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年間，湖北麻城縣發生了一起不可思議的冤案———“殺人犯”即將伏法，其被指控殺害的對象，卻突然歸來。這一切，詳見清人袁枚所作《書麻城獄》。

先是，當地人涂如松與妻楊氏不合，有天楊氏忽不知去向，其弟楊五榮疑心是涂如松殺之，四處訪問。無賴趙當兒稱聽過涂如松殺妻的事，楊五榮遂拉之赴縣衙告狀，但沒證據，案不能興。此時的楊氏，實藏在當地生員楊同范家中，后者正是此案的幕后推手。

過了一年，某鄉民埋在河灘的死僮，因土淺，尸體露出，被狗啃殘，地保應求往驗，忽然雷電大作，半途而返。楊同范聽說，認為機會來了，就與楊五榮謀，將此殘尸認作楊氏。性別不對怎么辦？沒關系，賄賂仵作，直接報為女尸。又過幾天，尸體越發腐爛，更不可辨，遂草殮。之后楊同范、楊五榮率幾十人哄鬧于場，誣涂如松殺妻。此事驚動當時湖廣總督邁柱，令廣濟令高仁杰重審此案。

于是涂如松被逮系，惡遭刑訊逼供，“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跽，肉煙起，焦灼有聲，雖應求不免，不勝其毒，皆誣服”。可那尸體本是男子，無發、無腳指骨、無血裙褲，怎么辦？又逼涂如松取呈。涂如松此時已是半死之人，只好胡亂指認。初掘一墳，得朽木數十片;再掘一墳，見長髯、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后終于掘得一墳中有尸，足穿弓鞋，是女人啦！官吏大喜，可轉眼一看，髑髏上白發蒼蒼，年齡顯然不對，又驚棄之。

麻城無主之墓，前后挖掘不下百座，仍不獲。每挖一座，找不到尸體，就又嚴刑拷打涂如松。涂如松的母親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就剪下自己的頭發，去掉白發，僅留黑發為一束;又找鄉人李獻宗的妻子，刺臂出血，染一褲一裙;再開其亡兒棺，取腳指骨湊聚;將上述諸物，埋在河灘，然后引衙役往掘。

果得，獄具。但黃州知府蔣嘉年召他縣仵作再檢，都說是男尸，高仁杰為免責，又詭稱尸骨被換，求再訊。正好山洪暴發，沖走尸體，沒法再驗。總督邁柱竟以涂如松殺妻、官吏受贓，擬斬絞奏。

事至此，涂如松殺妻似成鐵案，不料峰回路轉。涂妻楊氏偶然為楊同范鄰居太婆撞見，縣令陳鼎得知，率快手徑入楊同范家，找到楊氏。麻城人數萬歡呼，隨之至公堂。縣令召涂如松認妻。楊氏一見其夫狀貌焦爛如鬼，忍不住上前抱頸大哭：“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堂下民皆雨泣。楊五榮、楊同范等叩頭乞命，無一言，后皆得誅。涂如松無罪開釋，其時已被拘押多年，反復受刑若鍋中烙餅，早已不成人形，也沒得到什么國家賠償。

涂如松冤案，又見清光緒八年的《麻城縣志》，與袁枚所記有不同，似冤中有冤，案中有案，然涂如松冤情及受刑經過，大略相仿，此文姑不細辨。

麻城冤案，只是清代刑訊逼供造成冤獄之冰山一角。清代刑訊逼供蔚然成風，晚清重臣劉坤一、張之洞在一份變法奏折中，即直陳其酷：“敲撲呼號，血肉橫飛……反覆刑訊，拷訊之慘，多人拖累，則有瘐斃之冤。”乾嘉一代名幕紹興汪輝祖在其著作中也屢有檢討，他說，對于盜賊，“一經到案，必須察言觀色，究出真實賊證，方可定案。不可輕用刑訊，致有冤抑”，又說，“盜賊輾轉攀援，未必盡出有意誣人，或自分必死，或畏刑難甚，隨口供指，冀延殘喘者，大約十居六七”，可見刑訊逼供造成冤假錯案的可能性，實在極高。

針對刑訊逼供，錢鍾書曾分析說：“信‘反是實’而逼囚吐實，知‘反非實’而逼囚坐實，殊途同歸。欲希上旨，必以判刑為終事。斯不究下情，亦必以非刑為始事矣。”寥寥數語，道出要害。所謂“反是實”，典出《舊唐書》，乃是酷吏來俊臣發明的十種大枷之七，意思是一戴上它，你就不得不承認自己謀反是實，誅滅九族也得認。在此處，錢鍾書是一語雙關。

若進一步討論，清代刑訊逼供盛行，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清代(乃至整個古代)沒有無罪推定的法律思想與法律原則，嫌犯往往處于須自行舉證的倒置狀態，而官方對嫌犯，也通常是預設其“有辜”。此外，清沿明律，規定“于人臀腿受刑去處，依法決打，邂逅致死，及自盡者，各無論”，又規定“強盜、命案，證據以明，被告不吐實情，準用夾訊”。清律的附例還規定：“若因公事干連人犯，依法拷訊，邂逅致死，或因受刑之后因他病而死者，均照邂逅致死律論。”這無異于立法支持刑訊逼供了。

第二，清代的地方司法系統，沒有現代的公檢法之分。事實上，從執行逮捕到立案偵查，再到庭審，都是州縣官“一人政府”領導下的甚至是同一個班子來進行。律師辯護制度更是奢談，所謂訟師從來就沒有當庭辯論的資格，其合法性也堪憂。如此，嫌犯很難得到可助其避免刑訊逼供的程序正義保護。

第三，清代州縣官的審訊技術，簡陋得如同還停留在初民社會。來自《周禮》的所謂“五聲聽獄”，仍為多數人奉為教條，即“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這種方法帶著濃厚的主觀傾向，顯然缺乏嚴格的法理邏輯。而在依靠“五聲聽獄”不能得到滿意供詞的情況下，無論清官還是濁吏，可能都只好求助于“給我大打五十大板！”

第四，清代州縣官員好用刑訊逼供，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清代文官人手嚴重不足，已有眾多學者指出，姑不多論。清代審案期限又極為嚴格，這讓本就人手不足的地方官員，尤其措手不及。據《清史稿·刑法志》，尋常命案限6月，其中州縣須3月內結案解府州，府州一月內解司，司一月內解督撫，督撫一月內向皇帝咨題;盜劫及情重命案、欽部事件并搶奪掘墳一切雜案，時限更短，僅4月，其中州縣須2月內解府州，府州20日內解司，司20日內解督撫，督撫20日內咨題。重大案件的結案時限，反較普通案件為短。

官員若違反審轉期限，將直接面臨“罰俸”、“降級”等行政處罰，若遭彈劾，有時還會得到更嚴厲的處分。如此，官員尤其是地方基層官員，只好化壓力為暴力，將嫌犯一拷了之。

此外，清代吏治之貪瀆腐敗，眾所皆知。因利益關系或權力傾軋而鍛造冤獄，亦屢出不鮮。而在每一個冤獄中，都難免徘徊著刑訊逼供的幽靈。說到底，清代刑訊逼供的本質，就在于缺乏對個體權利的認同與保護。哪怕是一個犯罪嫌疑人，也有其天賦人權，刑訊逼供則挑戰乃至踐踏了此種天賦人權。這既是庶民的悲劇，也是王朝的悲哀;既映出草芥之民的渺小卑微，也襯出官僚機器的冷血強大;既留下炙烤民權的殘痕，也攝下濫施公權的影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