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記》的奇異命名給讀者帶來不少的諧趣，譬如馬流、崩芭和奔波爾灞、灞波爾奔等都令讀者捧腹。但如果我們知道了它們只不過是“猴”和“吐蕃人”的音譯，初讀時的諧趣恐怕就沒了。自從歐風美雨席卷中國以來，“月是西洋圓”似乎成了一種思維定式，在很多人的思想中，這已成為不證自明的前提或習焉不察的慣性。實事求是地說，這種“外來和尚會念經”的思維倒并不完全起因于近代以來中華文化的衰落，似乎也是古已有之。只不過，古代的“圓”代表了某種征奇好異的心理(中國文化中本來就有探究殊方異物的傳統)，并非當下的步趨與艷羨。

古人對于四夷的輕蔑與對于海外的崇信是既矛盾又真實的存在。前者自不必言，后者從明清小說中大量有敵國之富或超人之識甚或房中秘術的胡僧形象便可窺一斑，就連《紅樓夢》也栩栩然地展覽了自鳴鐘、依弗哪之類西洋器物。當然，總體來看，《西游記》才是最“崇洋媚外”的作品。因為整個故事便以東方為“貪淫樂禍，多殺多爭”、“口舌兇場，是非惡海”之所，需去西方求取真經以造福東土，似乎《西游記》的作者在五百年前便看到了近一個世紀以來一代又一代的唐僧們“西游求經”的現實。

不過，《西游記》卻也有些冤枉，因為它不過是借用了佛教的套子，只是恰好印度在西方暗合了當今“向西”的潮流而已。至于其書，倒并未像當今學者動必稱希臘、言必引歐美可比。然而在當今以西為貴的文化風尚下，我們竟然也能從《西游記》中找到其“未能免俗”的小尾巴。比如花果山四健將中有“崩芭”二將軍，亂石山碧波潭有小妖“奔波爾灞”，這兩個名字聽起來很有趣，只是歷來不太清楚其究竟從何而來。我之所以把二名放在一起討論，是因為它們聽起來很像，所以我也曾仔細思考其共源的可能性，但探求的結果卻發現并非如此，因為它們分別是不同語言的音譯——也就是說，他們實際上是“外語”譯名。首先來看“崩芭”。此詞后來出現時也寫為“奔芭”，知其不可從字求義，而應從音求義。

“崩芭”二將軍與“馬流”二元帥上下對舉，其意義當有聯系。馬流指猴，宋人趙彥衛《云麓漫鈔》中說“北人諺語曰胡孫為馬流”可證。其實，也不煩外引，就《西游記》自己便可證明，第十五回觀音菩薩指責孫悟空時說：“我把你這個大膽的馬流，村愚的赤尻！我倒再三盡意，度得個取經人來，叮嚀教他救你性命，你怎么不來謝我活命之恩，反來與我嚷鬧。”更妙的是此前介紹馬流二元帥時恰好也說“將兩個赤尻馬猴喚做馬流二元帥”，二證相參，鐵案如山。

如此一來，據“將兩個赤尻馬猴喚做馬流二元帥，兩個通背猿猴喚做崩芭二將軍”來看，“崩芭”也理應指猴。不過，這卻并非中國俗諺，或當從梵語轉來。據《佛教漢梵大辭典》可知，梵語“猴”有三詞，其讀音分別為kapi、markata、vānara，《一切經音義》卷五九云：“梵言末迦吒，此云猴”。總之與“崩芭”均不同。但由于梵語很長時間以來失去了普通語言的功能而固化為學術語言，其詞匯的存佚也便難以考據。不過，我們以承襲梵語詞匯的印地語為中間環節便有驚人的發現。從讀音來看與“崩芭”發音接近的梵語詞是Badara，意思是棗樹。印地語中“棗樹”沿襲梵語，只是拼寫發生了一點改變，把中間的字母去掉，變成了Bēra。有趣的是，梵語Badar在印地語中還保留著(天城體寫法沒有變化，拉丁化寫為Bandara，多了一個“n”)，只是不再承擔棗樹的意義了，而它現在的意義正是猴子。

想來梵語用以名猴的詞匯中，Badara可能也是其一，只是此詞后來在梵語中消失了，卻仍保留在印地語中。那么，《西游記》的作者或許是從某一佛教文獻中借了Badara的讀音來杜撰出“崩芭”一詞的。當然，有人會指出，現存的佛教文獻中并無此譯音，但這并不能完全否定這一推測，因為即便上文所舉“末迦吒”之類的音譯詞，現存佛教文獻同樣沒有，它們均直接用“猴”字來譯了，但《一切經音義》等書都記錄了這一音譯詞，起碼證明當時有人知道“猴子”一詞的梵語讀音。語言的巴別塔雖然高摩云霄，但精通多種語言的人一定會有這樣的體會，就是上帝在建巴別塔時，還是留了不少暗門，讓它們可以互通款曲。我們再來看看與“崩芭”讀音極像的“奔波爾灞”。從原形上看，奔波爾灞是鲇魚怪，與這個名字沒有什么關系，所以，或許還有更復雜的來源。我多方求索，終于發現，這個名字與小妖的老家有關。

