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壽四年(公元604年)無疑是楊廣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年份。這一年七月十三日，隋文帝楊堅崩逝于仁壽宮的大寶殿，終年六十四歲。大隋帝國的最高權杖終于如愿以償地落到了楊廣手上。這一年楊廣三十六歲。十幾年的刻苦修行終于為他換來了人世間最輝煌的報償。

然而，關于隋文帝之死，其時的長安坊間以及后世的諸多史籍卻有很多對楊廣不利的傳聞和記載。這些傳聞和記載把楊堅之死描述得既可疑又神秘，其目的無非是向人們暗示：隋文帝并非壽終正寢，而是死于一場政治陰謀。或者說——是死于一場不為外人所知的宮廷政變。而楊廣正是這場政變的主謀。

真相到底如何？讓我們來看看歷代官修正史對于楊堅之死是怎樣記載的：正月二十七日，楊堅抵達仁壽宮。正月二十八日，楊堅下詔，將朝廷的財政、賞賜之權以及一切大小事務全部交給太子楊廣。四月，楊堅開始感覺身體不適;六月，朝廷宣布大赦天下。七月初十，楊堅病勢突然轉沉，緊急召見文武百官。彌留中的楊堅躺在病榻上，用盡最后的力氣和他的大臣們一一握手話別。場面無比傷感，君臣皆唏噓不已。七月十三日，楊堅死亡。

上面這些文字見于《隋書·高祖紀》和《資治通鑒·隋紀》。如果史書的記載到此為止，那么我們完全可以認定：隋文帝楊堅死得極為從容和安詳。對于把江山交給太子楊廣，老皇帝不但沒有后悔，而且是帶著放心滿意的心情撒手西歸的。我們甚至可以想象他臨終前肯定跟百官們說了許多“盡心盡力輔佐太子、不要辜負朕之所托”之類的話。

對此，《隋書·何稠傳》中記載的兩個細節可資佐證：差不多在楊堅與百官話別的那一天前后，他又召見了自己晚年親信的大臣何稠，命他負責自己身后的殯葬事宜;隨后又召見太子，用手摩挲著楊廣的脖子，說：“何稠此人做事很用心，我已經把后事托付給了他，行事應當和他商量。”(上因攬太子頸謂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動靜當共平章。”)

“托付后事”的細節充分表明臨終前的楊堅不但頭腦清醒，而且心境平和;“攬太子頸”的細節則更加有力地證明：楊堅的愛子之情仍然不減于往日;換句話說，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對這個帝國的接班人充滿了信心和期望。然而，事情并沒有這么簡單。

上述文字只不過是楊堅之死的故事梗概和版本之一。《隋書》的主編魏徵及作者顏師古、孔潁達等人又在《隋書？楊素傳》和《隋書？后妃列傳》中給出了另一個非常詳細而且充滿了暗示意味的版本。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隋紀》基本上原封不動地采納了這個版本。

于是，一個繪聲繪色、極富香艷色彩也極富陰謀色彩的故事就此呈現在世人面前：首先在這個故事中閃亮登場的是一個女人——一個據說是天生聰慧、美麗絕倫的女人。這個女人本是陳朝的一位公主、陳宣帝的女兒，陳朝滅后被納入隋朝后宮，漸獲楊堅寵幸。獨孤皇后死后，陳氏“進位為貴人，專房擅寵，主斷內事，六宮莫與為比。

楊堅患病后，尚書左仆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朝廷重臣立刻趕赴仁壽宮，組成了臨時內閣。同時太子楊廣也奉命入住大寶殿侍奉皇帝。楊廣眼見父皇的病勢一天天沉重，料定他時日無多，決定早作防備，于是寫密信給楊素，向他詢問朝廷和百官的情況，并命他做出相應布署，防止朝廷在國喪期間出現動亂。楊素按太子的要求回復了一封密函。不料送信的宮人卻誤把信送到了皇帝手上。楊堅見信勃然大怒。他還沒死，太子和宰相就已經暗中聯手在左右帝國政局了，這是什么性質的問題？這無異于謀逆啊！

楊堅正在氣頭上，忽然看見他最寵愛的妃子陳氏神色慌張地走了進來。楊堅質問她出了什么事，陳氏流著眼淚說：“太子無禮！”然后哀哀戚戚地告訴皇帝，說她早晨如廁時無意中遇見了太子，而太子欲強行非禮她，她拼命抗拒才逃了回來。楊堅一聽，猶如五雷轟頂。他斷然沒有料到這位溫良恭儉的太子到頭來居然是個衣冠禽獸！楊堅躺在御榻上，用力拍打著床板大罵：“這個畜牲怎么可以托付國家大事？獨孤氏誤了我，獨孤氏誤了我啊！”

