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度”決定之下，皇族們展開了激烈的生殖競賽。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孫已繁衍至100萬人之多。作為大明王朝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皇族確實是“最幸福”的群體。但李自成兵鋒所至，朱姓王爺幾乎沒有人能活下來。明皇族兩百多年的狂歡宴席，原來不是免費的……

明皇族的人口爆炸

大明弘治五年底，山西巡撫楊澄籌向皇帝匯報了一個令人吃驚的消息：居住在山西的慶成王朱鐘鎰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紀錄，截至這年8月，他已生育子女共94名。

朱樘覽奏只能苦笑著搖搖頭。他有點好奇，這些王爺能記清自己的兒女嗎？

這確實也是明代中葉以來許多王府遇到的難題。慶成王的兒子們也大多繼承了父親出眾的生殖能力，比如他的長子的兒女總量后來也達到了70人。慶成王在兒女數創紀錄的同時，孫子輩的人數已經達到了163人，曾孫輩更多達510人。就是說他的直系后代這一年已達767人，再加上眾多的妻妾女眷，整個慶成王府中，“正牌主子”就1000多人。慶成王肯定無法認全記清所有家庭成員。除非給兒孫妻妾們編號統計，否則很難想象他如何管理這個龐大的王府。

正如朱樘所料，朱鐘鎰生殖冠軍的稱號不久之后就被他的一位后代，也就是另一位慶成王所奪取。這位慶成王光兒子就多達一百余人，以致出現了這樣的尷尬場面：每次節慶家庭聚餐，同胞兄弟們見面，都要先由人介紹一番，否則彼此都不認識。正所謂“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到了正德初年，慶成王府終于弄不清自己家的人口了，焦慮地向皇帝上奏：“本府宗支數多，各將軍所生子女或冒報歲數，無憑查考，乞令各將軍府查報。”

慶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長，僅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個縮影。朱元璋建國之初，分封子孫于各地，“初封親郡王、將軍才四十九位”。這些王爺好比種子，一二百年過去后，在各地繁衍出的數量十分驚人：山西一省，洪武年間只有一位晉王，到了嘉靖年間，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增長到1851位。洪武年間河南本來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萬歷年間，已有了5000多個皇族后代……據明末徐光啟的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數每30年左右即增加一倍。而當代人口史學者推算的結果是，明代皇族人口增長率是全國平均人口增長率的10倍。查明代皇家檔案也就是玉牒上正式收錄的人數，洪武年間是58人，到永樂年間增至127人，到嘉靖三十二年增至19611人，而萬歷三十二年又增至8萬多人。陳梧桐《洪武皇帝大傳》這還僅僅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級皇族數目，不包括數量更多的底層皇族。據安介生等人口史專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孫已繁衍至近百萬人之多。

與此相對照，雖然“愛新覺羅”氏不是從努爾哈赤算起，而是從其父塔克世算起源頭數量比明王朝多了數倍，而且明清兩朝的存活時間大致相當，但清朝末年愛新覺羅氏的成員數量是29000人。

事實上，朱元璋子孫數量的急劇膨脹不但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也是世界人口史上的一道風景。各地長官驚慌地發現，本省的財政收入，已經不夠供養居于此省的皇族。

朱元璋種下的惡果

人口如此急遽膨脹，是由于背后強大的制度驅動。

朱元璋在歷史上留下的形象至為冷酷。他對百姓、對大臣、對故交、對妻妾，都冷血無情。唯有在自己的子孫面前，他卻滿面慈祥，溫柔體貼得無以復加。為了確保子孫們生活幸福，他絞盡了腦汁。

開國不久，還沒來得及大封功臣，他便急不可待地把所有兒子都封為親王，雖然他最小的兒子那一年剛剛一歲。他規定皇族子孫不受普通法律約束，不歸當地官府管制。諸王的府第、服飾和軍騎，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見了都要“伏而拜謁”。

