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名文，字達夫，出生于浙江富陽滿洲弄(今達夫弄)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 中國現代著名小說家、散文家、詩人。代表作有《懷魯迅》《沉淪》《故都的秋》《春風沉醉的晚上》《過去》《遲桂花》等。郁達夫是一位為抗日救國而殉難的愛國主義作家。

1938年12月，郁達夫接受胡文虎的聘書，攜夫人王映霞和兒子郁飛乘船前往新加坡，主編《星洲日報》華文副刊。三年內，他撰寫了大量文章，宣傳抗日，在東南亞讀者中形成了密集的影響。1940年3月，由于自曝家丑，《毀家詩紀》捅出大婁子，郁達夫與王映霞協議離婚。嗣后，他的感情空白在星島得到填補，才貌雙全的記者和播音員李筱瑛進入他的生活。李筱瑛是福州人，在上海長大，畢業于暨南大學，中英文俱佳。她年輕浪漫，崇拜郁達夫的文學天才，樂意以身相許。兩人熱戀一段時間后，李筱瑛即以“契女”的身份搬至郁家居住。王任叔（巴人）在《記郁達夫》一文中寫到郁達夫與李筱瑛的戀情：“達夫對于這位同住的女人，十分關心留意她的謦欬、笑貌和煩躁，忠順與卑屈，已到奴隸的程度。而那女人呢，大有法國貴婦人氣質，自恃青春，傲慢而驕橫，在不可一世的氣概之下，包著一顆實利主義的靈魂。盡可把一個男子作為工具而使用，但必須和她站在平肩的時候，既須有名士的才氣，又須有達官的權勢與巨賈的富有。”不知為何，王任叔的壞印象與劉海粟等人的好印象并不吻合。郁達夫有了女朋友，這件事情不可能瞞得住十三歲的兒子郁飛。盡管李筱瑛對郁飛關心備至，帶他看電影，買禮物，多方爭取，郁飛還是堅決反對父親跟李筱瑛同居。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其后不久，李筱瑛隨同英國軍隊撤退到印尼的爪哇島，郁達夫則逃亡到蘇門答臘，彼此消息隔絕，這段戀情就無疾而終了。

當時，在印尼蘇門答臘的巴爺公務，一批流亡南洋的中國文化人合伙開辦了一家“趙豫記”酒廠，郁達夫為了躲避日本人的迫害，掩藏真實身份，他化名為趙廉，出面做酒廠老板，張楚琨任經理，胡愈之當會計。郁達夫讓人用汽油桶裝酒，賣給日本兵，他開玩笑說：“我雖無力殺死日本人，我要用含酒精度的烈酒醉死日本人！”由于他暴露出日語專長，被迫做了日本憲兵隊的翻譯，為期半年多，他利用這一敏感職位保護了陳嘉庚等進步僑領和一些地下黨員。在此期間，郁達夫娶原籍廣東、年僅二十歲的華僑女子何麗有為妻。她只有中人之姿，文化水平不高，連漢語也似懂非懂，郁達夫用馬來話戲稱她為“婆陀”（傻瓜）。直到郁達夫遇難后，何麗有才如夢方醒，丈夫趙廉竟然是大名鼎鼎的中國文學家郁達夫，如同潘蘭珍認不出枕邊的李老頭竟是天字第一號欽犯陳獨秀一樣，也不知何麗有心里是悲是幸。

1945年8月29日傍晚，郁達夫吃完晚飯，在家中與幾位朋友喝茶聊天，商談如何結束酒廠和農場的事情。這時候，一位二三十歲的白衣青年走進屋來，把郁達夫叫到門口，講了幾句話。然后，郁達夫返回客廳，向大家告辭，說是他先出去一下，暫且失陪。他的語氣相當平和，神色也無異樣，甚至都不曾換件衣服，就身穿睡袍，腳趿木屐，離開家人和朋友，實在不像是外出料理要緊事。誰知郁達夫這一出門便杳如黃鶴，從此消逝得無影無蹤。在胡愈之的回憶文章《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中，有一個得自英美盟軍報告的可靠說法：郁達夫被騙離家不久，日軍憲兵就綁架了他，于9月17日將他和幾名歐洲人士槍殺在丹戎革岱的荒野中，然后就地掩埋。郁達夫在日軍憲兵隊做過翻譯，知道鬼子不少罪證，在盟軍遠東軍事法庭即將開啟之際，早已偵悉其真實身份的日本憲兵既害怕他出庭作證，又害怕他回國撰文，因此非將他除掉不可。四十年后，日本學者鈴木正夫的調查報告《郁達夫被害真相》徹底坐實了日本憲兵殺害郁達夫的罪行。值得一提的是，在郁達夫失蹤后大約十二個小時，何麗有生下了第二個孩子，是個女兒，取名美蘭，又名梅蘭，可悲可憐的是，她與親生父親郁達夫緣慳一面。

郁達夫萬里投荒，橫死絕域。關于他的評價，歷來褒貶不一，褒贊他的人稱之為天才、大師、益友和現代詩壇執牛耳的龍頭大哥，貶損他的人則罵他為花癡、漢奸、變態狂和墮落文人。即使1951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明確追認他為革命烈士，這種爭議也沒有停息過。香港學者梁錫華曾以嚴苛的態度批評郁達夫“忠奸飄忽”，因為郁達夫得到過日軍大將松井石根的禮遇，在印尼當過日本憲兵隊的翻譯，梁錫華就指證他身上有洗刷不凈的漢奸嫌疑。

古語云，“知子莫若父”，實則知父也莫若子。在郁達夫的眾多子女中，郁飛與父親相處最久，相知最深。1992年，六十四歲的郁飛曾對新加坡記者說：“我的父親是一位有明顯優點，也有明顯缺點的人，他很愛國家，對朋友也很熱心，但做人處世過于沖動，以至家庭與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刻意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郁飛這話不僅說得誠懇，而且說得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