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15日，劉志丹和習仲勛率領的陜北紅軍迎來了第一隊前來會師的戰友們，一名臉上有個大酒窩的將軍率領部隊抵達延川縣的永坪鎮，揭開了紅軍陜北會師的序幕。此時，中央紅軍還在向吳起鎮前進途中。

這個帶著“大酒窩”的紅軍將領便是徐海東，他率領的這支部隊名叫紅二十五軍。

如果看紅軍長征的地圖會發現，從豫南到陜北之間，有一條孤獨的紅線——包括中央紅軍，二、四方面軍主力在內的大部分紅軍是沿著四川西部的雪山草地北上的，而徐海東等指揮的紅二十五軍長征路線更為簡潔，是從中原腹地直插北方，因此有人稱紅二十五軍的進軍為“小長征”。

這支隊伍，在長征中兵力沒有下降，反而越打越多。

這支隊伍，在長征中代價重大，主要領導人不是負重傷便是犧牲。

這支隊伍，在長征中建立了一個新的根據地，包括相當完善的縣鄉地方組織。

在這次精彩的遠征中，紅二十五軍的3位主要領導人——吳煥先在途中犧牲，程子華在1955年授銜前便轉入地方工作，徐海東則在后世的中國軍人眼中成為這支紅軍的代表人物。他指揮紅二十五軍先后和國民黨的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陜軍、馬家軍打過仗，打得國民黨軍聞徐海東便望風而逃。蔣介石惱羞成怒，稱“徐海東為文明之一大害”。

1941年日本記者波多野乾一寫作《延安水滸傳》的時候，將徐海東稱為紅色軍隊中的“神行太保戴宗”，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中寫道：“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領導人中，恐怕沒有人能比徐海東更加‘大名鼎鼎’，也肯定沒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徐海東是一名極為彪悍豪勇且軍事智慧過人的將領，從北伐攻打汀泗橋開始，他在戰爭中曾9次負傷，身上有17個彈孔。他對于地形和戰機的把握近乎天成，即便以寡敵眾，也經常打出俘虜比自己部隊還多的戰績。有人這樣描述徐海東的指揮藝術：“在他所指揮的戰役中，失敗的時候很少。而他最喜歡的戰法，是一種出其不意的奇襲，總是從對方的側后方去攻擊其中心，使敵人措手不及地潰退。他這種戰法，叫做從肋骨下去抓敵人的心。”因此，很少有對手面對徐海東的時候想得明白，到底自己對抗的是一頭“猛虎”還是一只“狡狐”。

猛將配精兵。只有紅二十五軍這支特殊的勁旅與之相配，徐海東才能真正發揮出勢不可擋的威風。

紅二十五軍出自鄂豫皖，它本是紅四方面軍的一部分。歷經國民黨對鄂豫皖蘇區進行大規模的第四次“圍剿”后，紅軍第四方面軍不得不在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蘇區，向西北實行戰略轉移。此時，還有紅二十五、二十七師和各獨立團留在蘇區，掩護主力突圍，是紅二十五軍的前身。

留守鄂豫皖的紅四方面軍部隊曾使用過紅二十五、紅二十七、紅二十八3個軍的番號，這支部隊在艱苦的轉戰之中漸漸恢復，1933年4月統一編為紅二十五軍，軍長吳煥先，政委戴季英，副軍長廖榮坤(后徐海東)，政治部主任高敬亭，總兵力達到12000多人。但在隨后的七里坪戰斗和鄂東北、皖西北中心區保衛戰中遭受重大損失，部隊僅余3000人，被迫撤至皖西北進行整編，而后向鄂東北轉移。

1934年4月，紅二十五軍各部在河南商城縣豹子巖會合，重新整編，徐海東就任軍長，吳煥先任政委。退回鄂豫皖的紅二十五軍如同負傷的老虎，在國民黨軍的“圍剿”中苦苦鏖戰。

