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況，司馬遷在每篇寫作結束之時都有一段結語，對上面記錄的史實作出評價，開始句為“太史公曰”，但是《史記·平準書》的結語絕大部分卻與上文的內容毫不相干，作者抑制不住感情，發了一大段牢騷，闡明自己的夢想，也流露自己的歷史虛無主義情緒，表明了一個正直的歷史學家對當時社會的憤恨之情。

太史公說：“《尚書》最早講到唐虞時期事，《詩經》最早講到殷周時期事(《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一般是世道安寧則按庠序中的長幼序尊卑，先農本而后商末(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為限制物利的堤防(以禮義防于利);世道變亂就會與此相反(事變多故而亦反是)。”

司馬遷的牢騷是由于心中有一個夢想——建立一個和平安寧的社會。而何以為和平安寧？有三個條件：第一長幼有序，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尊崇社會德高望重之人，輕視那些專做茍且鉆營之事的小人。第二先農本而后商末，農工商的順序不可倒置。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種田為第一。萬物出于土。司馬遷尊重生產第一線的人，這在道理上沒有什么錯，如果輕本重末，這個社會就不得和平安寧了。第三用禮義來限制對利的追求。如果一個社會把利看得高于一切，勢必要爭斗，這個社會也就不得和平安寧。他的夢想是借總結《尚書》和《詩經》而表露出來的。

太史公接著說：“齊桓公采用管仲的計謀，統一貨幣，從山海的事業中求取財富，以朝會諸侯，利用區區齊國成就了霸主的威名。魏國任用李克，充分利用地力，發展農業生產，成了強國。從此以后，在戰國時期天下互相爭奪，以詭詐武力為貴，輕視仁義道德，以富有之道為先，以推讓等禮儀為后。(自是之后，天下爭于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后推讓。)所以百姓中間富有的積財產上億計，而貧窮的糟糠之食尚不能滿足(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諸侯國強大的或至并吞諸小國而使諸侯稱臣(有國強者或并群小以臣諸侯)，弱小者有的甚至斷絕祭祀而亡國(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

司馬遷點了兩個人的名，一是齊桓公，一是李克，惟權是奪，惟利是圖，以他們為起點建立了一個什么世界呢？一批權貴被推翻后又換成另一批權貴，而仁義得不到實施，財產向少數人集中，廣大人民極端貧窮;強國不斷地吞并弱國，直至弱國絕祀而亡。

司馬遷認為，社會的進步在于仁義的實施，而不在于誰在臺上。人類道德水準的提高，是比什么都重要的“軟實力”。

司馬遷的夢想是不能實現了，感嘆仁義不施，歷史循環反復，道德淪喪，這個世界還有什么意義？感嘆“你方唱罷我登臺”，這個輪回不止的世界什么時候是個盡頭？

司馬遷自覺不自覺地流露出歷史虛無主義情緒。

太史公又說：“外對跟夷狄作戰，對內興利除弊建立功業，天下百姓盡力耕種不夠供給糧餉，女子紡織不足穿衣。古時曾經竭盡天下的資財以奉獻給天子，天子仍以為不夠使用。(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

司馬遷借古諷今，流露出對當時漢武帝時代的極大不滿：戰爭，到何時為止？一邊奢侈過度，一邊窮途潦倒。窮人的日子還有什么過頭？更加深了歷史虛無主義。

最后，太史公說：“沒有別的緣故，主要是當時各種事務互相影響，共同作用造成的，有什么可奇怪呢。(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這個世界究竟為什么會這樣，司馬遷也找不出原因，只能歸于“事勢之流，相激使然”，發出無可奈何的哀嘆！

兩千多年來，中國的封建社會一個朝代滅亡了，另一個朝代又誕生了;誕生了的朝代又滅亡了，不斷地輪回反復，漢以后是三國，三國以后是晉，晉以后南北朝，再后是隋唐……總是用一種類型的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種類型的剝削制度，社會進步緩慢，人們的道德水準甚至還在倒退。

司馬遷的夢想破滅了，流露出的歷史虛無主義觀點，還真的有幾分道理。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直到當代，毛澤東領導人民革命，徹底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沒有人剝削的人的、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才走上了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