日清晨合師與敵決戰。契丹連夜調兵遣將，布下重重包圍。天色漸明，探子來報，敵軍步陣嚴密，人數眾多，而友軍并沒有到達。左右見形勢不利，都勸康保裔易甲換裝，帶部分人員飛馬突圍。保裔卻堅決予以拒絕：“臨難不求茍免，今天是我戰死之日矣。”于是決意死戰。一連兩天的廝殺，雙方傷亡慘重，土地都被戰馬踐踏得陷深一尺。宋軍救兵不至，終寡不敵眾，彈盡矢絕，康保裔戰死疆場。

消息傳來，朝廷為之震悼，兩天不行朝會，以示哀榮。真宗下詔：追贈侍中，賜白金五千兩，恩加諸子官職，遣使慰問其八十四歲的老母親，封為陳國太夫人，追封其妻為河東郡夫人。由于康保裔的忠勇精神和為國捐軀的感人事跡，史官們將他列于《宋史·忠義傳》的卷首。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王稱《東都事略》、陸游《老學庵筆記》等史籍筆記對此事也有詳盡描述，究其史源，應都出自《真宗實錄》。

然而，《遼史·圣宗紀》載：“與宋軍戰，擒其將康昭(保)裔，獲兵杖器甲無算。”如果說《遼史》有可能站在敵對的立場上，在戰事的敘述中故意貶低宋軍，歪曲史實的話，那么，《宋史·路振傳》亦載：“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特遣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這里不但說康保裔被契丹俘獲，且真宗也知道此事，并曾派軍隊去追擊。《宋史》中自己的一事二說，就足以使人產生疑問：康保裔究竟是戰死疆場，還是被敵所俘？對此問題鍥而不舍的學者，又在《續資治通鑒長編》中發現“康被擒，王師未有勝捷”等記載，似乎進一步找到了康保裔是被敵人俘獲的蛛絲馬跡。

《宋史·夏守赟傳》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康保裔與賊戰，沒，部曲畏誅，聲言保裔降賊，密詔(夏)守赟往察之。守赟變服入營中，廉問得狀，還奏稱旨。詔恤保裔家。”其中“部曲畏誅”很值得玩味：如果按上述記載，說康保裔挑選精銳去會戰，由于寡不敵眾，戰場上殉國的話，那么沒有挑選上的“部曲”為什么要“畏誅”呢？康保裔戰死不應該由留在高陽關的“部曲”承擔責任，這是很明顯的。另一方面，康保裔如果降敵，反倒與這些部曲會有一定牽連，因為主將降敵，其部曲也會受到一定的猜疑。這樣，“部曲畏誅，聲言保裔降賊”，就非常奇怪了：這些部曲為什么給自己下索套。

《續資治通鑒長編》“考異”中有一段記載或能令人找到一些思考的線索：“夏守赟傳云：守赟還，言保裔因送客，猝與敵遇，援兵不至，遂死。奏稱旨，詔恤保裔家。”就是說，康保裔只是偶然出關送客遇敵而戰死。其中“援兵不至”，那就是高陽關中部曲們的責任了，主將在關外遇敵，部眾居然不出援救。如果說是保裔投敵而去，那么這些部曲自然就沒有責任，他們不跟主人投敵，似乎對大宋還是有功之臣。前引《宋史·路振傳》說：“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也與此事背景暗中相合。

這樣問題就變得更為復雜，就是說連康保裔是如何失蹤的都存在兩種說法：是在河間戰場，還是在高陽關外送客？此后才是戰死，還是投敵？在事情還如此不確切的情況下，朝廷對待此喪事為何會這樣隆重？其一連串的贈官與賞賜，難道都建筑在捕風捉影之上嗎？

有學者指出，宋在對遼戰爭中節節敗退，喪權辱國，是宋真宗及其大臣們感到十分丟臉的事，為了掩蓋宋軍慘痛的敗績，擺脫大將投敵的難堪，朝廷便竭力把康保裔裝扮成忠義之士，再對有關戰事忠勇壯烈之場景進行加工與渲染，以掩人耳目，實是打腫臉充胖子，以致造成有關之記載矛盾百出，撲朔迷離。

宋以后的史家也注意到了這些疑點，如畢沅的《續資治通鑒》就認定是康保裔投敵。當然，這一認定也由于缺乏足夠的史證而顯得有點勉強，所以并沒有引起史學界的重視。宋初名將康保裔的結局，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來只有等待新的史料的發現。（本文轉自互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