朱元璋給大明王朝的官員們制定了中國歷史上最低的工資標準，給自己兒孫們制定的俸祿標準卻唯恐不厚：皇子封為親王后年俸萬石，是最高官員的近七倍，還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種賞賜。為了讓后代們充分享受幸福，他規定皇族不必從事任何職業。每一個皇族后代，所有消費需要都由國家承擔：10歲起開始領工資享受俸祿，結婚時國家發放房屋、冠服、婚禮費用。死時還有一筆厚厚的喪葬費。這種無微不至的“愛護”，在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以至于明人不禁感慨，“我朝親親之恩，可謂無所不用，其厚遠過前代矣”。

朱元璋的皇族政策，只有一個漏洞，那就是他幻想著可以通過藩王掌握軍隊來捍衛朱家天下的安全，結果自永樂年間起，親王引兵作亂不斷。此狀況導致明朝歷代皇帝不斷致力彌補這個漏洞。皇帝們一方面保證皇族生活的窮奢極欲，另一方面則極力強化對皇族特別是藩王的控制。到明代中后期，這種控制達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為了怕王爺們聯合地方勢力作亂，后代皇帝規定，親王們終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若想出城遛遛彎，得專門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遞出申請。如果沒有皇帝的親自許可，親王連出城掃墓都不行。為了防止親王們有串通的機會，后代皇帝又規定，親王們終生不得相互見面，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見”。

在這種情況下，各地王爺們被剝奪了幾乎所有的自由，成了高級囚徒。由于不能從事任何社會職業，他們增加收入只有一個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因為多生一個孩子，國家就按等級多發放一份俸祿。所謂“宗室年生十歲，即受封支祿。如生一鎮國將軍，即得祿千石。生十將軍，即得祿萬石矣……利祿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廣收妾媵，以圖則百斯男。”

“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在“制度”決定之下，明代中后期開始，皇族們展開了激烈的生殖競賽。各地王爺們在床上拼命播撒種子，為了多生孩子招納妻妾，強搶民女。他們把妻妾們的生理期編列成表，按期臨幸，以求提高效率。在緊鑼密鼓的床笫戰爭中，生育紀錄一次次被刷新……

地方最賺錢的行業，都被皇族壟斷

多子多福，本來是中國人的不二信條。揮霍和生殖，又是朱元璋給自己子孫規定的光榮任務。所以，朱氏皇族生得理直氣壯，生得光榮坦蕩，生得痛快淋漓。然而，對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員來說，皇室生育紀錄的一次次刷新，可不只意味著為茶余飯后的八卦閑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著每個老百姓負擔的一次次加重。

王爺的增加，必然導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擴大。天下最好的土地越來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葉之后，全國人均土地不斷下降，而同時，皇族占有土地卻迅速擴大。許多王府擁有的土地動輒萬頃：景王、潞王在湖廣等地莊田多達4萬頃，福王莊田2萬頃，桂王、惠王、瑞王的莊田各3萬頃。吉王在長沙，有地七八十萬畝，長沙、善化兩縣田地的40%也歸吉王所有。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歸各王府所有。

皇族們的俸祿直接來自各地的財政收入，皇族人口的幾何式增長，意味著財政支出幾十倍、上百倍的增加。山西晉王府，明初只需年俸1萬石，到了嘉靖年間，增長到87萬石。河南周王府，由1萬石增長到69萬石。湖廣楚王府，由1萬石增長到25萬石……國家財富分配中，權貴們的比重迅速擴大，而底層百姓的生存空間不斷被壓縮。

這片江山上的億萬人民存活的真正意義，歷來就是給一家一姓提供膏血。這本是中國政治的題中應有之義，大明王朝的臣民對此也充分理解。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離譜造成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從明代中期開始，各地的長官驚慌地發現，他們本地的財政收入，已經不夠供養居住在本地的皇族。比如山西地方財政收入為152萬石，而山西王爺們每年消耗的俸祿為312萬石。河南年財政收入為84萬石，而需要供給王爺的是192萬石。嘉靖年間的大臣們紛紛焦慮地指出，不久之后，以中國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舉全國之力，也無法養活這一家一姓的荒唐場景：“王府將軍、中尉動以萬計，假令復數十年，雖損內府之積貯，竭天下之全稅，而奚足以贍乎？”“將來圣子神孫相傳萬世，以有限之土地，增無算之祿糧，作何處以善其后？”

