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是個好皇帝嗎？如何客觀評價宋仁宗
宋仁宗是個好皇帝嗎？如何客觀評價宋仁宗
宋仁宗趙禎(zhào zhēn)(1010年5月12日-1063年4月30日)，宋朝第四位皇帝(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初名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母親是李宸妃，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封慶國公，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封壽春郡王，天禧元年(1017年)進中書令，二年(1018年)進封升王。九月立為皇太子，賜名趙禎，乾興元年(1022年)二月，宋真宗駕崩，仁宗即帝位，時年13歲，1023年改元天圣。1063年駕崩于汴梁皇宮，享年54歲。
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繼帝位，年僅13歲。初由太后劉娥垂簾聽政，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太后死，1033年開始親政。1022年-1063年，宋仁宗在位41年間曾多次更改年號，是兩宋時期在位最長的皇帝。剛剛即位以后改年號天圣，后來改年號明道，劉太后死后，宋仁宗又改年號為景佑，之后又先后改年后為：寶元、康定、慶歷、皇祐、至和、嘉祐。
他在位幾十年，對下屬寬厚以待，讓百姓休養生息，使宋朝達到一個發展的頂峰。宋仁宗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時期名臣輩出，國家安定太平，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仁宗皇帝當政期間，政府正式發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官交子”(相對于“私交子”而言)。
善于納諫
包拯在擔任監察御史和諫官期間，包拯屢屢犯顏直諫，唾沫星子都飛濺到仁宗臉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面還接受他的建議，竟然沒有怪罪這個鐵面無私的人。有一次包公要拿掉三司使張堯佐的職務，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張堯佐是仁宗寵妃的伯父，仁宗有點為難，想了辦法，讓張堯佐去當節度使，包拯還是不愿意，言辭更加激烈，帶領7名言官與仁宗理論，仁宗生氣地說：“豈欲論張堯佐乎？節度使是粗官，何用爭？”7人中排名最末的唐介不客氣回答道：“節度使，太祖太宗皆曾為之，恐非粗官。”張堯佐最終沒能當成節度使，仁宗回到后宮后，對張貴妃說：“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知包拯為御史乎？”
以上兩例，表現出這位帝王確實具有相當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這在封建時代，也算是很難得的了。因此，以往歷史學家們稱譽他為“守成賢主”。
仁宗的善于納諫還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包青天實在是政治清明的產物而非其他，因為皇帝的清明，有了包青天產生的政治環境 。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譏，還是被噴上一臉唾沫星子，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認為這樣會龍威盡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時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對提意見者絕不打擊報復，有時甚至會安撫有加。
一個懼怕大臣的皇帝，一般來說是會贏得他的人民的熱愛的，這個王朝的天也會比較清亮。
仁宗一朝不僅出現了包拯，還出現了“求之千百年間，蓋示一二見”，在《岳陽樓記》中唱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以及倡導文章應明道、致用，領導北宋古文運動的歐陽修。而仁宗慶歷初年實施的“慶歷新政”———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場社會改革，更為王安石變法起到了投石問路的先導作用。
“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過了考試。但在仁宗看來，他不適合做官，還是填詞的好，就給劃掉了。宋仁宗說：“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譏，說自己是“奉旨填詞”。譏諷仁宗的柳永不但沒被殺頭，填詞也沒受影響，且填得更加放肆，這就非同尋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氣，還“愿歲歲，天仗里常瞻鳳輦”。(意思是：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儀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風采，天下百姓都擁戴宋仁宗。)
駕崩去世
仁宗駕崩的消息傳出后，當他的死訊傳到洛陽時，市民們也自動停市哀悼，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了洛陽城的上空，以致“天日無光”。他的死甚至影響到了偏遠的山區，當時有一位官員前往四川出差，路經劍閣，看見山溝里的婦女們也頭戴紙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駕崩。
“仁政”，一直是傳統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沒有一個帝王能以“仁”為謚號或冠以“仁”。盡管沒有多少人喜歡當戰爭的犧牲品，但人們總愿意記住那些會打仗的皇帝，而忘卻仁宗這樣以“仁”治國的“仁主”。
宋仁宗在位期間西夏對宋發動戰事，雙方損失都很大。最終達成和議，西夏對宋稱臣，宋“歲賜”西夏以銀、絹、茶。宋中期土地兼并及冗宮、冗兵、冗費現象日益嚴重，仁宗起用范仲淹等進行改革，但最終失敗。
公元1063年農歷三月二十九日，54歲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號，舉國哀痛。《宋史》記載：“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于大內之前”; 宋仁宗趙禎駕崩的訃告送到遼國后，“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時為遼國君主的遼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驚，沖上來抓住宋國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又說：“我要給他建一個衣冠冢，寄托哀思。”
