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與那桐：同作清廷掘墓人

辛亥年間，徐世昌、那桐二人同為內閣協(xié)理大臣，其職務相當于今日的國務院副總理，堪稱位極人臣，高居權力之巔。不過，這兩位朝廷大佬得以平步青云，官運亨通，與一個人的提攜密不可分，他便是袁世凱。

1911年5月8日，清廷頒布內閣官制，徐、那二人同被授為協(xié)理大臣。二人接旨后，反應竟極為一致。徐于日記寫道：“蒙恩授為內閣協(xié)理大臣，時艱任重，擬具疏懇辭。”那亦然，“具折懇辭內閣協(xié)理大臣差事”。其實二人此舉，既非自謙，亦不是唯恐難以勝任，實乃欲逼迫皇室請袁世凱出山。好在攝政王載灃堅持己見，不準請辭，二人之謀劃遂未能得逞。

不過袁世凱又豈是“池中之物”，終有復出的一天。武昌首義爆發(fā)后，舉國響應，清廷頓時方寸大亂。于是徐、那二人再度活躍起來，他倆聯(lián)合奕劻，四處散播“唯有袁世凱方能收拾殘局”之論調。載灃出于無奈，只得授袁為內閣總理大臣，主持大局。孰知袁世凱奉詔后，卻故意徘徊觀望，以“步履維艱”為借口遲遲不赴任。這可急壞了徐、那諸人，徐急忙微服出京，到彰德勸袁出山。關于此事，徐在《韜養(yǎng)齋日記》中只字未提，既可見該行動極為隱秘，也反映其城府之深。

眼見時機成熟，袁世凱不再蟄伏，接受任命，獨攬大權，其與徐、那二人的來往便愈加密切，這在二人的日記中頗有體現(xiàn)：

十月初四(11月24日)在慰廷(袁世凱)宅早飯。午后訪琴軒，談。

初五(11月25日)在慰廷處早飯，訪琴軒。

初六(11月26日)到慰廷處，晚飯后同訪琴軒，久談，夜歸。

(以上為《那桐日記》)

三人私下里過從如此頻繁，定當有要事相商，恐多半與篡權陰謀有關。更堪玩味的是，自從11月26日夜里與袁、徐二人密談后，那桐便稱病不出。起初只是請假十日、十五日，后來干脆續(xù)假二十日，直到清廷覆亡。同時，期間袁世凱“派衛(wèi)兵二十六人來家常川守護”。可知那桐此舉實乃與袁、徐密議之結果，其告病養(yǎng)疴是假，免責避禍是真。

而徐世昌這邊，則繼續(xù)充當“臥底”。可笑的是，清皇室居然依舊蒙在鼓里，先是破例賞賜徐世昌入值用膳之特權，后又授予他太子太保之殊榮，大有托孤之意。孰料徐并非妙手神醫(yī)，實為催命郎中。正是他忙前忙后，打通關節(jié)，袁世凱逼清室退位的計劃才得以順利進展。甚至在溥儀的退位詔書上，徐也做了手腳。據(jù)袁世凱的心腹梁士詒爆料，退位詔本由張謇起草，徐世昌后又偷偷加入一段：

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tǒng)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xié)商統(tǒng)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臘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面對這一曠古巨變，徐世昌在日記中僅有一句記載：“今日奉旨宣布共和政體，組織臨時政府。”一周后(即壬子年正月初一)，那桐則于日記里寫道：“昨日呈進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賞還。風定天晴，氣象甚好。此后遵照臨時大總統(tǒng)袁通告，改書陽歷。”江山易手，王朝滅亡，徐、那二人非但沒有痛心疾首，憤恨縈懷，反而一個輕描淡寫，一個滿懷喜悅。可見清廷在他二人心中之分量，實在是微不足道。

辛亥之政局，如同一場清廷與革命軍對壘的足球賽。清廷教練組即滿清皇室，隊員乃以袁世凱、徐世昌、那桐為首的一干重臣。面對革命軍的凌厲攻勢，清政府隊中有人故意罷賽，如那桐，更有隊員消極比賽甚或踢假球，如袁世凱、徐世昌，于此形勢下，清皇室焉能有不下課敗北之理？

鄭孝胥與惲毓鼎：“疏槐短柏總傷神”

1911年，鄭孝胥、惲毓鼎兩位的人生軌跡可用四字概括：殊途同歸。

之所以說二人殊途，首先在于該年鄭、惲仕途遭際迥異。通過端方和盛宣懷的一番運作，鄭孝胥出任湖南布政使，從而再度為清廷效力。惲毓鼎則沒有這般好運氣，是年四月，他黯然離職。

