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爭概指明末東林黨(及其骨血——復(fù)社)與宦黨、浙黨、齊黨、楚黨、昆黨、宣黨之爭。明萬歷時起，朝政日趨腐敗，黨派林立，黨爭迭起。在這些黨派中，最先以浙黨勢力較大，浙黨首領(lǐng)沈一貫、方從哲都先后出任內(nèi)閣首輔，在朝當(dāng)政。后經(jīng)“梃擊”、“紅丸、“移宮”三案之后，光宗朱常洛即位，東林黨因擁立有功而勢力大盛。浙黨落敗，轉(zhuǎn)而投效閹宦首腦魏忠賢。

說起魏忠賢這個人，在羽翼未豐、初得恩寵之時，的確有可稱道的一面?？此?jīng)力排眾議、大膽起用遼陽戰(zhàn)敗后遭受讒言的熊廷弼，不徇私情、果斷罷免寧錦一戰(zhàn)中畏縮不出的袁崇煥，拋開私怨、違心推薦趙南星、孫承宗等一批能臣干吏，在邊關(guān)危急之時，毀家紓難的等等作為，就知道為什么明熹宗對他會有“恪謹忠貞，可計大事”的評價。以袁崇煥的孤忠和耿介，都說他：“功在社稷，海內(nèi)之共見共聞，業(yè)已銘刻金石，無容職贅。至其身任邊事，誓圖恢復(fù)，梟滅逆虜，任用劉應(yīng)乾、陶文、紀用等，而關(guān)內(nèi)外御敵之伏甲、軍器、馬匹、懸簾等項俱以家資置辦，日逐觧來，又助軍需。臣方一意巡緝嚴警，諸營將吏不敢貪懦營私，不敢饋遺隱串，改虛為實，化賈為真;易怯而勇，以有今日。從古內(nèi)臣誰有出其右者？”其間雖然有極度夸張的成分，但大抵不會是空穴來風(fēng)。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魏忠賢所做的這一切，并不是為了天下萬民、江山社稷，僅僅是為了‘閹黨擅權(quán)’找合法性依據(jù)而已。光宗早亡，熹宗雖倚重閹黨，然而畢竟東林黨已經(jīng)歷朝三代，樹大根深，實力之強不下于己，雙方雖屢屢沖突，卻一時難分高低。浙黨新來依附，也是貌合神離。昆黨、宣黨等中間勢力也還在觀望。他以宦官之身而居卿相之實，與封建禮法背道而馳，滿朝文武與他芥蒂之深，就是拿“離心離德”來形容也不過分。魏忠賢實在不能不有所收斂，以期拉攏人心，并非發(fā)自肺腑的“忠公體國，急公好義”。誠如仲甫先生所言：“非為計及目民之憂樂，徒為一家一姓之福祚悠長。”

現(xiàn)在的一些商業(yè)文人，為了標(biāo)新立異、攝人眼球，就去把他吹捧的成仙成圣，不也太可笑了嗎？！他在連續(xù)獲得了昆黨、宣黨與及部分朝臣、戍邊大將的支持以后，所行的罪惡罄竹難書，不是幾場政治作秀、幾篇錦繡文章就能遮蓋的。他利用當(dāng)時的皇帝明熹宗的昏庸，把持朝政，網(wǎng)羅親信，更與“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爪牙饕餮放橫、并作妖孽，一時廠衛(wèi)之毒流滿天下，致使百姓道路以目。為了鞏固地位且兼削弱民智，更將一大批不滿他的官員士子弄得慘死獄中(如左光斗、楊漣、魏大中等)，民間學(xué)院也被夷為頹垣敗瓦。一大批無恥之徒都先后阿附于他，更有某些阿泱之臣到處為他修建生祠，耗費民財數(shù)千萬。魏忠賢串聯(lián)客氏，喋血內(nèi)廷，任人唯親，嚴刑酷法，冒功掠財，箝制輿論，招搖揮霍已為學(xué)界共識。當(dāng)代尤以韓大成、楊欣所著之《魏忠賢傳》對其刻畫最為窮形盡相。正如《明史》所說：“自內(nèi)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本褪沁@幫宵小之徒內(nèi)外呼應(yīng)、上下結(jié)合，擅權(quán)亂政，打擊異己，把天啟年間的政治局面搞得畸形而恐怖。諫官楊漣彈劾他的二十四大罪狀，除個別條陳略顯酸腐無稽，倒有一半以上堪稱實事求是?！傲⑿≈乙允鄞蟛恢遥⌒乓猿纱蟛恍拧?，不正是歷代官家所擅長的把戲嗎？中國歷史上有哪個執(zhí)政集團能例外呢？！由是可知，肉食者尚未獨霸坤綱、口銜天憲、羽翼豐滿之前的所謂“親民演義”、“英明果決”，正是以后變本加厲去蠹政害民的資本。