這僅僅是皇族們招致民怨的一個原因。事實上，中國老百姓都特別“通情達理”。江山是人家老祖宗提著頭打下來的，是用千萬個人頭換來的。所以，人家的后代享受一下特殊待遇，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問題是，國家規定已經如此優厚，皇子龍孫們猶有不足。他們運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響力，把觸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領域，無利不取，無所不為：

皇族往往與巨商相勾結，進行行業壟斷。這些親貴利用自己的關系，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轉手批給商人，再從商人那里分得巨額利益。地方上所有最賺錢的行業，都被其壟斷。許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權，控制了當地的食鹽銷售。他們不顧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鹽價，以致最底層的老百姓長年買不起鹽吃。

所有稀缺的自然資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礦山，只要證明有利可圖，皇族就會通過向皇帝乞請或者巧取豪奪的方式，搶占到自己手里。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縣中極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賜給福王兩萬頃土地，本來定在河南，但河南好地圈盡仍然不夠，不得不跑到湖廣、山東去圈占最好的良田。所以史書說，有明一代“占奪民業而為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勛戚、中官莊田為甚”。

各地王爺經常向皇帝哭窮，索要各種特利。許多地方的收稅權陸陸續續劃歸了各地王府：周王擁有開封的稅課權，潞王占有河泊所26處，潞城縣的商稅被賜給了清源王，屯留縣的則歸遼山王所有。平遙王說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寬裕，皇帝命令，把黎城縣一年的商稅劃給他……

通過種種巧取豪奪，皇族們山積了天下最多的財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貨賂山積”，金錢百萬。陜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擁貲數百萬”。大同的代王，居然擁有房屋1060所……

壟斷集團暴利滾滾的直接后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頓。從明代中期開始，歷代皇帝不斷通過“加派”等手段，將宗藩費用進一步轉嫁到人民身上。原本負擔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農民甚至“廢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國之祿”……

特權庇護：皇族成為黑勢力保護傘

以上種種，畢竟還屬“合法”或者符合“潛規則”。然而這仍然不能滿足皇族們的欲望和沖動。在缺乏約束的情況下，特權總要走到極端。明代皇族超出法律之外的為非作歹窮兇極惡為他們積累了更大的民怨。

雖然國家明確規定皇族不得干涉地方政務，但許多皇族都涉足地方事務，一旦有求不遂，就依仗自己的龍子龍孫身份對地方官員橫加欺凌。代王府的輔國將軍因為不滿縣官處罰他的仆人，公然當眾毆打知縣。晉王府的河東王等人辱罵毆打地方官更是常事，所謂“挾奏有司，擅入府縣，凌辱毆置，習以為常”。嘉靖三十七年，寧化王府的宗儀，也就是小小管家，竟然動手毆傷了堂堂布政使這樣的朝廷大員：“求索祿糧不遂，圍布政司門，毆傷左布政使劉望之。”

因為享有司法特權，有罪時“罰而不刑”，許多王府成為地方黑惡勢力的保護傘，甚至自身也淪為黑社會頭目。嘉靖五年，慶成府的輔國將軍藏匿大盜被人告發;隆慶二年，方山王府鎮國中尉朱新垣“與群盜通，劫掠商貨”;襄垣王府的輔國中尉、昌化王府的輔國中尉都“私出禁城為盜”，公然殺人劫財……

至于強搶民女之類的經典橋段更是無地無之。在特權庇護下，皇族已經淪為大明社會道德水準最為低下的一個群體。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載倫，“有美女子過府，掠入與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與虎”。山民王朱企禮在武岡州“前后奪民妻女無算”。武邑王在父喪期間“居喪無禮，置酒作樂，召妓者歌舞，極諸淫縱，內使諫者，輒非法拷掠，或觸其怒，以石鼓壓胸，囊沙覆口，死者數人”……