痛定思痛之后，楊堅急召柳述和元巖入內，說：“傳召我兒。”柳述等人剛準備去傳喚太子，忽然聽見皇帝加了一句：“是傳楊勇！”柳述和元巖面面相覷，頓時明白了什么，連忙入閣撰寫復召楊勇的詔書。楊素聽說此事，立刻報告楊廣。楊廣隨即矯詔將柳述和元巖逮捕，關進了大理獄;然后緊急調動東宮軍隊進駐仁壽宮，命左庶子宇文述等人控制宮禁出入，命右庶子張衡進入皇帝寢殿，將侍奉皇帝的所有宮女和宦官全部逐出，關在別殿。

當天，仁壽宮就傳出了皇帝駕崩的消息。由于太子在皇帝死前的那一番異常舉動，使得朝廷內外對皇帝之死的真相議論紛紛。

陳氏和后宮嬪妃聽到皇帝賓天的消息，頓時惶惶不安。當天午后，太子使臣帶著一個金匣子來見陳氏，說要將這個匣子賜給夫人。匣子上有一張紙條，上面有太子楊廣的親筆簽名。陳氏以為里面是毒藥，大為恐懼，一直不敢打開。使者一再催促，陳氏只好戰戰兢兢地打開匣子。

讓她感到意外的是，匣子里的東西不是毒藥，而是幾個精致的同心結。陳氏身邊的宮女們又驚又喜，互相說：“這回好了，可免一死了。”可陳氏卻一臉不悅，背過身去不肯答謝。宮女們一起逼迫她，陳氏才勉強向使者拜了一拜。當天晚上，太子楊廣就帶著一種得意洋洋的表情堂而皇之地走進了陳夫人的寢室……

故事的結局是：楊廣把他父親的這位愛妃、相當于是他后母的陳夫人奸污了。《隋書》記載這則“香艷”與“陰謀”故事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把楊廣塑造成一個繼“奪嫡”之后又“弒父”、“奸母”、“篡位”的無恥小人、一個禽獸不如的流氓惡棍！簡言之，就是要把楊廣“妖魔化”。

然而，當我們對史籍進行更為深入的考查和比對后，我們就會不無遺憾地發現——這個“妖魔化”故事存在著太多邏輯上的漏洞和硬傷：

第一：不合常理。

在楊堅之死的“簡易版”中我們看見，“百官話別”、“托付后事”和“攬太子頸”這三個充分表明楊堅父子和睦的關鍵性細節都是發生在七月初十這一天或者之后的，而此時無論是楊廣還是楊堅本人都已經知道他時日無多，事實上楊堅也的確是在三天后就死了。可見這是一個高度敏感的時刻。對于楊廣來講，雖然他距離帝座只剩下最后一小步，但恰恰是這一小步，往往是最危險、也是最艱難的，稍有不慎就會功虧一簣、滿盤皆輸。在此情況下，像楊廣這么一個善于隱忍并具有高度自制力的人，肯定會比平時表現得更為謹小慎微，甚至會在百官面前親自為父親端茶送水、親嘗藥石。這才符合他的一貫性格和處事原則。可“香艷版”中的楊廣卻在明知道屬于父親的一切很快就將被自己全盤繼承的情況下，一反常態地做出了對他自己最不利的舉動——喪心病狂地去非禮陳夫人。

如果此事屬實，那并不能證明楊廣好色，只能證明他愚蠢——十足的愚蠢！天后隋朝的整個天下都是他的，更何況一個小小的陳夫人？他何苦為了滿足一時的情欲而葬送自己為之付出了二十年努力的帝業？即使說他已經有把握徹底控制身患重病的父親，可非禮之事一旦泄露，他就必須冒天下之大不韙而采取極端行動。試問，這個一向以精明和謹慎著稱的楊廣，會因為一個女人而寧可用一場危險的政變來奪取本來已經唾手可得的帝位嗎？

顯然，這不符合常理。

第二：自相矛盾。

不但楊廣在這個“香艷版”中的表現不合常理，就連這個陳夫人的前后表現也是極度自相矛盾。據《隋書？后妃列傳》記載，陳氏被納入隋朝后宮為嬪，由于“獨孤皇后性妒，后宮罕得進御，唯陳氏有寵，”當時，“晉王廣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所以“規為內助，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駝等物，以取媚于陳氏。皇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