《西游記》與吐蕃(明時的烏斯藏)的關系比較奇特。玄奘當年西行求經并未經由吐蕃，而是從北線出玉門關取路高昌的。但元人吳昌齡《西游記》雜劇中卻有“烏斯藏”，《西游記》小說或許受此啟發，或許對烏斯藏別有興趣，于是便把豬八戒的發祥之地高老莊也塞進了“烏斯藏國界”。說它是塞進來的可以從小說的情節來證明，離開高老莊后除了介紹豬八戒出身以外就再也未提及烏斯藏——這一失于照應不只是后文再未提及這一段行程，還有更重要的罅漏，師徒西行過一國必換通關文牒(不少磨難即與此有關)，就是并非國家的玉華州都蓋了印，但烏斯藏卻未聞用印，女兒國的故事里作者曾經把通關文牒所列之國一一表出，其中確無烏斯藏。那么基本可以確定，這一節故事確是作者“夾塞”放進去的。

當然，說其后再未提及烏斯藏也不妥當，原因就在于，奔波爾灞的老家或許就是這里。根據《西游記》的描述，亂石山碧波潭當在牛魔王所在的積雷山附近，因為牛魔王與碧波潭的萬圣龍王交了朋友，互相宴酬，應該相距不遠。當然，積雷山與碧波潭都是作者虛擬的地方，不用太當真，但其地理方位卻大可按圖索驥。在火焰山時孫悟空問土地：“積雷山坐落何處？到彼有多少程途？”土地回答：“在正南方。此間到彼有三千余里。”火焰山在今吐魯番，向正南三千里，若論直線距離，大概在今天的日喀則地區，但古人所說距離一般指路程，則可能在今天的納木錯附近。當然，《西游記》凡是說距離都可能會有夸張的地方，但即使以兩千五到三千五百里路的范圍來看，也一定在當時的吐蕃。

為了確證此點，我們還可再看一下祭賽國的位置。本來《西游記》在師徒西行過程中很少具體講某國方位，而祭賽國這里卻特意交待了一下。金光寺僧人說：“此城名喚祭賽國，乃西邦大去處。當年有四夷朝貢：南，月陀國;北，高昌國;東，西梁國;西，本缽國。”“西梁國”指唐僧師徒剛剛路過的西梁女國，實即歷史上的東女國，“高昌國”則指古代歷史上位于吐魯番東部的高昌古國，可知作者把虛擬的祭賽國放在了吐魯番之南，據二小妖的自供“住居在本國東南，離此處路有百十”亦可知與西藏對看方位無誤。當然，這里的“路有百十”只是隨口的約數，究竟有多少并且與前所言“三千余里”如何換算已無法究詰，因為師徒四人過火焰山后并非向正西行走，祭賽國在高昌國之南，則知四人是向西南行進，書中又未言及走了多遠，故無法參照指認。綜合這些信息，我推測這個“奔波爾灞”的命名靈感來源于吐蕃，請試論之。

我們知道，藏地在唐代稱為吐蕃，藏人稱其地為“蕃”(藏語bod)。這種自稱與藏族本土固有的原始宗教苯(bon)有關，藏族學者根敦瓊培在《白史》中即指出此二字“音相近”，而且“二后音亦多互用”。另外，藏人稱其地居民則為本巴(bod-pa)，有學者又認為“‘本’(bon)這一名稱來源于動詞‘本巴’(bon-pa)，‘本巴’一詞表示用拼作圣歌的咒語去交通神靈”。而原始宗教苯后經過辛繞米保切的改造，成為苯教(bon-po)，音譯為“苯波”、“本波”甚至“崩薄”、“奔布爾”。此教后在公元八世紀與佛教逐漸融合，但其對西藏的文化依然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奔波爾灞”就是“bon-po-pa”的音譯，即意為“苯教之人”，或者也可理解為“吐蕃人”。也就是說，作者讓這兩個小妖出自吐蕃，便依他對烏斯藏的粗淺了解，用音譯的方式給它起了這樣的名字。當然，有人會問，這是否只是一種巧合，《西游記》作者是否對藏語有“粗淺的了解”并足夠以音譯的方式命名。事實上，前文所引資料已經可以證明此點了，那便是《西游記》在介紹祭賽國地理位置時舉出的“本缽”國，其實正是也被譯為“苯波”、“本波”、“崩薄”、“奔布爾”的苯教(bon-po)。這里“奔布爾”一詞與“奔波爾灞”的相似度已達75%了，如果有人認為中間那個字是“布”而非“波”，我們也可以不計較音譯選字的問題而提供新證據，苯教的“奔布爾經”也叫“奔波經”，由此可知作者對烏斯藏并非僅感興趣，則對此譯名的推論也當非向壁虛構了。

《西游記》的奇異命名給讀者帶來不少的諧趣，比如鱖都司、鱔力士、鯉總兵、鱖少卿、鯉太宰之類，《西游證道書》中汪象旭點評說：“種種官名俱趣，但不知有鱉相公否？”這是他牽合民間俗語“王八”和“相公”而提出的謔詞，但第四十一回還真出現了一個“龜相公”，可以感覺到作者極富幽默感。本文所討論的馬流、崩芭和奔波爾灞、灞波爾奔也同樣令讀者捧腹，但與前者又有不同，如果我們知道了它們只不過是“猴”和“吐蕃人”的音譯，初讀時的諧趣便沒有了——或許，這篇文章本不該寫，因為保持朦朧、混沌帶來的幽默感可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