兩百年的狂歡宴席原來不是免費的 最好

雖然民怨深重，各地皇族們絲毫不予理會——拼命享受，就是對列祖列宗提頭血戰最好的回報。作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在大明王朝，皇族確實是最幸福的群體。兩百多年的飛揚跋扈、狂吸痛飲，high到極點，享受到巔峰了。

可惜，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李自成、張獻忠等明末“七十二家”起義軍縱橫大地之后，朱元璋的子孫們突然發現，他們的宴席不僅僅是被打擾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遠終結。更可怕的是，他們到這個時候才發現，這場兩百年的宴席不是免費的，結賬的時候到了。這些姓朱的親王、郡王、將軍們，是農民軍最有興趣的獵物。大大小小的農民軍所過之處，皇族均在劫難逃。那些各地最壯麗的王府，在連綿全國的戰爭中，幾乎無不灰飛煙滅。據太原總兵姜親見親聞，農民軍“凡所攻陷，劫掠焚毀，備極慘毒，而宗藩罹禍尤甚”。

讓我們先來看看皇族人口增長最快的山西。明末山西有晉王、代王兩大藩王和西河王等多位郡王，皇族多達數萬人。崇禎十六年，李自成揮軍進入山西，每到一地，首先捕殺皇族。起義軍攻陷山西平陽后，“西河王等三百余人遇害”;攻占汾陽后，也首先搜殺“宗紳”，以致“彼汾一方，幾成羅剎鬼國”。

崇禎十七年初攻克太原后，李自成軍“捕晉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殺之”。這四百余人都是晉王一系的高級皇族。接著，因為“恐中低層宗人為變，閉門搜捕，得千余人，殺之海子堰，若殲羊豕”。經過這兩次殺戮，山西晉王宗室中的主要人物被殺殆盡。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軍又攻取大同。6天之內，代王朱傳齊以下的4000多名諸王宗室皆被殺。其他郡王也幾乎沒有幸免。姜在啟本中說：“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約計肆千余，闖賊盤踞六日，屠戮將盡……”綜計以上數次，李自成軍僅在山西一地，就殺掉朱姓子孫10000多人。

山西一地僅是縮影。事實上，盡管李自成以“不嗜殺”聞名，但是他兵鋒過處，那些朱姓王爺幾乎沒有活下來的。

而張獻忠軍本以玉石俱焚為特長，所到之處，諸王掃滅，更是題中之義。與眾不同的是他在殺法上常有新創意。崇禎十四年二月，他攻取了襄陽，執襄王朱翊銘于南城樓。朱翊銘跪地乞生，張獻忠賜給了他一杯酒，說：“吾欲借王頭，使楊嗣昌以陷藩伏法。”接著“殺之城上，焚城樓，投尸于火”。

崇禎十六年五月，張獻忠克武昌，俘獲楚王朱華奎。這次，他想出了另一個新花樣——活沉西湖，宮殿樓閣近千間也被付之一炬……

與和平時期皇族的生育率最高相匹配，在明末戰亂之中，皇族的死亡率也創了社會各階層之最。明末起義軍誅戮明皇室成員，一個最大的特點是堅決、徹底。只要是朱元璋的后代，不論主動投降還是被動俘獲，不論立地不跪還是苦苦求生，不論拒不交待藏寶地點還是痛痛快快地獻出所有財富，結果都是一樣：一律誅滅。史書中涉及王府在兵鋒下的遭遇，所用的詞都是“盡”、“皆”、“合族”：張獻忠攻占常德，“榮王宗室殆盡”。攻克重慶，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盡殺之”。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史家總結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是朱姓者，盡皆誅殺。”

明皇族兩百多年的為所欲為，積累了太多的民憤。他們已經完全站到了普通民眾的對立面，不得不以自己這一代的鮮血和生命，為自己，也為以前數十代的“幸福生活”付賬，就像以前每一個王朝的末期一樣。

但不要忘了，朱元璋正是高舉“打倒元朝特權階級”的大旗建立了明朝。明王朝這座大廈建立的地基，正是元王朝巨室、權貴、官宦之家的累累尸骨啊。