其次，二者之政見亦針鋒相對。鄭孝胥在清末乃活躍人物，是鐵路收歸國有政策和立憲運動的堅定支持者與參與者。與之相反，惲毓鼎則認為二者都不靠譜。在他看來，鐵路國有“此策創(chuàng)于郵部盛大臣”，該措施“啟禍而有余，亂其始此矣。”時人“侈談立憲，舉國內外政而紛更之。我瞻中原，蹙蹙糜所騁矣。中夜悲憤，不禁淚下。新學小生，以此愚監(jiān)國而騙功名；監(jiān)國閣臣，以此自愚而忘宗社。人心盡去，憲將誰立耶？”平心而論，惲反對立憲頗顯落伍，不過質疑鐵路國有確也有幾分見識。政府倉促間取消鐵路商辦政策，言而無信，有如兒戲，必定會招致商怨民憤。所以鄭的國有主張真乃病急亂投醫(yī)，悖時逆勢。

當然，仕途、政見雖不同，但二人之抱負卻極為一致，即捍衛(wèi)清室之安危。出任湖南布政使后，鄭頗躊躇滿志。6月20日，借入朝謝恩之機，鄭迫不及待向載灃進言，“痛論借債造路為變法之本策”。據(jù)鄭日記稱，“攝政王屢頷，甚悅”。赴湘途中，鄭更是將新官上任之喜悅付諸筆墨，“常人類多偏狹而不知輕重，故其是非顛倒有不可以理喻者。”“余既出任世事，當使愚者新其耳目，智者作其精神，悠悠道路之口何足以損我哉。”其志向之大可見一斑。惲毓鼎雖身居市井，不在其位，無鄭之風光，但依然深懷用世之心。讀其《澄齋日記》，便知其日常所閱之書多為政史類典籍，誠如其言“五十解組，此心究難忘世，不能不預儲學識，為異日行政之權衡”，大有東山再起之勢。

大廈將傾，覆敗之局又豈是鄭、惲兩個傳統(tǒng)士大夫所能挽回的？于此江山易主、新舊鼎革之秋，鄭孝胥“昧爽即起，寢不安席，食不過味”，“惟有以遺老終耳！”惲毓鼎則“悲憤交迫，幾不聊生”，徒嘆“今年猶是去年月，不照清娛偏照愁”，“自分永作江湖逸民，不復與聞政事。”枯坐書齋，青燈孤影，痛思過往，萬念俱灰，二人唯有一邊擦拭淚水，一邊總結亡國根源：

北為亂臣，南為賊子，天下安得不亡。

干名犯義，喪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種族耳，何足以列于世界之人類乎？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今日之謂也。……夜，聞爆竹聲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畢。(以上為《鄭孝胥日記》)

其實亡國之禍，早伏于十年之前。光緒庚子以后，孝欽顯皇后未免倦勤，又鑒于義和團之亂，肇自宮廷，于是遇事一意脫卸，唯求及身幸免，不復作永遠苞桑之計。迨景皇升遐，利于擁立幼沖，不致翻戊、庚兩案，以神器之重，授之暗懦孱王。父監(jiān)于國，而君為虛位。名之不正，莫過于斯。醇王承述父志，排斥漢人。……載搏乳臭小兒，不足掛齒。廣張羽翼，遍列要津，借中央集權之名，為網利營私之計，紀綱昏濁，賄賂公行。……嗚呼！二百余年培之而不足，三年余覆之而有余。(以上為《澄齋日記》)

鄭、惲所言雖頗中肯綮，但畢竟乃后見之明，于事無補矣！

辛亥年除夕夜守歲之時，惲毓鼎曾作詩一首，曰：

堂堂歲月隨朝政，落落衣冠與我親。先祖寧知王氏臘，曉鐘迷戀漢宮春。

偏聞梓舍傳生子，忍見蓂階廢建寅。詰旦慈寧門外路，疏槐短柏總傷神。

傷神之余，不知鄭、惲二人是否心存一絲悔意？當初究竟是誰出賣了瞿、岑兩位重臣？當初又是誰幫端方、盛宣懷策劃鐵路國有方案？從而令本已魚爛不堪之政局終至無法收拾。

胡適與吳宓：“遠近高低各不同”

