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平元年(前 74年)四月，年僅二十三歲的昭帝突然病死。昭帝無子，他的猝然離世令霍光和大臣們措手不及。國不可一日無君，然而，立誰為帝令霍光等朝臣十分為難。

武帝六子中，此時只有廣陵王劉胥在世，群臣都認為應立劉胥。但霍光不這么看，當初武帝放棄年長的劉胥而選擇昭帝，就是因為劉胥品行有虧。他和大臣們商議，立武帝之孫昌邑王劉賀。劉賀這年約十八九歲。

但事實證明，這仍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史書謂劉賀“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無)節”。做了皇帝，并沒有讓劉賀有所收斂。若僅僅是生活奢靡，也許并沒有太大問題，問題是這位新君急于擺脫霍光的控制，建立自己的執政班子。他將昌邑官屬全部征至京城，并超遷拜官。這讓霍光等朝廷舊臣十分不安。

霍光與幾位重臣密謀，以劉賀“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為由，請求皇太后廢黜劉賀。昌邑王即位僅二十七天，便被廢，他從昌邑帶來的二百余臣僚，除少數幾人外，悉數被殺。

選立新的皇帝再次被提上日程。由于武帝子孫零落，可供選擇的人并不多。這時，流落民間、身為庶人的衛太子孫劉病已進入了霍光的視野。

衛太子因巫蠱事件兵敗自殺，妻妾、子女均被殺，當時劉病已剛剛出生幾個月，被收獄中。廷尉監丙吉、掖庭令張賀等人可憐他尚在襁褓，派女囚喂養他，他才歷經磨難活了下來。昭帝時承認了他的皇室血統身份。

此時的劉病已年方十八歲。衛太子家族幾乎滅絕，劉病已在朝中無人可以倚仗而便于操控，這應當是霍光選擇劉病已的一個重要原因。

元平元年(前 74年)七月庚申，劉病已被迎入未央宮，當日便舉行了登基典禮，是為宣帝。第二年正月，霍光稽首表示要歸政皇上。宣帝謙讓表示一切仍需委任大將軍，結果一切都如昭帝時一樣，凡事先向霍光匯報，然后再向宣帝上奏。

宣帝生長于民間，史稱他喜游俠，斗雞走馬，游遍三輔地區。豐富的社會閱歷，加之天資聰穎，使得他比同齡人成熟、老練得多。他很清楚自己能否坐穩皇位，取決于霍光，昌邑王就是前車之鑒，因此對霍光恭敬有加。史載，宣帝即位拜謁高廟時，霍光隨從驂乘，宣帝感覺“若有芒刺在背”。后來車騎將軍張安世驂乘，宣帝“從容肆體”，才真正有了做皇帝的感覺。

地節二年(前 68年)三月，霍光病逝，宣帝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漢宣帝終于可以親理政事了。他自幼生長于閭閻，深知百姓艱難，故勵精圖治，希望百姓過上好日子。他宣布五天舉行一次朝會，聽取百官匯報，并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考核制度，信賞必罰。

為了廣泛聽取民意，打開言路，他允許吏民給皇帝上封事。所謂封事，就是將上呈皇帝的奏章裝在皂囊中，封緘其口，以免內容泄露。最初規定，吏民上封事必須一式兩份，其中一份標上“副”字，即為“副封”。

領尚書者先打開副封，如果認為內容不足取，可直接退掉，不呈給皇帝。這樣，封事能否呈給皇上，實際上是由領尚書的權臣決定的，這為權臣弄權、干政提供了條件。后來，在御史大夫魏相的建議下，宣帝廢除了“副封”制，解決了權臣壅蔽言路的問題。

宣帝認為治政的關鍵在于吏治，吏不清廉、公平，政治就會衰敗。而吏治的關鍵在于地方官，他經常對大臣說：“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每當任命州刺史、郡太守、諸侯王相等地方官時，宣帝都親自召見，詳細詢問執政方略，然后綜核名實。

治政確有成效的，就頒詔書加以勉勵、賞賜，朝官需要增補時，依次從這些人中遞補;有名實不符的，則予以處罰。每逢年初郡國上計(地方官員向朝廷上報一年的治理狀況)，宣帝都親自詢問地方官政令得失，了解民情。他反對頻繁調換郡太守，認為只有這樣，百姓才會有安定感，才會服從管理。

地節三年(前 67年)三月，宣帝下詔表彰膠東相王成“勞徠不怠”，八萬多口流民主動回鄉登記戶籍。表彰的目的顯然是向天下宣示，要大力推行循吏政治。

《漢書》中有一篇《循吏傳》。所謂循吏，唐代注釋大家顏師古解釋說：“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情也。”也就是世人所說的好官。《循吏傳》共收了六個人的傳，其中五人是宣帝時官，即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從這些循吏的事跡來看，主要是重視民生，大力推行教化，鼓勵農桑。

例如，龔遂任渤海郡太守時，為了扭轉當地的奢靡之風，規定每人必須種一棵榆樹、一百根薤、五十根蔥、一畦韭菜，每家養兩頭母豬、五只雞。見到有人佩帶刀劍，就質問他：“何為帶牛佩犢！”讓他賣了刀劍買牛、牛犢。雖然當時就有人說這些循吏的政績中有虛假的成分，但總體上說，宣帝時的吏治在西漢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都值得稱道。故《循吏傳·序》說：“漢世良吏，于是為盛。”