接到告急的黨中央經過對情況的研判，周恩來派出經驗豐富的程子華前往鄂豫皖，要求紅二十五軍進行戰略轉移。

1934年11月16日，紅二十五軍主力從河南羅山縣何家沖出發，向北方桐柏山區進行戰略轉移。徐海東回憶，部隊出發前的總兵力為2987人。

在出發前，紅二十五軍狠狠地同四面包圍而來的國民黨軍東北軍一零七、一一七兩個師和河南軍閥劉鎮華部兩個師打了一仗，僅機槍就繳獲了100多挺。此戰嚇得劉鎮華不戰而退，長征開始后第二天，紅軍便順利通過平漢線，開始進入桐柏山區。

值得注意的是，紅二十五軍在出發前部隊進行了整編，由兩個師縮編為3個步兵團和1個手槍團，以簡化指揮層次。同時，出于對中央的尊重，聽說程子華在中央紅軍曾擔任過師長，徐海東便建議由程子華擔任改編后的軍長，自己僅任副軍長。這一決定得到了省委的批準，但謙遜的程子華深知徐海東在鄂豫皖的斗爭經驗，因此幾乎毫無保留地在軍事指揮方面給予他寶貴的信任，這使紅二十五軍的作戰指揮沒有出現波動和混亂。

長征的征程是曲折的，到達桐柏山區的紅二十五軍很快發現這里離武漢太近，敵我力量懸殊，并不具備建立根據地的條件。經過討論，隨軍行動的鄂豫皖省委決定改道進入豫西伏牛山地區。

這時，徐海東再顯神通。他先是回頭擊潰了一直跟隨在后的國民黨追剿部隊劉桂堂部，后親自帶隊佯攻棗陽，迫使國民黨軍主力回防，再虛晃一槍，率隊急行三天三夜，進入了伏牛山地區邊緣。劉桂堂本為慣匪，綽號“劉黑七”，國民黨軍以其跟隨于紅二十五軍身后，本意是借用其豐富的山地作戰經驗避免中伏，誰知徐海東沒有設伏，反而掉頭迎面痛擊，當即將其打垮。

但在平原丘陵地帶，國民黨軍的機動能力明顯高于紅軍，終于在紅軍深入伏牛山前先到達了山口。這一次，來的是國民黨軍西北軍老將龐炳勛。

1934年11月26日，紅二十五軍前梯隊第二二四團進至方城獨樹鎮七里崗附近準備通過公路，后尾一直在和圍追的敵軍纏斗。但龐部第四十軍其實已于兩小時前到達，突然向紅軍行軍隊伍猛烈攻擊，紅軍倉促轉入防御，而此時天氣十分寒冷，許多紅軍戰士的槍支因槍機被凍住而無法打響。千鈞一發之際，軍政委吳煥先從交通隊員身上抽出一把大刀，率直屬部隊沖向敵軍，與其展開肉搏。西北軍本以肉搏為傲，但從未見過紅軍這樣從上到下拼命的隊伍，一時士氣為之受挫。而徐海東本來率領后衛第二二三團阻擊追兵，這時立刻下令跑步拋開敵軍，直撲前方，他的及時回援使敵軍十分意外，雙方陷入激戰。有村民回憶：“在莊上聽到七里崗上一陣槍響之后，看見紅軍的旗倒了，接著又見一個紅軍扛著紅旗往前沖，一連沖了兩次，紅軍戰士打得勇猛不怕死，一直沖到白土崖。”

經過一番惡戰，紅二十五軍打退了敵軍的伏擊。當天晚上，便在當地老鄉帶路下繞過敵軍防線，兩天后，與敵在澧河一帶再次激烈交戰，基本打退了敵軍的堵截和尾追，進入伏牛山區。這兩仗，紅軍傷亡都有數百人之多。

