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60年，忽必烈將大蒙古國更名為“大元”，改元中統。建議來自一名叫作劉秉忠的漢人官員，按他的意思，大元之名取自《易經》中的“大哉乾元”，這樣的名稱會更加中國化，更利于中國文人們接受。

隨即，已成為元世祖的忽必烈下詔頒行“紙幣”。一紙詔令，宣示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完全使用紙幣國家的誕生，元朝的紙幣名為寶鈔，這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發行紙幣，在它之前的宋遼金等政權都曾經做過嘗試，但無一不以失敗告終。元朝能擺脫這樣的宿命嗎？

宋代商業的繁盛，促生了紙幣，但缺乏有效金融管制的紙幣從生下來便先天不足。

紙幣最早出現在唐朝，名為“飛錢”，但因為使用面窄，沒有形成規模，且不去說它。真正令人關注的第一代紙幣是“交子”，它出現在北宋時的益州，現在的四川。中國是一個缺少貴金屬的國家，以銅為錢。到了第二帝國的唐宋時期，隨著經濟規模的逐漸龐大，貴金屬缺乏的問題日益嚴重。政府多次頒布禁止民間使用銅器的法令，但收效甚微。

為了解決銅錢荒，鑄造鐵錢就成了折中的辦法。最早提出鑄造鐵錢的，是南唐那位以聲色避禍而著名的韓熙載。宋代開國之后，依然缺銅，鐵錢被沿用下來。尤其是極度缺銅的四川，鐵錢成了主要貨幣。

鐵錢的通行，暫時緩解了錢荒，卻又帶來新的問題。鐵錢過于沉重，對貿易造成阻礙。在公元1000年前后，四川民間出現了一種類似唐代飛錢的紙質“貨幣”——交子。當時的四川，貿易規模漸大，蜀錦、竹紙、印刷皆甲于天下，而且蜀道之難，也使得鐵錢的使用極為不便。《宋朝事實》載：“川界用鐵錢，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折大錢一貫，重十二斤。”而當時一匹布的價格要兩萬鐵錢，約重五百斤。所以，在益州產生交子成為一種必然。

我們現在已經無法確知交子的具體起源，但根據記載，最初應該是由民間商人聯合發起。在經歷了初期的混亂后，商人們推舉益州十六家富戶共同作保發行，并對交子的樣式進行了統一，防偽技術也有了提高。當時的辦法是每三年為一界，到期就進行更換，每一貫在兌換時，會收取三十文作為手續工本費。當時的交子還只是進行商品大宗交易時的輔助手段，并非普通百姓日常所需。

之后的故事，我們耳熟能詳。在一個沒有現代金融概念，也沒有任何監督的社會里，結局基本都是注定的。十六家交子戶因此大發利是，卻缺少貨幣發行的準備金概念。隨之而來即是揮霍挪用，再隨之而來的是擠兌。于是訟于官府，官府遂將之收為官有官營。宋仁宗天圣元年，也就是公元1023年，帝國朝廷在四川設立益州交子務，民間聯合商戶就此散伙。

從準備金、數額限制到無限濫發，宋朝交子的毀滅之路。

官辦交子務成立后，帝國朝廷對其發行、流通、兌換建立起一套較為完備的制度。當時頒行的“鈔法”規定，每界的發行額為1256340緡，本錢為36萬緡，準備金率大約為30%。這使得交子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以銅錢為本位的紙貨幣，可稱為劃時代的創舉。

但是，對于一個權力無邊無際毫無制約的帝國朝廷來說，自己的意志即是國家意志，法令很快就成了一紙空文。當第一界官交子發行后，帝國朝廷驚喜地發現，這是緩解帝國財政的“靈丹妙藥”。

之后的交子發行逐漸成為了帝國的狂歡，僅僅在第二界交子發行之時，印行的交子數額就已經超過了法律規定的限額，再往后，發行數量越來越高，甚至“只是虛行印刷”不備本金了。到了史上著名的道君皇帝徽宗時，大量濫發已經使交子一文不值。

大觀三年，也就是公元1109年，跟草紙一般的交子改弦更張，改為錢引。重新按舊法印行，恢復限額與準備金，幣值再次穩定下來。

很快，戰爭降臨了。退居東南一隅的宋帝國，陷入戰爭的泥淖無法自拔，銅的產量也只有一年十萬貫，無法滿足需求，帝國連鐵錢的鑄造成本都無法承受，只能通過不斷地增加紙幣的發行量將其轉嫁到百姓身上。

南宋朝廷的覆亡之前，吏治一片腐朽，貪腐盛行，導致財政危機加劇，只能變本加厲地通過發行紙幣來舒緩一時的困難。

至寧宗慶元元年(公元1195年)發行“東南會子”每界發行3000萬貫。其后第11界發行3632萬貫。第15界發行11698萬貫。帝國還規定不準用金銀銅錢兌換東南會子，舊會子兩貫兌換新會子一貫。這種純粹的掠奪行為導致幣值狂跌，物價飛漲。與此同時，錢引也一路狂跌，至公元1252年，錢引一貫僅值鐵錢150文。再往后，米價每石竟然需要5000引，此時宋帝國的經濟已徹底崩潰。

金國強制使用紙幣，超越經濟規律引發災難。

金貞元二年(公元1154年)，金國海陵王遷都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并聽從宋國降臣蔡松年的建議發行紙幣交鈔，以緩解帝國的危機。但是，從金帝國發行第一種交鈔起，渾身就透著高度強制的氣息。