自武帝以來，盛行嚴刑峻法，“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后患”。律令煩苛，“文書盈于幾閣，典者不能遍睹”，經常出現“罪同而論異”的情況，更為奸吏弄虛作假提供了條件，“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廷尉史路溫舒因此上書，認為只有“省法制，寬刑罰”，才可興太平之風。宣帝深以為然，十二月下詔置廷尉平四人，取公平之意。并且，每到季秋審核地方上交的疑案時，宣帝都親臨宣室，齋戒判案，人稱公平。

接著，宣帝公布了一系列減免刑罰的措施。

地節四年(前 66 年)九月，為了鼓勵孝道，下詔子女包庇父母、妻子包庇丈夫、孫子包庇祖父母罪行的，都不治罪。這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元康二年(前 64 年)夏五月，宣帝再次下詔斥責一些地方官舞文弄法，欺上瞞下，明令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

也是在這年五月，宣帝下詔將自己的名字“病已”改為“詢”。因為自秦始皇以來，皇帝的名字要行避諱，“病已”兩字是常用字，難避諱，百姓上書經常因忘記避諱而被治罪。宣帝為了方便百姓，決定更名為“詢”，并下詔，以前因觸諱治罪的，一律赦免。

元康四年(前 62年)春正月，宣帝下詔：年八十以上的老人，除誣告、殺傷人外，其他一切罪行都免于刑罰，以終天年。由于政通人和，風調雨順，連年豐收，這一年谷價降至一石五錢。

但宣帝并非一味施行仁政，而是因地因時制宜，在大力推行循吏政治的同時，也在三輔等官僚、豪強勢力盤踞的地區，重用以“任刑罰”出名的能吏。例如，《漢書·循吏傳》談到宣帝時的官吏時就說，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等，“皆稱其位，然任刑罰”，嚴厲打擊豪強勢力、貪官污吏。由于他們不擇手段，不避權貴，故多不得善終。

宣帝晚年，曾與后來的元帝、當時的太子劉奭閑聊。劉奭批評宣帝“持刑太深”，認為“宜用儒生”。宣帝勃然作色道：“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并感慨道：“亂我家者，太子也！”

所謂王道、霸道是古代人對君主兩種不同統治方式的稱謂。古稱有天下者為王，諸侯之長為霸。春秋戰國時期，統一成為大勢所趨，故當時人推崇夏商周三代之政，稱王道，認為這是一種以仁義道德教化治理天下的方式;而將春秋霸主憑借武力、刑罰、權勢等進行統治的方式稱霸道。

但事實上，治理國家必須兼用霸、王兩道，不可偏廢，否則國家必然大亂。宣帝深明此理，“霸王道雜之”正是對宣帝政治的最貼切解讀。

在西域和匈奴問題上，宣帝同樣取得了巨大成功。

蘇武， 漢武帝天漢元年(前100 年)出使匈奴，被扣留，在北海(今貝加爾湖)牧羊，歷經十九年，于昭帝始元六年(前 81年)返回長安。

昭帝時，匈奴貴族因爭奪單于位連年內戰，開始衰落，由于自顧不暇，對西域的控制也逐漸削弱。漢武帝末，李廣利出征大宛后，開始在渠黎(今新疆輪臺東南、尉犁西北)設校尉，進行屯田。漢與匈奴以車師(今新疆吐魯番西北)為中心，展開了對西域的長期爭奪。

宣帝時，侍郎鄭吉領渠黎屯田，后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的南道。神爵年間，匈奴再次內訌，日逐王先賢撣率部一萬余人投降漢，鄭吉率部接應。匈奴在西域的勢力受到重創，漢重新奪回車師。神爵二年(前60 年)，漢在車師都城烏壘城(今新疆輪臺東北)正式設立機構，并護車師以西的北道，號“都護”府。西域都護府的建立，標志著西域正式成為中國的行政管理區。

五鳳年間(前 57—前 54年)，匈奴分裂為五單于，后兼并為南北兩部。南部呼韓邪單于為了求生存，向漢稱臣歸附，并于甘露元年(前53年)遣子入侍。

甘露三年(前51年)正月，呼韓邪單于親自入長安朝見漢天子，漢宣帝在甘泉宮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宣帝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之上”，并頒賜黃金質“匈奴單于璽”，以冊封形式承認呼韓邪為匈奴的最高首領。呼韓邪擔心受到北匈奴郅支單于的攻擊，希望留在保祿塞(今內蒙古包頭西北)，為漢保衛邊塞。漢匈結束了近一百年的戰爭關系，進入一個全新的友好相處的歷史時期。兩年后，即黃龍元年(前49 年)，呼韓邪再次入長安朝見宣帝。

此年年底，宣帝病逝于未央宮，結束了二十五年的統治。漢宣帝被后代尊為中宗，意謂中興之主。漢宣帝對內輕徭薄賦、整飭吏治，對外安定邊疆，將西域正式納入中國版圖。眾多功績使得他與高祖劉邦、文帝劉恒、武帝劉徹并列，成為西漢正式擁有廟號的四位皇帝之一。

漢宣帝和他的前任漢昭帝共執政三十八年，踐行漢武帝后期的休養生息政策，政治清明，呈現出“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的和諧繁榮景象，后代歷史學家稱之為“昭宣中興”。

從漢武帝發布“輪臺詔”到漢昭帝時期的“鹽鐵會議”，再到漢宣帝的“霸王道雜之”，從積極有為到休養生息，漢帝國的統治者們艱難地抉擇著歷史的方向。大漢帝國在輝煌與危機轉圜之際的這一次平穩過渡，注定在時空長河中留下悠遠的記憶。昭宣時代，為歷史勾勒出了一個強大王朝的溫和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