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自古就有，但是文網之密，處刑之重，規模之廣，在封建社會中，以清朝為最甚。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先后發生了數十起大大小小的文字獄。

什么是文字獄？文字獄就是統治者挑剔文字的過錯而興起的大獄。大的像幾十本的專著、詩文集，小的則一篇短文、一首詩、一封信，甚至一字半句的言語，不管是自己作的，還是抄別人的，甚至是從古人那里抄來的，都可以作為文字獄的罪證。文字自然是出自文人之手，所以可以說文字獄是專門對付文人的“特刑庭”，是封建帝王進行政治鎮壓、鉗制思想以鞏固封建獨裁統治的手段。

清朝最早發生的較大的文字獄，是康熙時的莊廷鑨《明史》案。莊廷鑨從明朝宰相朱國楨的后人那里，買來一部朱著《明史》中《列朝諸臣傳》稿本。朱國楨的《明史》已刊行于世，《列朝諸臣傳》是未刊部分。莊廷鑨將它和自己所補的崇禎朝歷史，用自己的名字刊刻。他所補的崇禎朝歷史，對滿人有攻擊之辭。公元1663年，被歸安知縣吳之榮告發。當時莊廷鑨已死，結果被刨棺焚尸。他的弟弟廷鉞被殺;為莊書作序的李令哲和他的四個兒子也都被殺。南潯鎮有個大富翁朱佑明，和吳之榮有私仇，吳嫁禍于他，說莊書序中所稱“舊史朱氏”是指朱佑明，結果朱佑明和他的五個兒子也都被處決。此外，牽涉此案的一些官吏和書商、刻工、列名書中的人等等，有的罷官充軍，有的處死，這個案子一共處死七十余人。

文字獄的處理是非常殘酷的，逮捕、抄家、坐牢、受審，判罪極重，至少是終身監禁，流放邊遠，充軍為奴，大多數是殺頭凌遲。已死的人，則開棺戮尸。而且一人得罪，株連甚廣，近親家屬，不管是否知情，即使是目不識丁，也一概“從坐”。作者犯了罪，寫序、跋、題詩、題簽之人都有罪，所有與刻印、買賣、贈送書籍有關的人，也都有罪。地方官有牽連的自然有罪，沒有牽連的也犯了“失察”罪。總之，一個案件的罪犯，常常是百十成群。而告發的人，如莊案中的吳之榮，本來是一個罷官知縣，竟被起用，一帆風順，官至右僉都，朱佑明的財產，也都歸他所有。從此形成以檢舉揭發作為獵官敲門磚，有仇隙的利用文字獄來陷人于死地的惡劣風氣。

康熙時的另一次著名的文字獄是《南山集》獄，又稱戴名世獄。戴名世著有《南山集》，書中采用了桐城方孝標《滇黔紀聞》一書的材料，對南明諸王朝頗發感慨，寄以同情，并書南明桂王永歷年號。公元1711年(康熙五十年)，左都御史趙申喬參奏戴名世為書狂悖，結果戴名世被斬。此案根據原來刑部的判決，牽連三百多人，但康熙帝對漢族文人實行懷柔政策，所以只處斬了戴名世一人。

雍正時的文字獄，帶有明顯的借題發揮的特點。如汪景祺、查嗣庭、謝濟世、陸生枬等人，因與雍正的反對派有些瓜葛，雍正就借機在他們的文字中找毛病，下獄處死。

汪景祺是年羹堯的紀室(文書)，著有《西征隨筆》。年羹堯獲罪以后，《西征隨筆》也被扣上“譏訕圣祖，大逆不道”的罪名，汪景祺被處死。

查嗣庭是隆科多之黨。隆科多獲罪后，查被參。罪名是任江西考官時，所出題目有心懷怨望，諷刺時事之意。又查抄出他的兩本日記，說其中“悖亂荒唐、怨誹捏造”之語甚多。查在獄中死去，被戮尸梟首，其子坐死，家屬流放。

謝濟世曾注《大學》。公元1729年以毀謗程朱罪被參。雍正帝更指出《大學》內“見賢而不能舉”兩節注文，是借以抒發怨望誹謗之私。但結果沒有處死謝濟世，饒他一命，罰他去當苦差，受些折磨，就算很寬大了。

陸生枬寫了《通鑒論》十七篇被參，罪名是“非議朝政”。雍正帝因為《通鑒論》中對君王專制有所攻擊，十分惱怒，大罵陸生枬“狂肆逆惡”，為“天下所不容”，把他殺死。

到了乾隆時，文字獄可以說達到極峰。不僅次數頻繁，處理也極為嚴酷。篇書行文，稍有不當，即被指摘獲罪。

公元1755年的胡中藻詩獄，是乾隆朝較大的一次文字獄。胡中藻是鄂爾泰的門生。乾隆帝對鄂爾泰、張廷玉兩人在朝中結黨營私，權勢過大極為忌恨，于是興起胡中藻獄，借題發揮以打擊鄂、張朋黨。胡中藻著有《堅磨生詩鈔》，乾隆指摘詩中“一把心腸論濁清”之句，“加濁字于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詩中“與一世爭在丑夷”、“斯文欲被蠻”等句，因有“夷”、“蠻”字樣，被指責為詆罵滿人。又：“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間，不能一黍闊”等詩，則扣以南北分提，別有用心之罪。結果胡中藻被殺，鄂爾泰撤出賢良祠。

公元1778年，有徐述夔獄。徐述夔著有《一柱樓詩》，其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明朝期振翩，一舉去清都”等句，徐述夔和兒子懷祖戮尸，孫及校對人都處死。著名詩人沈德潛，因其《詠黑牡丹詩》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之句，也被剖棺戮尸。

公元1779年，又有馮王孫、沈大綬、石卓槐、祝庭錚等獄。馮王孫著有《五經簡詠》一書，因其中有“飛龍大人見，亢悔更何年？”之語，說他想反清復明，凌遲處死，子坐死，家屬發遣為奴。沈大綬刻《碩果錄》、《介壽辭》二書，死后，其子榮英呈首，自稱內有悖逆語。結果大綬戮尸，榮英仍被斬決，兄弟子侄坐斬者九人，家屬發遣為奴。石卓槐著《芥園詩鈔》，內有“大道日以沒，誰與相維持”等句，凌遲處死，家屬發遣為奴。祝庭錚著《續三字經》，內有“發披左，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等語，開棺戮尸，孫五人坐斬。

乾隆朝的文字獄極為頻繁，不勝枚舉。其中大都是牽強附會，任意解釋，其荒謬程度，簡直難以想象。如山西王爾揚，為李范作墓志，于“考”字上用一“皇”字，不學無術的地方官見了大驚，認為大逆不道。

他們一方面想爭取多搞幾個，染紅自己的頂子;一方面也確實怕朝廷說他們“失察事小，隱諱事大”，不但丟官，還可能招致殺身之禍，所以趕忙上奏朝廷，準備再興大獄。其實“皇考”意即“先父”，古文里常這樣使用，并無悖逆的意思。乾隆也覺得這樣就興獄問罪，去抓一個鄉下的土老頭兒，不值得一干。所以把地方官訓斥一通，算是了事。

在我國封建社會中，清朝的文字獄可算是達于極峰。這一封建專制獨裁政治，造成了政治局面和學術思想的沉寂窒息。在沉寂窒息的無聲處，隱伏著一觸即發的社會危機。清王朝由盛至衰，固然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方面的原因，但大興文字獄這種加深臣民不滿，對朝廷產生巨大離心力的嚴酷政策，也是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