一朝天子一朝臣，思宗朱由檢即位，魏忠賢失勢之后，百姓便滿心希望的把未來寄托于當(dāng)初宦官們殺而未絕、元氣漸復(fù)的東林黨身上。因為早在萬歷年間，顧憲成、李三才、錢謙益、高攀龍、史孟麟等黨魁，就向基層百姓和中下層知識分子畫了這樣一個大蛋糕：1.我們主張寬賦于民，減輕剝削，以避免“驅(qū)民為資”。2.堅決反對礦稅的殘酷掠奪，要求保護工商業(yè)者的利益。3.主張開放言論，澄清吏治，唯才是舉，反對宦官干政，希望穩(wěn)定社會秩序。

這曾一度令我們的百姓仿佛看到了奔向“大同社會”的革命綱領(lǐng)，雖然歷時已久，其間多位大賢已然故去，其主張卻焉能忘懷？！我們知道“群書治要”里有一句話，叫：“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笔裁匆馑寄?，就是說根據(jù)一個人的言論來判斷人品，人們就會用技巧來修飾言語;如果是依行為來判斷人品，人們就會盡力充實內(nèi)在的德行。巧飾言語毫無用處，盡力完善德行必將會有所成就。對于個人也好、黨派也好，我們不僅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這點是長期經(jīng)帝王之術(shù)洗腦的中國老百姓所欠缺的。為此，他們也付出了相應(yīng)的代價。

代價一：寬賦于民變成了寬賦于商，部分農(nóng)民易子相食。東林黨作為中小地主階層知識分子松散的政治聯(lián)盟，乍一上臺，就廢除了工商稅，可對農(nóng)業(yè)稅卻是絲毫未減，反而有所暴增。據(jù)《明史-食貨》載，東林黨人得勢時期，政府田賦占新餉(新餉亦稱遼餉，明朝后期加派的稅賦名)的比重約95%，(換句話說，亦即是鹽稅、關(guān)稅和雜項所繳之賦不足百分之五)遠遠高于閹黨執(zhí)政時期的63%和82%。每臨前方戰(zhàn)事吃緊，亡國之禍在即，皇帝要下令增加工商稅時，東林黨人必以“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為借口，不向富商巨賈拿錢，反向廣大百姓攤派。把明末清初的《西臺漫記》、《廣東通志初稿》與《陜西志》一相對比，就一目了然了，山主礦主都富得流油(記曰：我吳市民罔籍田業(yè)，大戶張機為生，小戶趁織為活。每晨起，小戶百數(shù)人，嗷嗷相聚玄廟口，聽大戶呼織。日取分金為饔餮計。大戶一日之機不織則束手，小戶一日不就則腹枵，兩者相資為生久矣)稅賦卻沒有絲毫增加，陜西“八年皆大旱不雨”，朝廷還攤派不斷。有的老百姓實在交不上錢了，就干脆被東林黨人指為“漢奸”，被罰充軍戍邊。理由是國家正在對滿清作戰(zhàn)，這個節(jié)骨眼上拿不出錢來等于間接助敵。

代價二：言論自由的主張成了當(dāng)權(quán)派壟斷話語權(quán)的王牌。明朝末年，有個叫張世則的官員，他為官清正，嫉惡如仇，曾彈劾陜西巡撫貪贓枉法，大快人心。后又彈劾吏部尚書賣官鬻爵，皇帝以挾私議貶，為權(quán)貴們所抑10年。在四川做官時，他施恩予澤，取信于白草諸番，一些少數(shù)民族紛紛自愿獻地捐款，加入石泉縣版籍為民。此外，他還富有文才，除公務(wù)外，便以著述為事。主要著作有《貂鐺史鑒》和《大學(xué)初義》。張世則一生仕途不順，因此對躋身宦達之事也就希望漸消，唯一所愿，不過是《大學(xué)初義》能夠付梓刊行。然而最終這本書卻沒能得以出版，差點成了孤本殘籍。