這就是說，早在楊廣還是晉王的時候，這個陳夫人就已經利用皇帝對他的“獨寵”，暗中收受楊廣的重金賄賂，從而“有力”地支持了楊廣的奪嫡行動。可見，陳氏與楊廣的關系早已非同尋常。即便他們不是情人關系，起碼也是一對政治同盟。換句話說，他們很早就是一條繩上的螞蚱，其關系可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既然如此，楊廣為何早不非禮、晚不非禮，偏偏要在皇帝病重、人心不安、朝野矚目的特殊時刻，去非禮這個奪嫡時的政治盟友陳夫人呢？退一步說，即便楊廣真的喪心病狂到如此地步，可這個陳氏既然敢在隋文帝還獨掌大權的時候冒著殺頭的危險幫助楊廣奪嫡，卻為何在皇帝已經病危、大權其實已落入楊廣手中的時候，反而拒絕楊廣的示愛、拒絕自己后半生的政治靠山和榮華富貴呢？再退一步說，即便陳氏是一個可以出賣一切但就是不能出賣肉體的“貞節主義者”，即便她拒絕了楊廣，但也絕對不可能把非禮之事告訴皇帝。原因很簡單：萬一楊廣因她的指控而被皇帝拿下，楊廣難道不會出于報復心理而把他們當年通賄奪嫡的丑聞全部捅出來、從而把陳氏也拉下水嗎？像陳氏這么一個歷經兩朝、成功地周旋于皇帝、皇后和藩王之間的絕頂聰明的政治女性，會愚蠢到不知道把非禮之事告訴皇帝將導致什么樣的嚴重后果嗎？

答案是：陳氏不可能這么做。

所以我們可以據此斷定：《隋書》在“香艷版”故事中對陳氏的前后記載完全是自相矛盾、不合邏輯的。

第三：張冠李戴。

關于楊廣的這個“香艷版”篡位故事為何會如此邏輯混亂、漏洞百出呢？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因為《隋書》的編撰者魏徵等人并不是這個故事的原創者。最早“創作”出這個故事的人其實是隋末唐初一個名叫趙毅的人，《隋書》的記載正是直接取材于趙毅所著的野史——《大業略記》。

這本書的史料來源其實并不可靠，大多是當時民間流行的一些雜談、軼聞和傳說。眾所周知，隋末唐初的百姓對“暴君”楊廣可謂恨之入骨，所以趙毅很可能正是懷著同樣的心情、出于批判楊廣的考慮，才根據民間傳說創作出了這個故事。而《隋書》的編撰者魏徵等人作為新朝大唐的臣子，當然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批判舊王朝、詆毀舊統治者的機會，所以經過加工處理后，將這個故事收錄進了官修正史。

可就在他們加工處理的過程中，卻出現了一個“張冠李戴”的錯誤。

讓我們先來看看《大業略記》中的記載：高祖在仁壽宮，病甚，煬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惟陳、蔡而已。帝(楊廣)乃召蔡于別室，既還，面傷而發亂，高祖問之，蔡泣曰：“皇太子為非禮。”高祖大怒，嗜指出血，召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令發詔追廢人勇，即令廢立。帝(楊廣)事迫，召左仆射楊素、左庶子張衡進毒藥。帝(楊廣)簡驍健宮奴三十人皆服婦人之服，衣下置杖，立于門巷，以為之衛。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

很顯然，在趙毅的記載中，楊廣非禮的對象是隋文帝的另一個寵妃：蔡氏，而不是《隋書》所說的陳氏。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張冠李戴”的錯誤呢？這難道僅僅是《隋書》編撰者們一時疏漏導致的筆誤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今天的我們已經無從知曉。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做一個推測。也就是說，《隋書》編撰者很可能是考慮到這個蔡氏與楊廣歷來毫無瓜葛，如果說她突然被楊廣非禮，恐怕看上去會顯得突兀，難以取信于人，還不如把蔡氏改成一直與楊廣暗中通賄(很可能還暗中通奸)的陳氏，這樣看上去就顯得順理成章了，而且還可以借此揭示楊廣大奸大惡的一貫性和長期性。可《隋書》編撰者卻沒有顧及到，把蔡氏偷梁換柱地改成陳氏，反而暴露出我們上面討論過的那個更大的邏輯漏洞。

當然，這一點僅僅是我們的推測，《隋書》為何如此“張冠李戴”的原因，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隋書》中這個“香艷版”的篡位故事，純粹是在野史的基礎上加工處理的結果。也許正因為取材于野史，所以《隋書》編撰者才不敢貿然把趙毅在“非禮事件”之后極力描述的那個“進毒藥”致“高祖暴崩”的情節收進官史。因為并沒有過硬的證據支持“楊廣弒父”的情節，所以魏徵等人只能在《隋書》中采取暗示手法。假使大唐的開國君臣早已掌握了“楊廣弒父”的證據，那他們肯定會在起兵推翻隋朝的時候大張旗鼓地昭告天下，怎么可能把這個攻擊隋煬帝的有力武器一直藏著掖著，直到時過境遷之后才在修撰《隋書》的時候語焉不詳地進行暗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