貞元二年發行的交鈔規定以七年為界，但到了金章宗即位，公元1189年，七年之界即被取消。在當時的條件，對紙幣的發行進行期限限制，無疑是對紙幣發行量控制的重要方法之一，而金帝國取消七年之期，等同于放棄了對舊幣的回收，市場上紙幣的總量自然隨之增大。更可怕的是，金帝國的鈔法并未規定發行額的上限，到后期，紙幣的發行量遠遠超出了社會經濟需求的總量。

通脹毫無懸念地開始了。在金帝國最后的二十年中，軍費龐大，紙幣的發行，就成了政府應付財政困境的唯一手段。當一種紙幣失去了信用，朝廷所做的就只是更換個名字繼續發行。讀到這里，讀者可能有點似曾相識，金國的手段與宋朝一模一樣，換個名頭繼續印“紙”。

紙幣的貶值，讓百姓不得不加緊收藏銅錢，這更使得交鈔進一步貶值。而此時政府的措施卻是全面禁止銅錢。貞祐三年(公元1215年)開始，帝國政府“罷銅錢”，交鈔徹底成了“無本之鈔”。此時，支撐交鈔流通的，不再是代表金屬貨幣的屬性，而是政府公權的強制力。這之后，交鈔一再改名發行，增大紙幣的面值。從面額10貫，到100貫、200貫，甚至1000貫，結果每貫交鈔值不到一文錢。到了金末，交鈔價值已經跌到“萬貫唯易一餅”的境地。終于，商人為了抵制分文不值的交鈔，接二連三地罷市。到了這時，金朝離滅亡只剩下短短的幾年了。

元朝寶鈔從發行之初的有序，到最終崩潰，仍然逃不脫權力的自私與虛妄導致的死局。

回到本文開頭，在如此多的失敗例子之后，元帝國開始了他們的嘗試。而這次更徹底，將紙幣定成唯一的法幣，在全國范圍內實行。這實屬首創，也是中國歷史上出現的最具現代意義的紙幣，但卻是個早產兒。其成敗細節，至今值得品味。

從一開始，元帝國就對紙幣的發行制定了比較穩妥謹慎的政策，這顯然是汲取了宋金鈔法失敗教訓。中統二年七月，忽必烈推出中統元寶鈔，以方便流通。寶鈔面值從十文開始到兩貫，規定金銀交易以寶鈔代行，并且建立準備金制度，以絲料為本色，“立燕京平準庫，以平物價而利鈔法”。這標志著元朝紙幣制度的基本確立。

在中統鈔發行之后的二十余年中，它的幣值基本保持了穩定。帝國政府還在戶部之下專設機構，對紙幣的印造、發行、回收進行專門管理。與此同時，帝國政府還頒布出臺了若干紙鈔管理條例，并作為國家的正規法令實施。從某個角度來看，元帝國對紙幣的管理，大制度政策上都是非常完備與成熟的。

但是，千年魔咒之下，局部的變革無法抵擋極權體制的碾壓。

到了元帝國中后期，所有專制體制的通病都開始爆發，腐敗揮霍遍地災禍橫行，為了維持日益增長的財政開支，稅收也隨之急劇增加。到元中后期，稅額已經比元初增加了20余倍。這使得帝國的經濟狀況開始惡化，民眾的不滿情緒日盛。為了維護政權的穩定，軍費開支也越漲越高。而貴族官員人數的增加，也讓帝國的財政雪上加霜。此時的帝國政府只能通過加大紙幣的發行，來解決燃眉之急。

這是一個死循環。加大紙幣的發行量，必然帶來惡性的通貨膨脹，貨幣不值錢，民眾的不滿會更大，為了維持統治，支出加大更會加劇財政的困窘。由于貨幣貶值，帝國政府不得不調整“公務員”及軍隊的工資，如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用至元鈔按中統鈔原俸發官俸，即增5倍，全年支出5億貫，僅此一次，就超出當年收入的一倍。

本來元朝統治者可以進行經濟緊縮，削減政府開支，鼓勵民間恢復生產，重建紙幣的信用。但權力的自負自私與虛妄，不允許正常手段存在，元帝國開始飲鴆止渴。他們一面動用紙幣的準備金“救急”，一面不斷加大紙幣的發行量。這種試圖將財政危機轉嫁給民眾的做法，反過來把自己推入絕地。

元帝國紙幣的最后一擊，恰恰應驗了劉秉忠當初讖語似的話：“若用錢，四海且將不靖。”通脹加劇，紙幣信用掃地，民眾轉而選擇金銀，政府數度禁止又數度開禁。到了元順帝至正十年，鈔價暴跌，政府為使交鈔與銅錢子母相權， 在發行新的“至正中統交鈔”的同時， 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并用，以實鈔法。錢鈔并用的結果，自然是民眾放棄紙幣的使用，而改用銅錢，這無疑更加劇了紙幣的貶值。改鈔法實行不久，物價上漲10倍，京師用鈔10錠還換不到1斗粟，百姓視鈔如同廢紙。元朝政府的財政徹底崩潰。

此時，元帝國難以為繼，唯滅亡一途。留下一首民謠為之祭奠：“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賢愚，哀哉可憐！”

縱觀宋金元三代的紙幣興衰，我們不禁感嘆，這三個帝國最終都陷入相同的災難之中，這災難都源自統治者無邊的權力與私心。當權力與私心超越了經濟與法律，且沒有任何制約時，再精巧的制度律法也抵擋不住專制權力的碾壓，任何創新都不堪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