我們不禁要問，難道是這本書里涉及色情、暴力、恐怖、穿越與及抨擊時弊的內(nèi)容了嗎？都沒有。是徹徹底底的正能量！歸根結(jié)底，不過是其學(xué)術(shù)見解與東林黨首腦人物高攀龍相左而已。原來東林黨所謂的言論自由，僅僅是指自己可以暢所欲言。草根屁民的見解與我不合，便是間接妨礙了我的言論自由，我就要讓你噤若寒蟬。這就是他們的“強盜邏輯”！

代價三：引義慷慨的外表成了東林黨人士賣直取忠、貪墨腐敗、里通外國的資本。

先說說李三才。據(jù)《明史》，李三才于萬歷二十七年以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他在任上懲治礦監(jiān)稅使等害民之官最為得力，曾經(jīng)幾次上疏，言詞激烈，諫請神宗皇帝“盡撤天下稅使”。對于這樣一位一度成為晚明黨爭焦點人物的封疆大吏，史傳的評價是毀譽各半。一方面認為“三才在淮久，以折稅監(jiān)得民心”;“淮人深德之”;另一方面又不諱言“三才才大而好用機權(quán)，善籠絡(luò)朝士”，“性不能持廉，以故為眾所毀”。 關(guān)于李三才不能持廉和“用機權(quán)”，清人陳鼎撰《東林列傳》亦有評述：

(三才)又性豪華，疑不為清流所喜，而結(jié)客滿天下。(顧)憲成之前，譽言以至，信其才真足辦國家矣。或言，憲成過淮上，三才宴之，常蔬而已。厥明，盛陳百味。顧憲駭問，對曰：“皆偶然耳。昨偶乏，故寥寥;今偶有，即羅列?！币源瞬灰善渖?。其操縱類如此。

再談?wù)勫X謙益(1582年—1664年)，此人歷任南明的教育部長、外交部長。崇禎十四年(1641年)59歲，迎娶23歲的名妓柳如是(1618年-1664年)，致非議四起，婚禮中的船被扔進了許多瓦石。后任南明朱由崧所建“弘光朝廷”的一品大員，當(dāng)兵臨城下時，柳如是勸錢與其一起投水殉國，錢沉思無語，最后說：“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奮身欲沉池水中”，卻給錢謙益拉住。史載：“錢(謙益)聲色自娛，末路失節(jié)，既投阮大鋮而以其妾柳氏出為奉酒。阮贈以珠冠一頂，價值千金。錢令柳姬謝阮，且命移席近阮。其丑狀令人欲嘔?！?/p>

這就是南明高級知識分子(東林黨)的丑惡嘴臉。平常他人模狗樣的教學(xué)生“食儉處貧，儒者之?！保寣W(xué)生啃窩頭、吃咸菜，然后自己弄一屋子金銀珠寶;告訴學(xué)生“生死沉浮尋常事，樂將宏愿付青山”，讓他們馬革裹尸，為國捐軀，輪到自己以身殉節(jié)了，臭不要臉的跟妻子說“池子里水太涼了，跳不下去”;天天跟學(xué)生叨叨“儉者節(jié)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jié)欲者安”，所以你找老婆主要得看人品，能勤儉持家、相夫教子就行，用不著多漂亮。然后自己秀一個比自己小三十來歲的小秘，整日介顛鸞倒鳳、纏綿床第、風(fēng)流快活。

讀史至此，不得不讓人浩嘆：在一個充滿仁、義、禮、智、信、忠、孝、恭、敏、悌的教條主義政府內(nèi)，忠誠正直與大義凜然，已不再是什么必備的品質(zhì)，而是可以用來取悅皇上，蒙騙百官，貪墨腐敗，瀆亂人倫的資本。

代價四：一味強調(diào)自己的“先進性”，黨見(禁)日深，排斥異己，士庶合流遭到阻斷。東林黨主政中后期，屢次下發(fā)不準其他黨派存在或限制其政治活動的禁令?！睹魇贰ご蘧皹s傳贊》云：“方東林勢盛，羅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異者，詬誶隨之矣……核人品者，乃專以與東林厚薄為輕重，豈篤論哉！”什么意思？就是說東林的壁壘森嚴，黨見太深，凡是不合東林之旨的人，都被斥為“反政府”、“反人類”。黃克纉、畢自嚴、崔景榮等人，就是因為不肯加入東林黨，而受其毀謗攻訐。