此后，遼國歷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政治
慶歷新政
慶歷新政由范仲淹十大政策揭開序目——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但反對勢力龐大，難以推動，一年四個月后便宣布中止。仁宗一朝對外雖無重大戰爭，對內亦無重大革新。
宋仁宗生性恭儉仁恕，百司曾奏清擴大苑林，宋仁宗說：“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宋仁宗去世后，就連訃告送到遼國時，竟“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耶律洪基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史載遼道宗“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侯耳！’”
軍事
仁宗即位時，由劉太后垂簾聽政，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聽政十一年后病卒，仁宗始親政。
在位期間最主要的軍事沖突在于西夏，夏景宗李元昊即位后改變其父夏太宗李德明國策，展開宋夏戰爭，延州、好水川、定川三戰宋軍先勝后敗，韓琦、范仲淹更在好水川之戰后被貶。到定川之戰，西夏分兵欲直搗關中的西夏軍遭宋朝原州(今甘肅鎮原)知州景泰的頑強阻擊，全軍覆滅，西夏攻占關中的戰略目標就此破滅。西夏因連年征戰國力難支，最后兩國和談：夏向宋稱臣，宋每年賜西夏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史稱“慶歷和議”，取得了近半世紀的和平。
遼興宗時以蕭惠陳兵宋境。接著，宋朝派富弼與遼國協議，其嚴詞強硬，博征旁引使國威大振，打破遼國索要后周時期柴榮奪取的三關之地，以增加歲幣為條件，維持澶淵之盟的和平協議，史稱重熙增幣。
但需注意歲幣支出對宋而言并非沉重負擔，比起選擇戰爭的軍費，歲幣開支無足輕重。寶元元年，陜西出支為1551萬;寶元二年展開宋夏戰爭后，慶歷二年陜西出支為3363萬，幾近赤字。遼國失去南下劫掠的經濟誘因，也是遼宋能維持百年和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皇祐四年(1052年)，儂智高反宋，軍隊席卷廣西、廣東各地。仁宗任用狄青、余靖率兵南征。皇祐五年，狄青夜襲昆侖關，大敗儂智高于歸仁鋪之戰。遁走，后不知去向。
經濟
仁宗執政時期，由于長期的和平，宋朝經濟快速發展，并出現交子。仁宗時冗兵特別嚴重，全國軍隊總計125萬9千人，占賦稅十分之七。真宗與仁宗兩朝土地兼并更嚴重，公卿大臣大都占地千頃以上。仁宗晚年，“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并冒偽習以為俗，重禁莫能止焉”最后“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
文化
宋仁宗在位期間，曾多次關心圖書館文化事業。景祐中，鑒于三館秘閣藏書多謬亂不全，詔翰林學士王堯臣、史館檢討王洙、館閣校勘歐陽修等人進行編次和整理，于慶歷初(公元1041年)成《崇文總目》66卷。是北宋一部重要的官修目錄。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又下詔：建隆初，三館聚書，僅止萬卷。然而今秘府所藏，比唐開元舊錄，遺逸尚多，宜開購賞科，以廣獻書之路。規定每獻1卷館閣所缺之書，賞丈絹1匹，及獻500卷，特與文資。次年閏月，又下詔搜訪遺書：“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者，令史館視其篇目，館中所無則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仕職官者以聞。“當年，就有三禮涉弼，三傳彭干，學究朱載等人，響應號召獻書，并命其分置于各書府，欽賜涉弼等人以科名，以示獎勵。又下令編撰《嘉祐搜訪闕書錄》1卷，作為搜訪依據。
慶歷初，他任用富弼以和契丹，任韓琦、范仲淹以拒西夏。并試圖進行改革，但在反對派的攻擊下，不久廢罷。
人物成就
宋仁宗趙禎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一生沒有太大的作為。但宋仁宗在位時期北宋文人政治文化獲得較大發展，“和而不同”的慶歷士風得以涵詠和張揚，宋仁宗與他的士大夫合作者們共建了和諧的人文社會，為北宋的“極盛”時代的到來。做出了重要貢獻。
正面
宋仁宗是一代明君，他性情寬厚，不事奢華，還能夠約束自己，受到歷代歷史學家，政治家的稱贊。在宋代，贊美、歌頌仁宗的人有很多。這些人包括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曾鞏、胡安國、劉光祖、周必大、楊萬里、王璧、陳俊卿、劉克莊、趙汝騰、葉適、王十朋、文天祥等等。“仁”就是對他的最高評價，“為人君，止于仁。”《宋史》這樣評價贊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于亂。《傳》曰：“為人君，止于仁。”帝誠無愧焉。
反面
王夫之評論宋仁宗的“無定志”：“仁宗自明道二年劉后殂始親政，訖乎帝崩，三十年，兩府大臣四十余人。……其進也，不固進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終退也，俄而又進矣。人言一及而輒易之，互相攻擊則兩罷之;或大過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計偶乖而即斥之，……計此三十年間，人才之黜陟，國政之興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終歲。吏無適守，民無適從，天下之若驚若騖、延頸舉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無定志也，既若此矣。”
翻譯： 據王夫之所論，在仁宗親政的三十年中，兩府大臣換了四十余人，都是屢進屢退，“人言一及而輒易之，互相攻擊則兩罷之，或大過已章(彰明也)而姑退之，或一沖偶乘而即斥之，……計此三十年間，人才之黜陟，國政之興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終歲。“即使賢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無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績。這樣朝令夕改，一反一復，使“吏無適守，民無適從”，讓下面的人感到無所適從，結果什么事也辦不成。
王夫之所說是切合實際的。當時，臣僚們都知道仁宗這個脾氣，所以蔡襄曾說他“寬仁少斷’’。在慶歷改革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仁宗：“朝廷增用諫臣，修、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非難。三人忠誠則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御之說。……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