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選任官吏最重要的一項制度，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九品中正制，亦稱九品官人法。肇始于魏文帝黃初元年(220)，由尚書陳群首倡，其間雖經(jīng)損益，然至隋文帝開皇中才廢止，前后歷經(jīng)凡三百多年，與漢之察舉制、唐宋之科舉制，堪稱選人三大法。陳群的本意是要改良漢之“察舉制”，同時也繼承“察舉制”的做法，唯德才是舉。其法為，州郡設(shè)置中正官，擇賢良有識之士擔(dān)任，負(fù)責(zé)考察本州本郡士人，不計門第，但論德才，然后寫成“狀”(即評語)，定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政府擇人按“狀”任用。中正官有權(quán)進(jìn)退，“其言行修著者，則升進(jìn)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有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魏志？陳群傳》)。

至曹芳時，司馬懿當(dāng)權(quán)，在各州設(shè)大中正，任用世族豪門，選人一以“家世門第”為準(zhǔn)，魏晉南北朝時期之門閥制度遂大行其道，選拔官吏管他才能不才能，只要翻出族譜，出身名門，就有得大官做，由此出現(xiàn)“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高位顯職，雖無世襲之制，亦盡皆為世族子弟所得，因而備受后人詬病。隋唐才來個大反動，推行科舉制，使得貧寒而英俊之士，有得進(jìn)仕之階。究其實，其罪不在陳群，罪在司馬懿。

然余讀歷史，九品中正制，能行三百多年，并非一無是處，當(dāng)年那個亂世，一亂好幾百年，禮崩樂壞，道德陵夷，“風(fēng)教頹失而無典制”，算是很壞的了。然幸而有士人的操持清議，其品評人物，至于一句褒貶，而關(guān)乎他人一生的沉浮榮辱，于是士人皆不敢見譏清議，因而起到獎掖風(fēng)俗的作用。柳詒徵將此情況總括為“紳士政治”。他說，魏晉以降，換皇帝像走馬燈一樣，百姓無所適從，當(dāng)此之時，士大夫于無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紳士，而操朝廷用人之權(quán)，朝代雖更，而社會之勢力仍固定而不為動搖，豈惟可以激揚(yáng)清濁，亦所以抵抗君權(quán)。這話很有道理，《日知錄》載：“九品中正之設(shè)，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寫《三國志》的陳壽，因在家居喪期間，有不合禮數(shù)的舉動，遂沉廢多年。

南朝之齊永明十年(492)，齊司徒參軍蕭琛、范云出使北魏，北魏孝文帝很賞識他們——此二人確值得賞識，當(dāng)年與蕭衍(梁武帝)、沈約、謝朓、王融、任防、陸倕六人，同在竟陵王蕭子良西邸并游，號稱“竟陵八友”的便是。孝文帝對身邊群臣說，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接過話頭說，東南多好臣，是因其幾乎一年一易其主，江北無好臣，是因其百年才易其主。李元凱是正話反說，意在諷刺蕭琛、范云兩人，或者江南士人的不忠。其實，據(jù)清趙翼在《陔余叢考》中說，“其時國家大權(quán)在紳士，不在君主，故紳士視國家禪代無與于己也(好像與自己沒多大關(guān)系)”。如果這一層的東西搞清楚了，也就無須苛責(zé)當(dāng)年士人，難怪南懷瑾先生對五代“不倒翁”馮道贊譽(yù)有加。士大夫把持清議，連皇帝都沒得辦法，從這個意義上說，柳詒徵的觀點是對的。

宏興宗是宋文帝的紅人，他想躋身士大夫，求皇帝幫忙，宋文帝給他想了一個轍子，很有趣，叫“稱旨就席”。歷史上有奉旨填詞，有奉旨去當(dāng)?shù)朗浚F(xiàn)在宏興宗是奉旨去王球家找個地坐，可見當(dāng)年等級之森嚴(yán)。寒門出身的人去世家，人家連凳子都不給坐，只能站著，更不用說看茶了，情況確實很糟。換句話說，如果王球肯賣皇帝一個面子，給宏興宗的屁股底下墊個東東，哪怕只是馬扎，也就意味著宏興宗的士大夫身份得到承認(rèn)。宏興宗興沖沖地去了，到了王球家，剛彎下膝蓋，只聽得一聲吆喝，緊接著看到王球手中的扇子直指著他，說：“你不能坐。”文帝見宏興宗敗興而歸，說，“我便無如此何”，我也沒什么辦法了。不過文帝不死心，過了幾天，親自出馬找王球通融，而王球的答復(fù)讓那些想吃“天鵝肉”的庶族們徹底死了那份心思，他說：“士庶區(qū)別，國之常也。臣不敢奉詔。”

也是劉宋時，紀(jì)僧真憑自己的能力，從一個“寒官”做到大官，很得孝武帝的器重，他嘗對別人說：“人生何必計門戶，紀(jì)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紀(jì)僧真也想做士大夫，讓皇帝封他一個，孝武帝說：“此事由江敩、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紀(jì)僧真于是去找江敩，這回是肯讓他坐了，可是紀(jì)僧真剛一坐定，江敩就命左右“移吾床讓客”。紀(jì)僧真喪氣而退，對孝武帝說：“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因此，士大夫們便不把改朝換代當(dāng)作一回事，皇帝要換盡管換，我只做我的士大夫。這種心理在張岱這個人身上得到完滿的體現(xiàn)。劉宋時，諸王如劉休若、劉子頊、劉子尚、劉子勛，先后在各地作刺史，張岱也都先后服務(wù)過這些人，做他們的咨議參軍。張岱每到一州，辦事得力，上下級關(guān)系融洽，有人便向他取經(jīng)，張岱說，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只要一心一意辦事，處事公平，待人以禮，在任何君主面前都可以得到信任，與任何同僚都可以搞好關(guān)系，也不會發(fā)生讓他人討厭、忌恨的事。張岱的話固然是為人處世的要方，可在儒者們看來，怎么說也是欠忠誠。而這事確實不好辦，要按這標(biāo)準(zhǔn)切下去，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天下，難得見完人。當(dāng)年就有隱士，因為看不慣這種風(fēng)氣而現(xiàn)身責(zé)難。

齊建元元年(479)，齊高帝蕭道成封賞輔佐自己登基的有功之臣，褚淵、王儉亦被加官進(jìn)爵。褚淵的母親是宋武帝之女始安公主，自己又娶宋文帝的女兒巴西公主為妻。王儉的母親是宋文帝的女兒東陽獻(xiàn)公主(一說是武康公主，吾從《通鑒》)，他的妻子是宋明帝的女兒陽羨公主。褚淵與王儉，是姨父與外甥的關(guān)系，與劉宋可謂血脈相連。可是一轉(zhuǎn)瞬間，從原來的皇親國戚而成為開國元勛，這個角色的轉(zhuǎn)變他們已然心安理得。因此，有個叫何點的隱士，寫了一本《齊書》，這樣評論褚淵、王儉：褚淵是世家大族，王儉也不愧為國家精英，但他們連舅父的王朝都背叛了，又哪能忠心于現(xiàn)在的齊國呢。批得很狠。褚淵的長子褚賁恥父失節(jié)，在褚淵病逝后，就隱居在父親的墓側(cè)，終生不出來做官。可是史書上說，王儉言談舉止，一依儒家古訓(xùn)，齊武帝時，王儉在家開館，培養(yǎng)了很多學(xué)子，重開儒學(xué)之風(fē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