我們知道，在專制社會，一個政權(quán)的氣運存續(xù)直接取決于帝王家們的十項基本素質(zhì)——做人原則、政治號召、管理方法、胸襟氣度、謀略判斷、品德見識、統(tǒng)御能力、英明智能、執(zhí)法態(tài)度、軍事才干，而間接則取決于民心的向背。所以說如果統(tǒng)治階級能自覺自愿的推進“士庶合流”，讓百姓覺得自己通過努力以后，可以與士族階級平起平坐，或成為其中的一員，那么百姓能不拼死守衛(wèi)這個給他帶來希望的政權(quán)嗎？

所以在開明專制的歷史時期，我們能看到許多平民百姓、布衣寒族通過“開科取士”而一躍成為當(dāng)朝宰輔的。比較典型的是李世民時期冊封的“十八學(xué)士”。(唐太宗李世民在長安城設(shè)文學(xué)館，邀大行臺司勛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太學(xué)博士陸德明及孔穎達、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和姚思廉、蔡允恭、顏相時、 于志寧、許敬宗、蘇世長、李玄道、薛元敬、薛收、李守素、蓋文達、褚亮、蘇勗共十八人常討論政事、典籍，當(dāng)時稱之為“十八學(xué)士”。)

美國學(xué)者威爾杜蘭對科舉制度作了如下評價：“就理論上來說，這個方法最能調(diào)和貴族政治和平民政治：人人皆有平等做官的機會，但只有那些適合做官的人才有機會做官。事實上，這個方法實施一千多年來，給中國帶來許多好處?！?/p>

但是現(xiàn)在“人人皆有平等做官的機會”被東林黨剝奪了，你不是東林黨或者你不認同東林黨的宗旨，你就不能做官。為什么非要認同東林黨的宗旨？！用他們的話說就是，因為東林黨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所以其執(zhí)政理念也就得天獨厚的長期帶有“先進性”。

強弱有定數(shù)，逆順有大體。茍非其人，雖強亦弱，茍安其人，雖弱亦強。千古盛衰，皆有來由。任何一個執(zhí)政團體，上臺之初，常常對百姓宣化政教，大言不慚的說團體具備自己所鼓吹的“先進性”。然而這種‘先進性’說穿了，并非因為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有什么神秘的理論武器，而是開基立業(yè)之前兩代人，往往知道民間疾苦，勤心庶民之政，方使“廉恥道消”、“四民遷業(yè)”、“毀譽亂真”、“賢者藏匿”、“直言蔑聞”、“上下相循”五大亂象消滅于萌芽之中，僅此而已。至于承平之日久，事主之心日驕，哪里還記得什么“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fā)于所忽之中，而亂常起于不足疑之事”之類的大道理？所以說，如果沒有有效的體制約束，任何一個利益集團的“先進性”都不會長過二三十年。

東林黨人愚蠢的以為自家的“先進性”可以長生不老，無怪乎猶如曇花一現(xiàn)，轉(zhuǎn)瞬即逝。

代價五：在用人上強化“君子與小人、圣人與禽獸”之論，在政治上強調(diào)“不為同道，便為仇敵”。其大患不僅為害當(dāng)時，更流毒后世，令中國的知識分子與下層勞動人民長期陷于“兩末之議”。晚明東林黨人作為傳統(tǒng)社會的士大夫群體，他們的知識系統(tǒng)和思維方式深受先秦以來儒家文化承載的熏陶和制約，在認知方式上表現(xiàn)出明顯的絕對化傾向。我們這里斷言的“絕對化思維傾向”可以說是儒家文化與生俱來的一個思維特點，這一特點的形成則主要肇源于先秦儒家的人性討論。簡言之，當(dāng)年孔子聲稱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yǎng)也”、宣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的時候，就已經(jīng)將人性簡單地劃分為兩極，顯露出在認識上將人性善惡絕對化之端倪。