胡適、吳宓二人，一位提倡新文學，一位力持舊文化，活脫脫一對民國文壇上的冤家。其實雙方之認知差異早在辛亥年即已種下。不妨將時光倒回，看看彼時二人的心路歷程。

1911年的胡適已遠赴大洋彼岸，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院深造。翻檢其日記，不難發(fā)現(xiàn)質疑舊傳統(tǒng)的苗頭已于胡適心田萌發(fā)。

3月8日，胡研讀美國《獨立宣言》，細細品來，“覺一字一句皆捫之有稜，且處處為民請命，義正詞嚴，真千古至文。吾國陳、駱何足語此！”6月17日，在討論課上，李佳白主講《孔教之效果》。胡適感覺時值20世紀，仍宣揚儒學，“已為一恥矣”。更讓他十分不爽的是，席間有一位Dr. Beach君，居然對胡適講道：“君等今日有大患，即無人研求舊學是也”，進而“大稱朱子之功”。胡雖未當面反駁，不過在日記里卻留下“如芒在背焉”的感受。

武昌首義后，不少人認為只有袁世凱方能力挽狂瀾，胡適卻不以為然。在其看來，袁“此人真是蠢物可鄙。”當翻閱《神州日報》，看到眾多夸贊川督岑春煊之詞時，胡“讀之不禁為之捧腹狂笑”。甚為可惜的是，胡適日記寫至是年10月30日便中斷，后續(xù)部分據(jù)其稱已散軼。故我們不能更為細致地把握其思想脈動。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當年的胡適對專制王朝并無好感，反倒對革命勢力頗為同情。

再觀吳宓，1911年對他而言，則是內心極為糾結的一年。因為這一個寒暑輪回，他始終為學業(yè)所困。

吳于當年2月初抵京，參加清華學堂入學考試。按照規(guī)定，即使考入清華，也尚需四年方有資格赴美留學。其實吳宓之前已接受較為系統(tǒng)的中學教育，但為了圓留洋夢，吳心想“將來果能靠住往新大陸一游，則靜待幾日亦無可奈何之計，否則機會不易得也。”但當時留學生多為“富二代”或“政二代”，終日游手好閑，他們靠老子的錢和權買通校方，壟斷出國名額。于是乎，棄學東渡之念閃過吳宓腦際。東渡便意味失去留美機會，留守仍需忍受各種怪現(xiàn)象，吳不免于此兩種選擇間猶豫徘徊。其日記里對此心情有著極真切地記錄：“人生最苦莫如心有兩事，未知所可，交戰(zhàn)于中，實覺難受。且人更不可心動，余心已動，直怦怦不能自已。”一番思想斗爭后，吳終放棄東游之打算。

然后時局的驟變已不容許吳宓安心于清華求學了。武昌事起，京城謠言四起，人心惶惶，清華“學生有出校回籍者。而同班之中，亦有若干人請假入城，偵探消息，藉作逃計。殊覺惶惶異于常日也”。同時“本校中國教員，多半已皆辭職回籍”。此刻之吳宓，反而天真地認為革命軍難成氣候。這其實與其腦中較為濃厚的衛(wèi)道思想有關，即使到了民國六年，一次他在火車上遇到張勛的辮子軍，竟還賦詩贊曰：“健兒喜道年時績，白下將軍破敵歸”。也正基于此因，當同學紛紛離校避難時，吳還故作淡定，以為“能經此一番離奇變遷，目睹而心識之，亦人生不可多得之幸事也。”不過隨著風聲一日緊過一日，吳宓內心也波瀾起伏，再度糾結起來。

看著學友東奔西逃，聽聞戰(zhàn)局風聲鶴唳，吳“終日心中忐忑，至不靜適”，忽而欲赴滬避難，突然又決定“靜居以觀后變”，實則心亂如麻，手足無措。至11月8日，吳終得解脫，學堂宣布暫行解散，每人補助旅費20元。吳便收拾行裝，于次日奔赴上海。臨行前，吳于日記中寫下頗為傷感的一句：“回顧清華園風物，愴然欲涕，未審他年得一重睹此景否耶？”此話究系眷戀清華學堂？還是嘆惜學業(yè)中斷？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后人恐已不得而知，但至少我們透過其日記，察覺吳宓之內心依然極度糾結。

同為青年學子，胡、吳二人一海外求學，一國內苦讀；一洞悉時局，思想開明，初具獨立之思考，一霧里開花，水中望月，仍經歷成長煩惱，其見識之遠近高低判然有別。當然，之后的民國文壇，胡揭翥新文化之大纛，吳執(zhí)學衡派之牛耳，兩者學術追求之遠近，思想境界之高低，則愈加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