獨樹鎮血戰后，國民黨方面十分惱怒，已經調集十九路軍等部隊進入伏牛山區，并嚴令當地土豪別廷芳分兵守口，控制各個堡寨，力圖殲滅紅軍于這一地區。

其實，在他們忙活的時候，紅軍早已經離開了伏牛山。12月5日晚，紅二十五軍將敵陳沛籌謀多日的堵擊防線置于側后，直奔豫陜交界的鐵鎖關，就此進入陜西境內。這里物產豐富，敵軍力量尚不集中，紅軍活動條件比在河南時好得多。8日，徐海東率前衛團手槍團打響在陜西的第一仗，殲滅三要司守敵四十二師一個營，第二天占領山中小鎮庾家河。省委在這里召開第二次常委會，開始了建立新根據地的工作。

然而，紅二十五軍長征中最嚴酷的戰斗，正在這里等待著徐海東和他的隊伍。

據當年一位親歷者回憶：“那天上午10點多，軍領導正在開會，后山七里蔭嶺方向突然響起槍聲，緊接著，程子華他們提著槍從南房出來，帶著人直接就朝山上跑……”

原來，是國民黨軍第六十師中將師長陳沛親自帶隊，突然對入陜紅軍發動了襲擊。陳沛是黃埔軍校一期生，蔣介石嫡系，頗有戰略頭腦。他在率部布防省境、阻擊紅軍長征入陜的計劃落空后，斷定紅二十五軍“必取道核桃坪、庾家河，向龍駒寨”前進，于是部署3個團取捷徑追擊，終于在庾家河趕上了紅軍。遭遇戰中，敵先我一步搶占東山坳口，對紅二十五軍形成了泰山壓頂的態勢。

不過紅軍反應十分迅速，徐海東當即帶領全軍最能打的二二三團勇猛地沖入敵群，一陣猛打，硬是從敵人手里奪回了東山坳口。接著，二二四團、二二五團跑步搶占了坳口南北兩側的高地，占據了地理優勢。應該說，陳沛所部在行軍中隊形松散，導致開戰時只有1個團在戰場上，同時遭受紅軍3個團打擊，是其一大失誤。但他畢竟是一員猛將，立即組織其余兩個團猛撲過來，重新爭奪坳口。這場戰斗最終紅軍取得了勝利——陳沛無論如何無法想象，紅軍居然有100多挺機槍，而且彈藥極為充足，打得國民黨軍完全抬不起頭來，只能敗退。

這要感謝東北軍在鄂豫皖和長征沿途給紅軍充當了“運輸隊長”，紅二十五軍的精良裝備主要來自繳獲。

盡管取勝，但由于前面奪回了坳口，紅軍方面對陳沛這第二次攻擊多少有些意外，竟然導致徐海東和程子華先后在此戰中負傷，而且傷勢都很重。程子華手被打穿，一度無法指揮戰斗，而徐海東則被敵一發子彈擊中眼睛下方，從頸后穿出，負傷極重。

庾家河之戰是紅二十五軍長征中最為慘烈，也是干部損失最大的戰斗之一，但此后紅二十五軍基本掌握了對敵作戰的主動權，并迅速建立了以鎮安為中心的鄂豫陜游擊根據地。

1935年7月15日，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員石健民從上海經西安到達紅二十五軍駐地，帶來了黨中央的文件，并確切證實了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和準備北上的消息。當晚，鄂豫陜省委在長安縣灃峪口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立即派紅二十五軍北進，迎接中央紅軍北上。

7月16日，徐海東等率領紅二十五軍開始再次踏上征途。這一次，他們一路勢如破竹，占領胡宗南部后方大本營天水，奪取大量物資，并進軍西安城下，迫使國民黨軍抽調大量部隊迎戰，從而減輕了中央紅軍的壓力。唯一的遺憾是在8月涇川戰斗中，紅二十五軍的政委吳煥先壯烈犧牲。9月，紅二十五軍進行改組，由徐海東任軍長，程子華任政治委員。9月15日，紅二十五軍先頭部隊與劉志丹率領的陜北紅軍會師，第一支遠征而來的紅軍最終到達了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