東林黨人提倡“圣人治國，君子入仕”，摒斥法家的“抱法處勢”。然而大部分人既非君子與圣人，也非小人和禽獸，而處在這兩者之間。此舉無異于自絕于人民。事實上，韓非子在《難勢第四十》中早就指出，不能簡單地用兩個對立的概念來論證事理，因為代表禽獸的桀紂、代表小人的費、尤和代表圣人的堯舜、代表君子的伊尹、仲虺都是歷史上兩種極端的狀態(tài)，是很少出現(xiàn)的，如果要等待堯、舜這樣的賢人來治理當(dāng)代的民眾，就好比一個一百天不吃飯的人非要等待大魚大肉一樣，非餓死不可;針對論者“良馬堅車，讓奴仆駕馭就要被人譏笑，而讓善于駕車的王良駕馭卻能日行千里”的比喻，韓非子反駁說，就如同等待善于游泳的越國人來救中原地區(qū)落水的人，越人固然善于游泳，但落水的人并不能得救。等待古代的王良來駕馭當(dāng)今的車馬，也好比等越人來救落水者的說法一樣，顯然也是行不通的。良馬堅車，加上五十里設(shè)一個驛站，讓中等車夫來駕馭，要想跑得快走得遠是可以辦到的，一千里路程一天就能到達，何必等待古代的王良呢？況且駕車，要是不用王良，就一定要讓奴仆們把事辦糟。治理國家，要是不用堯、舜，就一定要讓桀、紂把國家搞亂。就好比品味，不是蜜糖，就一定是苦菜。這些都是堆砌言辭，違背常理，趨于極端化的理論，怎能用來責(zé)難那種合乎道理的言論呢？

(原文：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dāng)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萊、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shù)，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

君不見，安德烈放浪形骸，巴頓談吐粗俗，繆拉不拘小節(jié)，蘇爾特貪財好利，步騭“種瓜自給”，闞澤“家世務(wù)農(nóng)”，陳表“將家支庶”，張梁“未有知名”，劉基仇人之子，甘寧帝國之將，凌統(tǒng)使氣殺人，胡綜嗜酒如命，而拿破侖、孫仲謀能用之，此其所以致功也！正所謂“大禮不辭小讓，大行不顧細謹”。時值亂世，用人更應(yīng)該不拘一格，以便外除勁敵，內(nèi)匡時弊。

東林黨處世治國的理念如此苛求全備和片面極端，那么絕大多數(shù)具備偏才的士人就只能有兩種選擇了：其一，對其望而卻步，敬而遠之;其二，用厚黑打磨自己，裝成圣人，以求拔擢。

其后涌現(xiàn)而出的“復(fù)社”，倒是挺有幾個有骨氣的文人，例如夏允彝、夏完淳、陳子龍等200余名骨干。但大部分，還是些趨炎附勢之徒。史載虎丘大會以后，“復(fù)社聲氣遍天下”，“俱以兩張為宗”。有人公開宣稱：春秋兩試，“孰元孰魁，孰先孰后”，均由張溥一人定奪。又說：“中式者皆復(fù)社之人。”于是人人爭入復(fù)社，以為角逐勢利之所。由此看來，則張溥之志，無非“乘時以自王而已”。

無論閹黨也好，東林黨、復(fù)社也罷，不過是真小人與偽君子之別而已。他們上臺前后，無不反復(fù)干著五件事：1.強調(diào)本黨派的利益高于一切。2.一味的重申自己黨派的所謂先進性。3.壟斷仕途，黨同伐異，結(jié)黨營私。4.貪墨腐敗，瀆亂人倫，大搞形象工程。5.提倡玄虛無用的“兩末之議”。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贝苏Z用之當(dāng)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而今有些文人墨客、達官貴人甘心依附于七大利益集團之手，{強力政府部門及其官員，地方政府及其相關(guān)官員，國有壟斷企業(yè)特別是央企和地方重要國企及其高管，跨國資本及其國內(nèi)代理人(即俗稱的“洋買辦”)，房地產(chǎn)開發(fā)商，大的民營企業(yè)和民營資本(包括民營房產(chǎn)商、煤老板等實業(yè)資本家、金融資本家)｝所言所行，無非為了討主子的歡心，以便“下亂群情，上搖國是，邀握朝柄”，哪里是真心為了老百姓呢？！跟閹黨、東林、復(fù)社不也是一丘之貉吧？（來源： 共識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